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时代.我不是简单的进步论者,但莫言的得奖确乎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新文学的若干历史关节与格局.我以为,再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分开讨论、对立评价,就显得非常不识时务了.中国人应该把“从鲁迅到莫言”,看作是一个新文学发育与发展的整体.莫言传承了鲁迅和五四新文学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持续深入与不断发现的、更为感性生动的书写,并且在文学形式上有了更多创造,这才是他得到世界性认可、必将成为经典作家的基本理由.任何再强词夺理地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都已经不攻自破.
如果要让我说“莫言获奖的意义”的话,我以为,第一是确立了他自己的“经典地位”——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对不起了.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一批杰出作家,但就影响力而言,诺奖的经典化地位将使莫言脱颖而出,高于其他作家,这也是命.第二,莫言获奖对于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长期以来作为“庶出”的、如同“后娘养的”的地位——有很大意义.既然莫言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那么“当代文学”自然也就有了比肩“现代文学”的资格；而且,既然莫言是杰出或伟大作家,那么余华是不是?苏童是不是?还有一些作家是不是呢?客观地讲,你很难做出区别、予以否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还是将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更好.总而言之,莫言获奖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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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华,我们就会为他感到一点委屈、一点“不公”.因为论世界影响,余华是可与莫言比肩的；论在国内的读者量和受欢迎程度,他们也难分伯仲；论成就,似乎也会见仁见智,有不同看法.但是很显然,十年二十年之内很难再有中国作家接着获诺奖了,从1968年川端康成得奖到1994年大江健三郎得奖,中间经过了二十六年；从泰戈尔1913年作为第一位亚洲的获奖者至今,还没有另一位印度籍作家再次荣膺此奖,2001年获奖的奈保尔虽属印度的婆罗门后裔,但国籍则是属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了.诺奖是全世界的诺奖,很难不照顾地域、国家、语种,还有意识形态等各种复杂因素,再次轮到中国作家,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想到这些,我们就只好祝福余华、祝福其他中国的作家们了,既生瑜,何生亮,希望诺奖的早日再度转回来.
之所以说上述这些话,是因为这期的主角是余华.在我看来,余华的小说在翻译过程中大概损失是最小的,因为他的写作所用的是“减法”——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的减法》的文章讨论余华,认为他在写作中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含量减到了最低,但因此他的“人类性的含量”则增至了最高.也就是说,余华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有民族和地域属性,但更多的则是其人类性.所以也难怪韩国的某个译本就在封面写上了“《活着》所描写的不只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韩国人民的经验”（大意如此）的话.我在欧洲工作期间也经常与那里的学生和老师交流,问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他们的回答常常都是莫言和余华,再问为什么?回答是,“感觉他们两个与我们的经验最接近”,再问,“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部”,多数的回答则是《许三观记》.很简单,这部小说翻译起来几乎是最容易的,对于西方那些初学汉语的读者,这部小说也是最好的教材——不只是有趣,而且的确难度最低.我请我的学生用了一个软件统计了一下,这本小说只使用了1400余个汉字,虽然和当年号称只用400个汉字写作的赵树理比还有差距,但作为一位当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能够使用如此简单和简约的文字书写“中国人民的经验”,且在作品中隐含了当代历史、哲学、人性等多个复杂的主题与界面,我除了表示赞许和敬佩,别无它法.
这又涉及到了“海外传播”的命题.莫言得奖最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规则,但对于余华而言,则是“离民族越远,离世界越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但殊途同归的定律.文学的世界性是如此奇妙,我们的眼前有完全不同的例证.其实,这最直接地说明了,没有固定的道路,写出好的作品是唯一的道路.当年歌德正是在看了两本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某一部（或《好逑传》,或《玉娇梨》）,才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在实质上是“无限接近”的,要紧的是写出生动的、迷人的好作品.
然而说到底,东亚地区还是中国文学最好的传播场域.从古代看,大中华的文化圈,汉语影响所及的文化圈,自然有更为近似的美学与文化观念.越南的古代文学就是用汉语书写的,自然越南的读者也会对中国的文学心有戚戚焉.本期推出了我们的越南籍博士生陶秋慧的一篇文字,可以隐约见出余华在越南的影响.而两篇汉学家的访谈,则从另外的不同角度见出欧美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与看法.相信读者会从中看出一些更为微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