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世纪悲情

更新时间:2023-12-2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9884 浏览:42943

从莱茵河畔的夜梦谈起

说来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住所旁边的金钟河.我是经历过20年劳改生活的作家,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

法国思想家帕思卡的一句名言对我有极深的启迪,他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作两方面的解释:其一,芦苇腹内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将其腹中空空充填了一种精神,则可视为人的挺拔和坚韧 .我想,如果把帕思卡喻意的“精神芦苇”的内涵伸延到作家身上,它启示作家该是骨骼里富有钙质的血性动物,而不是权势的手中玩偶,不是金钱的情妇,不是笼子中的金丝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的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这些梦呓,意在说明作家对文学的选择往往不是出自于响应什么号召,而是取决于生活给予了什么以及作家感受到了什么.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染色体相互结合,便孕育了文学.我想,这可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以此规律为尺,丈量一下中国百年文学的得与失,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兴衰的根本.


从茅盾、曹禺说到巴金、沈从文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文豪,形成了文学的巅峰期,令后来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色彩纷呈的文学,且那个年代的众多作品并没因历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现在仍难以超越.但笔者不无惊异地发现,那一批20世纪之初的文学前辈们,都把他们的文学高峰留在了前半个世纪,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文史学家直至现在都对这一现象缄口无言.恕笔者直言,这个话题虽敏感,但它是回眸不能简略掉的话题.1949年后,一大批作家正处于出大作品的黄金年龄,但令人心悸的是,他们在后半个世纪不仅没有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创作的衰落.文化政策的得与失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更为强大的外因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大师的良好创作心境和宝贵时间.

茅盾、夏衍、田汉、郭沫若、曹禺都有在文坛为官的历史,不久前读到李强先生采访茅盾的儿子和儿媳之后,在倾吐茅盾“难圆文学梦”的文章中写道:

茅盾在解放后,再没有小说创作等在1955年的1 月6 日,茅盾曾上书周恩来,请求可否不再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中国常委等委婉地道出他担任长的内心痛苦.

周恩来对茅盾的请示没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给茅盾3个月的创作检测期.文章继续写道:

三个月的创作检测写什么呢,续写《锻炼》和《霜叶红于二月花》都不合适.虽然这是茅盾最熟悉的题材,但无法向人解释为何请检测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只有去创作现实题材.因而茅盾只写出了小说大纲,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等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的小说创作之梦终于没有完成.

傅光明先生采访曹禺的文章更可再现作家为官的文学伤痛:“曹禺一直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责.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当傅光明询及他为什么解放后的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与解放前相比时,曹禺的回答里有这么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少了,而且写的质量也不高等当时市委人讲,协和医院有‘崇美’、‘想美’、‘恐美’思想等我到协和医院呆了半年多.那时候有个‘思想改造小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识分子聊天谈话,我也跟着去跑等写出来了,就是《明朗的天》等就像是一部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地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快呀等”

我想不需要更为繁琐的引证了,这是中国文学后半个世纪的伤痛悲情之一.当了官的文人,大都有两种结局,一为官场困死,凡不甘心这种结局并叛逆这种处境的文人,就不得不为其独立精神付出代价.尽管封建主义已大大削弱,但那条长长的尾巴并没有寿终正寝: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还能有独立的创作精神吗?

悲情之二,则更值得深思了.那些并没有进入官场的大师,也与前者没有差别,没有再现辉煌.如冰心、巴金、沈从文、老舍等笔者审慎地统计了一下,在共和国建立之后,除了田汉的《关汉卿》和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未完成之作)留下了他们文学巅峰期的形影之外,其他的几乎别无可寻.中国文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终在“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死胡同里穿行.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写出过《边城》的湘西才子是因为立志学文才把名字改为“从文”的.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突然改而研究服饰,我一直不解其谜.近读《读书》上陈徒手先生采写的《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才详知内情.文章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沈从文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8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触及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陷入无言的苦闷之中.陈文中引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症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等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风景等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单独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等

陈先生的文章收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后的感伤之情:“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1997年10月,我曾去觐见沈先生的湘西墓园,碑文上的话很刺激我的神经,上写:照我思索,能够解我.碑文和陈先生的文字旁白让我们看到沈从文文学理想的破灭.其实,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老舍先生自投太平湖以及巴金先生劫后余生的《随想录》都道出了1979年之前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正如有人常说的:“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张不如睡.”

