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更新时间:2024-03-1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5026 浏览:116952

【摘 要】近年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话题是学术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然而,关于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及其起源,却是人言言殊.本文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既包括内容层面,也包括形式层面.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不仅要看到五四,更要上溯到晚清.本文拟从晚清至五四的言文一致运动——即形式现代性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关 键 词 】中国文学;现代性;言文一致运动

“现代性”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中,出现得极为频繁.近年来,它也频频出现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并不断引起关注与争论.一般认为,现代性是与现代化相联系的.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它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物质经济、制度规范、价值取向,思想意识、精神心理等所有领域,并使那种合理化的科学和工业主义精神渗透、体现于这所有领域中.而现代性(modernity)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从现代性角度考察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形态变迁,曾经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政治模式的一个重大策略,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性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整个80年代,王瑶先生曾在一些场合经常强调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内涵问题――所谓“现代文学”,“就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的文学;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就是、科学以及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1]他从“语言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层次总结五四追求的现代性,强调“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 [2].尽管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评价不一(如关于近代性与现代性的论争),但是,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如王瑶所述)仍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意见.而且,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更多的学者把目光回溯到晚清,并以此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源头.(如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等).本文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边界的适当拓展是必要的,因为“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的界标和起点,但“五四”并非空穴来风,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渐近的过程,而且,实际上在晚清文学中就已孕育着“五四”文学革命的萌芽,并带有现代文学的某些过渡性质和特征.关于晚清至五四这段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近年来学术界已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汪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研究等).但这些研究大都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而对文学形式方面的问题(如叙事方式、表现手法、语言工具等)谈得不多或重视不够.本文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如、科学),更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文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就十分重视形式对文本的重要意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晚清:言文一致运动的开始

语言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言文统一,或者说是文言与白话的关系问题.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 要 ,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言语方式已经发展而文确只能尊古,言文分离从此开始.东汉王充起而提倡文学语言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他认为书面语言与口语应当统一.但王充的提倡并没能阻挡言文分离的趋势,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文言文与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在世界各民族语言发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唐宋以来,白话书面语有所发展,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市民及业主阶层的出现,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章回小说逐渐兴起.不过直到清代,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内,作者也不被视为文人.

到了近代,儒化的文言文再也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因此,改革这一文体形式,逐渐被提上日程.近代文体改革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启蒙运动而展开的.最早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的是诗人黄遵宪.他出使美国、日本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兴旺发达,教育比较普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字合一.而中国则由于语言和文字的分离,使很多人不识字、无文化,成为愚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变革中国文体的倡议:“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欲令天下之工农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遵宪的这一倡议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响应.此后,谭嗣同、梁启超、荻葆贤、王照、陈荣衮等人也相继提出了“言文合一”等使文字通俗化的主张.1898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在对文言和白话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大胆明确地提出了“废文言而崇白话”的主张.他认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文言可敝人之“聪明才力”,白话却具有“免枉读”,“省日力”,“便幼学”,“便贫民”等诸多方面的优长.为此,他认为应该迅速进行一些实际的工作,“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月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农工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两年,终身受用不尽.”裘廷梁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理论纲领.1900年,陈荣衮发表题为《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主张报纸改用白话,即可节约时间,又可少消耗精力.他还把报纸文字的改革同维新变法结合起来.他说:“大抵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玻璃世界中,是谓不夜.”梁启超则从进化论角度论述了文言向白话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既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3]事实上,早在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提出语言变革之前,一场不同于白话小说的语言变革已在悄悄进行,书面语言已经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报刊问世引起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报纸《申报》在上海创刊时就确定了“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祥,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皆能通晓者.” [4]的办报方针.19世纪末期、国人掀起了办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类白话报的总量,大概在200种以上.1897年在上海福州路出版的《演义白话报》是较早的一种,它的创刊号上说:“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 [5]它使用的还是比较浅显的白话,通俗易懂.随着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大量的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迫使文言文再也无法守住传统的壁垒.首先是大量新词汇的涌入.傅兰雅为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科技书时,就曾提出两条翻译原则:“一、中文已有之名,不论是民间约定俗成,或先前所译者,只要合用就沿用.二、中文尚无译名者,则采用英译法或加偏旁造新字,如镁、矽、砷等都是新造的字.” [6]这一翻译原则,后来大体被中国翻译界所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入国内,大量专有名词也相继涌入.翻译的大量进行,促使外国语言的句型渗入到汉语之中,梁启超“欧人中国分割之议,倡之既有年,迄于今而其声愈愈高” [7]用的就是日语的句型.汉语的文言文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成分,社会的需要,读者的变化,都促使它走向变革,走向“言文一致”. 大体说来,晚清的“言文一致”运动从传教士翻译西方书籍,外国人创办华文报刊开始,到90年代未先进士大夫从“救国”出发倡导“言文一致”,开始进入.“言文一致”的重要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提倡白话的要求日益强烈.“庚子事变”前后,全国涌现了大批白话报,出现了一个“白话文运动“.为了帮助广大民众认识汉字,接受新思想,王照发明了注音字母.有些留学生甚至主张不用汉字,用万国语.许多意见都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极为相似.

