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文学叙事的影视修辞征用

更新时间:2024-01-3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878 浏览:9322

以传播学的视阈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考察,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被电子传播文明所建构和影响的“传媒社会”.在传播学的向度上,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印刷传播可细分为古典印刷传播和现代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电子传播可细分为广播电视传播和网络传播)等四个传播形态各异的发展阶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和古典印刷传播催生和孕育了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以及风格迥异的审美趣味.由于文字传播的贵族性以及古典印刷传播的稀缺性,这两种传播只是在统治阶级、士大夫以及少数读书人等所谓的“文化贵族”之间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还没有对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民间社会形成大面积的文化浸透,其所形成的文化成果主要以文学作为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以文化积累的方式长期地对民间社会进行缓慢的文化滋养.到了近代社会,由于现代印刷传媒的发展以及文化启蒙的历史紧迫性,文化传播开始以文学的方式由文化贵族阶层大规模地向广大的民间社会扩张.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文学走向民间已经成为一起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强力驱动下,以印刷传媒作为载体的文学,经过大众化和民间化的文化改造,日益广泛地深入到民间,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几年,文学经历了历史上鲜有的“黄金时代”,文学阅读几乎成为全社会一致参与的文化活动,文学成为让人顶礼膜拜的显学.

不过,这一切“来得像风去得也像风”.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已经风光不在,转眼间由“文化显贵”沦落成“文化难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电子传媒在20世纪90年代的神奇崛起,特别是电视的普及,已经彻底改变了民间社会的文化格局.作为一个文化空间,由印刷传媒所影响的传统民间已经置换成由电视等电子传媒所覆盖和呈现的传媒社会.电视以其直观、生动、逼真和现场的影像冲击力,占据了民间大众绝大部分的文化休闲时间.印刷传媒的文字符号在电子传媒强大的影像话语面前已经无可奈何地退到历史的暗角.

正如汤林森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电子传媒的影像符号与传统的文字符号相比,其覆盖范围不仅远远超过文字符号所共构的“想象共同体的边界”,而且也使全球化成为现实,“必须承认,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世界性‘同质文化’的诞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是任何文字著作所不可比拟的.”①丹尼尔·贝尔说:“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群众娱乐(马戏、奇观、戏剧)一直是视觉的.然而,当代生活中有两个突出的方面必须强调视觉成分.其一,现代世界是一个城市世界.大城市生活和限定刺激与社交能力的方式,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不是读到和听见)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其二,就是当代倾向的性质,它包括渴望行动(与关照相反)、追求刺激、贪图轰动.而最能满足这些迫切的莫过于艺术中视觉成分的了.”②因此,在现代电子传媒制作的影像符号的不断刺激与强化下,民间大众在日复一日的感官刺激与感官享受中,认同了电子传媒的话语权力,也认同了影像符号的“言说”.其结果是,大众对机械化的影像符号的归附必然导致对文学想象性的文字符号的反叛,文学失去了它赖以安身立命的接受主体与对文学文本进行再创造的读者.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传媒以其影像话语占居文化霸权的传媒社会,文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英雄”不得不黯然谢幕.文学要想重新赢取已经叛离的受众,收复一部分原本属于文学的领地,不能不倚重影视.于是,文学开始大面积地“触电”,企图以文学“影像文本”的形式带动和支撑文学“文字文本”的生存.同时,文学本身也在叙事上积极进行影视化策略的转向.

感知客观世界的形象性,是影视艺术对现代审美文化的一个突出贡献.影像语言赋予稍纵即逝的生活图景以长久的生命力,用现实的“逼真”复制来对抗时光之蚀.因此,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作家来说,从影视艺术中获得的启示能帮助他以一种更形象、更生动而又别具一格的方式来描述客观世界或开掘思想主题.影视艺术所擅长的蒙太奇,作为一种含义丰富的叙事手段和思维观念,更是向文学敞开了在新的形式维度中建构自身的可能.③

其实,文学叙事积极从影视叙事那里获得别样的艺术启示和审美开拓,早在20世纪中前期的西方现代小说家那里就已经发生了.面对新兴的电影艺术,那时的西方现代小说家们试图通过在小说文本中有机地融入电影叙事风格,开创一种真正意义的新型小说范式.法国“新小说”派的激进文学理论和电影实践的结合正是这一尝试的极端表现.“新小说”流派的代表人物阿兰·罗布-格里叶就曾宣称:小说家应当像一台摄像机,创造出一个直观的实体世界,以取代旧小说形式中被虚幻的意义所充斥的世界,从而让人们首先感知到世界的物象和姿态.为此,格里叶提出了电影与文学相汇合的文体问题,并且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坚持不懈地探索并发展了影像化叙事手段.这种影视化写作策略在小说叙事中的强调和运用,是对小说叙事过分虚化的反拨,得到了很多现代主义作家的拥戴.就是在20世纪许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诸如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等的小说文本中,也可以发现诸多借鉴电影的叙事手法.当然在类似《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丧钟为谁而鸣》的一系列经典现代小说中,影像化叙事是通过一种深刻的而内在的途径展开的,即电影的影响成为正面的力量,已经融入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这些汲取了电影滋养的作家,充分发挥语言文字所具有的通感、隐喻、象征、对比等修辞手法,以呼应电影艺术中的镜头组接方式和蒙太奇结构.他们善于将客观的物质世界与人的心理图景以影像化的方式加以呈现,创造出一种既借鉴电影叙事技巧又不至于丧失语言艺术魅力的新型小说范式.④

这些汲取影视艺术的新型小说范式对中国先锋作家的小说叙事产生了直接影响,很多先锋作家的文学文本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自然也程度不同地附着影视化叙事特征.到了20世纪90年代,影视手法对小说叙事的良性影响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依然能够在一些作家的小说文本中看到.譬如,曾经亲自导演过多部电视剧的小说家潘军,就很自觉地从影视获得小说写作上的启发.他的中篇小说《对门·对面》除了叙述语言的那种非常简洁明了的线条感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外,更突出的是电影化手段的运用.不仅小说叙事的画面感极强,而且结构也是靠画面的切换来完成,通篇运用电影里面的转场手法,通过空间的造型感的突出,形成了叙事上的隐与显、外部与内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持久的张力,从而有力地凸显了现代都市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隔膜,同时又不乏温情的渴盼.又比如杨争光的小说创作运用影视手法,使小说在思想和语言上都有深刻的张力.他在《黑风景》、《棺材铺》、《赌徒》、《老旦是一棵树》等作品中,都以其冷峻、深刻的人性剖析和文化批判,在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独树一帜.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驾驭语言方面的特殊语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简短有力,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紧张关系.再者,林白的小说叙事在局部借鉴了一些电影手法,电影制片厂的工作经历,使她跳开了小说的线性叙述,《同心爱着不能分手》、《穿过苹果》在意识的流动中构造出心理化的场面,电影的情节化、事件化手法弥补了小说过分虚化的不足,使其虚实相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