文学是冰文学是火

当然,在这个世纪中,还有一些我们不能忘却的作家和作品,如胡适、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等等,解放区来的作家们,也带来了一股文学的清香.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大师级作家孙犁.他从延安带来了清香四溢的《荷花淀》,后来又奉献出《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及一批艺术造诣极深的纯美散文和评论文章.笔者所以对孙犁的作品定位极高,是以他的作品在时间的检验和磨砺下没有褪色仍靓丽如初为依据的.能不能这么说:孙犁作品的成功,除了被他自身的艺术素质决定之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孙犁深谙艺术规律并以此为行文标准.1979年之前,中国政治运动的季风刮来刮去,不为其风声鹤唳所动并始终恪守文学规律的可谓寥寥无几,孙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俱往矣!中国文学真正摆脱羁绊,是从1979年开始的.文学的复位使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进入了新时期的文苑.刘心武、冯骥才、贾平凹、莫言、张洁、张炜、张抗抗、韩少功、铁凝等接上来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刘震云、刘恒、阎连科、周大新、池莉、方方、迟子建、苏童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侧重于哲理,或抒情于城市市景以及乡村的生态,都再难找到上世纪50年代过来人的那种文学硬伤,这是质的飞跃.

但笔者认为文学嬗变期的真正到来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先锋手段写作的格非、余华等原来只属散兵游勇,因后来女作家陈染、林白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入围其中,使前卫文学形成一支队伍.他们把社会置于幕后,而把自身的生命置于前台,使文苑多了不少奇异的色彩.到了1990年代末,“70后”作家又带着百无禁忌的姿态走进文苑.(这里附笔几句:不久前读到其中几个“80后”作家的文学宣言,他们以“唯我者谁”的自负,对所有过去的作家都看成是“被覆盖了的前浪”.他们的初生牛犊之勇的精神似乎无可挑剔,但是他们忘记了一条――中华文化的五千年长河,是有着它的延续性的,就是再锋利的宝刀,也难以抽刀断水将其分割.包括他们自己,都是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浆育而成为文化人的.)笔者曾经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给予的生活梦幻,每一代人的梦都有着它独立的色彩和独立的文学价值.写实主义文学和先锋文学只是作家涂梦画梦的手段不同,其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葫芦里到底装的是浓烈的酒,还是掺了酒的水.每个作家都不是靠他的宣言生存,而是靠他的作品存在.文学是妙龄少女的眼眸,是容不得任何沙尘的.

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先后读到了生活底蕴厚重的《白鹿原》、《无字》、《檀香刑》、《受活》、《张居正》、《圣天门口》等绮丽博大之作,这多少冲刷了一点人们对20世纪中、后期文学的感伤.我想,更为精湛的博大之作也许正在主流文学门外孕育.有这样的感知,是因为在文学再生的同时,一股浮躁之气也像流感一样传染了文坛.文学及寂寞之道似乎被后来人忘记了.他们多了自我标榜,少了青灯冷对的自律.我想,当年曹雪芹面壁寒窗写《石头记》,陀斯妥耶夫斯基写《死屋手记》时,心态大概是最纯净的――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和即将进入的动感无穷的电子时代,文学在这样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有独立生存的品格,是非常艰难的.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电影大师赵丹临终前留下的一句忠告:“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当然,这是他针对改革开放前文艺受命图解政治而发出的最后悲鸣.

文学是纯净的冰.文学是炽热的火.

二者必居其一或合二为一体,否则文学这个个性动物,就只剩下其外壳而无其内在灵肉了等

(作者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