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堂》解读“五四”启蒙文学主题

摘 要：相较于其他小说,台静农的《拜堂》对“五四”启蒙文学主题的贯彻颇有特点.形式上,作者采用零度写作的方式,在非极端事件中突出农民在、金钱压迫下灵与肉的挣扎：内容上,作者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鄙陋民俗的展现、人民灵魂苦况的揭示三个角度展现了“五四”一代作家“为人生”的文化批判立场.

关 键 词 ：《拜堂》 启蒙 文学

当代学者邓晓芒教授认为：“启蒙是在一种霸权语言自身的危机中,在以文化自省的方式放抗这种语言霸权的同时,创造新时代的新语言运动.现代启蒙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理念,确立起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也就是说以反对一切形式的语言霸权作为自己的旗帜.”[1]在该小说中,作家站在“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化批判立场上,从批判国民劣根性、展现乡土社会鄙陋民俗、揭示人民灵魂的痛苦境况三个方面,贯彻了“五四”启蒙文学主题.

一、批判国民劣根性

汪二的父亲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酒鬼,是野蛮愚昧、“民智未开”的典型.他好吃懒做,不敬神明、不顾儿女,成日耽溺酒食.大儿媳虽然还未给汪家添丁,但也算半个亲人,大儿子尸骨未寒,他居然打算卖了儿媳凑生意本.我们合理地推测,汪二的爹是嫌弃儿媳克夫,又兼贪财利己,方急着把儿媳卖了.传统社会,女子是男人的财产,可以任意贩卖,这种漠视人的价值,扼杀人的生命,剥夺人的权利的反人道主义思想,在汪二父亲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采用罗兰巴特式的“零度写作”,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在非极端事件中依然能达到深刻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效果.

二、展现乡土社会鄙陋民俗

要深入解读《拜堂》,还需要从“报婚”说起.“”即父亲死后,儿子娶庶母；“报”指的是兄、叔死后,弟娶寡嫂,侄娶婶母.报婚源于奴隶制社会,是宗族出于利益考虑的结果.、报具有奴隶制时代的野蛮特性,女性被随意“转卖”.封建制确立以后,、报渐被视为“”的淫行,要受到治罪.已是民国时期,农村中依然存在奴隶制的残留,乡土社会的落后不言自明.

民间有“十八层地狱”之说,寡妇再嫁,死后要被剪断十指,通奸要裸身受寒冰封冻之苦.文中有段环境描写：“灯笼残烛的微光,更加黯弱.柳条迎着夜风摇摆,荻柴沙沙地响,好像幽灵出现在黑夜中的一种阴森的可怕.”凄冷的环境衬托人物惊恐的心理；在写到拜堂时给死去的汪大磕头时,“汪大嫂的眼泪扑的落下地了,全身是颤动和抽搐；汪二也木然地站着,颜色变得可怕.全室中的情调,顿成了阴森惨淡.双烛的光辉,竟黯了下去,大家都张皇失措了.”民间佛道的谶语,给活人的灵魂判了死刑,他们面临的是未知世界对心理世界无休止的煎熬折磨.这正反映了封建道德观念对自然人性的摧残,在批判陋俗的基础上重申了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

三、揭示人民灵魂的痛苦境况

婚礼本应普天同庆,《拜堂》写的却是在半夜偷偷进行,连唯一亲人都不出席的特殊婚事.作者从民间视角,写出劳苦百姓的血泪人生,反映金钱、对他们的压迫.从汪二角度讲,他要典当小袄才能写黄表,可见兄长的婚礼丧礼掏空了家底,这意味着汪二没有聘礼,根本娶不进媳妇,而嫂子已经进门,如果汪二娶了她,等于有了媳妇还省下了彩礼的钱.从嫂子的角度看,她是二婚,家里又穷,在农村社会,二婚的寡妇是“破鞋”,不可能有好的归宿,至多嫁给残疾人或病人,而且很可能受和侮辱.汪嫂曾叹息：“我想也只有这一条路.”他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而社会给她们的选择只能是别无选择.

文中的汪二是麻木懦弱的,写黄表专挑黄昏的时候,还撒谎检测托他人名义,甚至忘了蜡烛这关键的物品.娶嫂子是,且愧对兄长,可见他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而汪嫂则是坚强、勇敢、有主见且直面现实的女性,她想写炮、贴灯红纸,驱鬼煞；她自己绱鞋,独自在深夜请来赵二娘同田大娘为牵亲人,就为了祷告神灵,取得合法身份,能正常而公开地过日子.“将来日子长,哈要过活的.”“将来日子长,要过活的.”“总得图个吉利,将来哈要过活的!”连续出现三个“过活的”,揭示在贫瘠的生活和吃人的双重煎熬下,活下去是如此地艰难,不但委屈无处诉,还要打断牙和着血往肚里咽,挣扎地活下去.这也昭示了启蒙的迫切,启蒙就是给国人“松绑”,从人的立场出发,以人为目的,为中国人像人一样活着而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努力.

进一步说,台静农塑造汪大嫂这一形象,有反传统的意义,遥接了鲁迅“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的立人之说,如果汪大嫂是毫无主见的“贞妇”,必定上吊以誓节烈.反之,她“不守妇道”地和汪二结合,自己操办婚事,敢作敢当,顶着语言霸权的压力,纵使恐惧在阴间的折磨,但仍旧要带着微茫的希望坚强地活着.拜堂场面愈是庄严,求生就愈是强烈,作者描绘底层人民的生存韧性和对命运的抗争,背后是作家为个性自由而辩护,为人格尊严而呐喊.

鲁迅对于台静农的评价是：“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3]台静农以“五四”启蒙为宗旨,写出“生死场”的血与泪,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和沉郁阴冷的基调,于不动声色间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香港文学评论家刘以鬯说,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以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4]

注释：

[1]《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四期

[2]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4]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