在白话文运动中,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家们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黄遵宪1868年就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用“流俗语”写“我之诗”.但他的诗尚未能摆脱传统语言形式的束缚.梁启超的“新文体”,则将传统古文改为半文半白通俗易懂的文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主义作家,也创作了很多白话散文,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都是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作品,对白话的运用已相当熟练.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代小说语言形式的白话化,这可以说是文学领域的一次巨大变革.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9年出版的白话长篇小说就有500余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数量更多.再加上民间通俗文艺如弹词、时调、歌谣、民间说唱等通俗文艺形式的推波助澜,近代白话文运动已成澎湃之势.连林纾那样保守的古文家也受到影响,为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办的白话日报“作白话道情,颇行一时”. [8]

周作人在论及晚清白话文运动时,将它与五四时期相比,提到它有两大局限:“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都是由八股翻白话.”还举了具体的例子,证明“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用古文的”. [9]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戍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以说是没有大关系的.” [9]周作人的这一看法,曾为许多学者所接受,成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一个经典评价.这一论述大体是准确的.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虽然认识到“白话为维新之本,并明确提出“废文言而崇白话”的口号,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对文言与白话的认识,始终摆脱不了文言高雅,白话低俗的观念.他们仅仅把白话当作对国民进行启迪的工具,其主旨在于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变法维新,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普及教育,启迪国民的思想觉悟等.因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是运用高雅的文言.他们内心里并不真正反对文言,也不想真正废除文言.他们写诗作文并不全用白话.甚至连裘廷梁奠定白话文理论基础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和“五四”时代文学革命倡导者那种坚决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并身体力行以白话创作诗歌、散文,

小说、戏剧的作法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这一运动始终未能像“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那样,使白话文在文学和教育及到整个社会上取代文言的地位.但它仍然有着巨大的功绩,它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导,而且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语言基础.

