“礼仪之争”影响下的东学西传

更新时间:2024-03-0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8596 浏览:132340

摘 要:中国的“礼仪之争”可以算作是东学西传的起始点,最早在17世纪后半期就对法国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有影响.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传教士成为论争的主力军,他们开始大量的查阅和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这就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在法国广为传播,并进而影响法国文学.本文就从礼仪之争影响下东学西传这个切入点入手,分析中国文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西方启蒙文学有影响并且思考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关 键 词 :礼仪之争;启蒙文学;影响程度;形成原因

作者简介:

李贵森: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学科负责人 ,硕士生导师.

邸馨瑶:中国传媒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2013)-18--02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开了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这场长达百余年的争论发生在17世纪至18世纪中期,争论开始于在华传教士内部以及传教士和罗马教廷之间,最后扩展到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的冲突.总的来看贯穿整场争论始终的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交流背后潜在的冲突与不融合.

158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为了可以更快地融入中国社会,方便其展开传教事业,利玛窦于1594年蓄发留须,穿上了儒家的服饰,称呼自己为“西儒”,这样就拉近了自己与中国文人的距离,使中国人接受这样一种天主教与儒家学说并不对立的思想.利玛窦在中国的28年里,带领耶稣会一直在中国的儒学和天主教教义之间寻找共通性,他所确立的合儒政策为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耶稣会的传教策略违背了天主教的一神原则,因此在利玛窦去世以后就引发了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

17世纪后半期由于礼仪之争的影响,中国文学典籍的译本和相关的论著在法国盛行.法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贝尔就阅读了关于中国礼仪方面的文章,大受启发.1692年,贝尔出版了《历史批判词典》,书中写到“中国人所信仰的至高至善的‘神’,实际上是构成世界物质的中心,换言之,神即是世界尽善尽美之‘天’的中心而已”,并且直接引用孔子的无神论来反击基督教以及以基督教为主的专制政治”.[1]18世纪初,礼仪之争到达了白热化时期,这种文本争论使东学西传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以1700年为例,这一年耶稣会士关于礼仪之争的文本有9部在欧洲出版,为其他任何一个年份远远不及.而且从耶稣会士所研究的中国经典内容来看,显然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思想为主.单是《五经》一套就有10个人翻译了十五部.”[2]争论的内容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礼仪本身的范畴,涉及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道德等方面的内容.1719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派遣嘉乐来中国缓和礼仪之争造成的僵化局面,想以低姿态来换取我们皈依天主教的目的,但是康熙皇帝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此后的传教事业也并不尽如人意.终于在1742年与1743年罗马教廷颁布教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旭皇帝也对此极度不满,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自此,这场礼仪之争就这样收尾了.

文学巨匠伏尔泰的自然神观就是受到了中国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孔子提倡中国人尊崇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诏书中都这样写:“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祈祷必受天佑,为恶必遭天谴.”中国人崇敬创造万物的永恒造物主.[3]因此伏尔泰认为中国人信仰的“上帝”就是他自身所倡导的自然神,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儒学思想就是自然神论在现实世界中的体现.对中国文明及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给予中国很高的地位.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单独列出了一章写中国的礼仪问题,他称赞中国在道德与治国方面堪称先驱,夸赞中国的同时用此结论来讽刺路易十四推崇,又不懂得治理国家.同时在该书中他也称赞中国的雍正皇帝重视君主道德,因为当时雍正皇帝颁布了各地重罪案件必须经过皇帝亲自御览的命令,这在伏尔泰看来正是他所推崇的开明君主的表现.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自己思想理论的灵感.1713年,24岁的孟德斯鸠经常与巴黎外方传教会接触,在梁弘仁的引荐下与黄嘉略多次会面,先后整理成了会谈记录《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几点评论》对孟德斯鸠日后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在这篇记录里,孟德斯鸠研究了程朱理学的世界观以及政治理论,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得到启示”,[4]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他提出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之物都有自己的法,比如动物,人类,上帝均有自己的法.“法”被孟德斯鸠作为自己整体思想的基础.同时他又看到了中国儒家精神中“德治”的现实意义,他认为中国受儒家思想的教化根深蒂固,家庭观念和儒家礼教刻在中国人的心中并且成为一种习惯.在这个原因下,孟德斯鸠称赞道“中国人家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5]在《波斯人信札》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直接描绘了中国事物,比如该书第119封信中说: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法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祇,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孟德斯鸠笔下这么精准的描写就是与传教士黄嘉略有直接关系,书中的主人公于斯贝克便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另一个启蒙团体百科全书派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代表人物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第一部分就指出“不是国家属于君主,而是君主属于国家”,这就与朱熹提出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典籍中蕴含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容都是法国启蒙思想中推崇的一些内容.


启蒙主义时期的文学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表现出了自己的新特点.形式上走平民化的路线,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来变现现实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反映生活,具体描述生活,而且对它进行分析和议论,因此作品带有哲理性.为了便于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还创作出了许多新的文学体裁,如哲理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教育小说、正剧等.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并没有在体裁上对启蒙文学产生任何影响,礼仪之争带来的影响仅仅停留在浅层的文本内容上,并没有深入到形式上.比如拿18世纪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为例,传教士马若瑟的法译本以“宾白为主,诗云之类的刊落大半,至于曲子则一概不译,只标明谁在歌唱.对词曲小道,不很内行,为了省事,没有全译.因此马若瑟译的《赵氏孤儿》,只是大体保存了原作品的轮廓,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可见一个外来文化的思想内容远比它的形式便于接受,当时元剧的说唱传统,它的结构体制,它的表演方式都属于不易理解的东西,更是难于移植到法国文化中.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倾向有关系.当时的罗马教廷,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及多明我会等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他们研究中国典籍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的在中国传教,实现他们“中华归主”的美梦.所以透过礼仪之争的最后结局,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人完全是按自己的文化尺度来衡量一切的,对于域外事物仅停留在感兴趣的阶段,并没有脱离惯用的尺度去接受和吸收.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对法国启蒙文学的影响也无法深入到表现形式上.

如前所属,礼仪之争的确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这场文化之争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来自基督教文化的碰撞,客观上极大的沟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第一次使双方近距离的彼此接触.在华的各个修会都会派出去一些人员前往法国游说,在法国就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文学影响仅仅局限在思想内容,并没有深入到体裁与形式.我想也正是由于这一缺陷,导致了中国后来东学西传止步不前的原因.

注释:

[1]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张国刚,吴利苇:《礼仪之争对中国经典西传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伏尔泰:《哲学词典》,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张品端:《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载《东南学术》2004第2期

[5]Montesquien,Pensees et Spicilege(Paris:Robert Laffont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