二、五四:成熟的审美文体

前面谈到的周作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评价大体是正确的,但仍存在一些偏颇.其实,晚清言文一致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并非没有联系,而是存在一致性的.如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办过《安徽俗话报》,写过不少白话文.胡适也主编过《竟业旬报》等.晚清言文一致运动还为五四白话文提供了人才条件,创作成果,理论主张等.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晚清“言文一致”运动一个合手逻辑的必然发展,并最终确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所谓“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八事”主义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并粗浅地触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等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一年以后,胡适还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他认为,文言已经是死掉了的语言文字,而“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用文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而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胡适的论断进一步宣判了文言的死刑,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陈独秀则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嘹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虽内容与形式并重,但新革命的突破口却选择了形式.胡适、陈独秀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则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傅斯年围绕“文言合一制定国语”提出了一些设想. 舆论是行动的先导.随着理论上的倡导,白话文运动以比晚清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新青年》从1918年1月起扩大了编辑部,由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半农、胡适等轮流编辑、并且逐步改用白话文.《新青年》从1917年2月就开始发表白话新诗,而且还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组织了新潮社.这两个刊物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介绍西方文艺思想等,进一步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在《新青年》等白话刊物的影响下,“五四”以后,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据统计,五四运动时期,全国至少有四百余种白话报刊出版.一些本来为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也逐渐改用了白话.到了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也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至此,“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 [10]文学革命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语体变革拓展了广阔的天地,使晚清“言文一致”运动的目标最终在五四得以实现、从而确立了新文学中白话语体的正宗地位,完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

“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与晚清“言文一致”运动中的白话文有着根本的区别.“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已以不仅仅是作为宣传工具才使用了,它既是现代人思维的工具,也是现代人情感表达的利器,而且具备了审美的意义.“五四”以后短短的几年,白话文学在创作上就取得了相当杰出的成就.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首篇《狂人日记》中富有象征意味的“月光”、“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没有年代的历史”以及由实到虚、贵穿全篇的“吃”与“被吃”的痛苦哲磨,就令人震撼;闺土几次动着嘴唇才叫出的一声“老爷”和他所选择的“香炉”及“烛台”;《孤独者》里魏连殳那夜半狼嚎似的哭声等无不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还有《故乡》的结尾:“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样充满着生活哲理的语句,也常常令人陷入深深的思索.彭家煌的短篇杰作《陈四爹的牛》、《美的戏剧》,把农村各类人物刻画得维妙维肖并且带有作者深厚的同情和丰富的幽默!可以说,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从来没有在文学语言上达到这么高的成就,具有这么深厚的韵味,创造了这么丰富的意象.更不用说后来的长篇杰作《子夜》,《骆驼祥子》,《家》等,它们更是古典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峰.白话诗的创作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胡适的《尝试集》尽管带有“缠脚时代的气”, [11]并未完全摆脱古典诗词的束缚、但无疑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他们的名篇如《死水》、《再别康桥》等其象征性意象的深刻与厚实、韵律上的若干成就,以及音节等都足以与古典诗词相媲美.郭沫若《女神》的出现,更是开创了自由诗的新时代.那奔腾的想象、丰富的夸张、宏伟的构思、浓烈的色彩,急促的旋律,对光明、自由及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热切呼唤以及“五四”火山爆发式的时代精神、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的诗体形式,把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了.散文

方面,成就还要大些.鲁迅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评价“五四”散文时说:散文小品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等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在表示旧文学之自认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这一评价是相当准确的.“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数量之大,文体品种之丰,风格之绚烂多彩,名家之多,都是异常触目的.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他在1919年写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20年的《野草》,被认为是现代散文诗的经典作品.《朝花夕拾》等则表现了一种优美余裕的风致.鲁迅对现代散文多种文体的创造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冰心的散文,将文言文、白话文、西文调和在一起,以行云流水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吐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脍炙人口名篇的散文家.他的散文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婉转曲折的思绪中保持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息.文字几乎全用口语,清秀、朴素、而又精到,被看作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字的典范.他的名篇如《春》、《背影》、《桨声灯影的秦淮河》、《荷塘月色》、《儿女》等都可以与古典散文名篇相媲美.其它散文家如郁达夫,林语堂等也取得较大的成就.


由此可以看出,从晚清开始的“言文一致”运动到五四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代白话文经过一代作家的锤炼,在表情达意上已经做到了委婉、贴切,优美、自然,在叙述、论说、翻译、表现形式方面更具有文言无法企及的优长.以白话创作文学作品,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

【参考文献】

[1][2]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一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M]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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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上海:上海书店,1983:96-98.

[10]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1]胡适.胡适学术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