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因其承载着以文学史证明新中国历史必然性的重要责任,而且与当代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这门学科一度成为显学,至今已有260余种现代文学史著作,若是将学科对象的时间延长,覆盖现代文学的文学史著作数量会更多.如此之多的文学史著作,相对于如此之短的历史时段,按说历史叙述会细致、丰富而准确了吧.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由于种种缘故,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却相当模糊,甚至扭曲变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逐渐展开,走向深入.吴福辉先生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以下简称《插图本发展史》,以区别于黄修己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便以扑面而来的历史氛围带领我们走进现代文学的历史深处.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历史叙述理当由丰富的史料作支撑.但以往的文学史著述大多抽象有余而具象不足,究其原因,一则崇尚既定概念,热衷于概括所谓规律,二则轻视史料,懒于新史料的发掘.二者相互关联,误以为只有演绎概念才是政治正确或姿态前卫,只有找出所谓规律才能显示出真水平,所以不愿去下苦功搜寻新材料,手里没有新史料,自然只能说空话、套话,甚至检测话.也许与亲身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办并在此工作三十年的阅历有关,或许是汲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吴福辉先生近年越来越看重史料的价值,在不少场合发言,发表文章,呼吁学术界重视史料工作,并身体力行,在寻找资料上颇下苦功.《插图本发展史》便显示出著者扎实的史料功底.无论是文学的文化背景,还是文人的生存状态,抑或作品的发行传播及接受,均以实实在在的史料说话,杜绝空疏的宏论.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稿酬制度的确立,“部分解放了作者,使他们摆脱掉对政治官场的依附性,靠着自己脑力劳动所得养家糊口,取得较多的独立地位,让现代职业作家阶层的形成有了可能.”书中征引中国第一次附带有偿稿费的征稿启事――《申报》1884年6月数次刊载的《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接着,又引述作家包天笑后来的回忆来说明20世纪初不同标准的稿酬情况.著者善于以细节说明微妙或复杂的历史情况,有时,一个细节即有画龙点睛的效果.第四章第三十一节“战争流徙之下文学多中心的形成”叙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说到成立大会主席台两侧的标语分别为:“拿笔杆代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实际上,这副对联式的标语昭示了抗战文学的两大主题,即救亡与启蒙,抗战爆发之后,并未像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两大主题线索始终交织在一起.本书没有直接对“救亡压倒启蒙说”做出褒贬,而是通过这一副标语予以象征性的提示,加上后面对作家创作的叙述与分析,自然会使读者得出正确的认识.
历史错综复杂,文学史叙述如何才能做到既提纲挈领,又生动活泼20世纪20年代,鲁迅以典型现象的发现与提炼来展现文学史,获得了可喜的成功.与其他小说史相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特点与贡献不止于系统全面的梳理,而且在于他面对小说世界的纷纭万象准确地提取与概括出几个典型现象.如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谴责小说等,从而淘汰了“四大奇书”、“才子书”等旧概念,既承传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传统,又汲取了西方小说类型概念,在此基础上做了会通熔铸.以时间为经,以类型为纬,其体系固然从西学有所借鉴,但诸如“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谴责小说”等,均为著者的新创.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将六朝小说分为“志怪”与“志人”,将明代小说梳理成“两大主潮”,一是讲神魔之争的,二是讲世情的,这不合通行的唯一中心论的梳理,显示出著者的灵活性,将清代小说分为:拟古派、讽刺派、人情派、侠义派.这些分类无论是从题材与主题着眼,还是从文体切入,都抓住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汉文学史纲要》的一些章题,诸如《书》与《诗》、老庄、屈原及宋玉、李斯、汉宫之楚声、贾谊与晁错、藩国之文术、武帝时文术之盛、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也是从文学史中提炼出来的几个典型现象,其中有作家,有作品,也有地方色彩、文化氛围,还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视角富于变化.鲁迅拟写的《中国文学史》,据许寿裳回忆,六章题目中有《从〈离骚〉到〈反离骚〉》、《酒药女佛》、《廊庙和山林》等庀匀灰膊皇谴邮裁绰呒ど璩龇⒌模亲プ×烁鞲鍪贝罹叽硇缘牡湫拖窒螅啤⒁┲肝航娜说纳孀刺头鹬该致谄肓旱墓迨统缟蟹鸾桃约胺鸾谭胛难У牧餍小@让碛肷搅郑怯美锤爬ㄌ拼骷以诔蛟谝岸韵质挡扇〔煌奶群颓阆颉！吨泄难贰返募苹茨苁迪郑印段航缍燃拔恼掠胍┘熬浦叵怠房梢运凳恰逗何难犯僖返牟钩溆胙由臁B逞傅墓瓜胗氤⑹裕岢隽艘恢指挥诳葱缘奈难费芯糠椒ǎ饩褪恰按臃岣桓丛拥奈难Ю分姓页龃毡樾缘摹⒖梢苑从呈贝卣骱捅局室庖宓牡湫拖窒螅缓蟠诱庑┫窒蟮木咛宸治龊筒鲋欣刺逑治难У姆⒄构媛伞薄Wプ〉湫臀难窒螅氐闫饰觯缘愦妗U庵址椒ㄊ沟寐逞傅奈难费芯柯雎缜逦⒔谧嗝骺臁⒅氐阃怀觥⑼甘由钊耄哺踅缌粝铝擞篮愕钠舻稀M跹壬畹寐逞傅恼娲凇吨泄盼难仿邸分刑崃冻觥靶в肭逄浮薄靶∷涤敕绞酢薄拔娜擞胍薄拔娜擞刖啤薄跋F笠葜纭薄澳夤庞胱魑薄薄靶浴⑸剿⑻镌啊薄傲ナ隆⑸伞⒐濉钡鹊湫拖窒螅腹甑睦贩缭疲鞲丛拥暮何毫难逦爻氏殖隼础W魑跹壬娜朊诺茏樱飧,猿写舜勇逞傅酵跹牡湫拖窒蠓椒ā5谝徽隆霸杏禄贝“望平街――四马路”切入,对这一上海出版业的发祥地、现代文学的摇篮,充分展开描述,让人品味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春讯.五四时期,新文学如雨后春笋,著者没有面面俱到地一一罗列,而是把“《阿Q正传》 的传播接受史”列为一节,通过这篇经典作品问世以后的即时反映与深广影响,体现鲁迅的经典意义乃至现代文学的重要价值.第四章“风云骤起”对重庆、延安、桂林、昆明、上海等地的文坛特点予以剖析,体现出战时文学多中心化的变迁.每一章“文学典型年”的设置,更是显示出典型方法运用的灵活与大气.
之所以能够把握典型现象,不仅因为占有了大量的史料,而且缘于著者始终保持着梳理脉络的自觉.史料在握,才有发现与提炼的基础,胸怀全局,才能判定哪种文学现象堪称典型现象.深厚的史料功底,发现典型的敏锐眼光,加之梳理脉络的能力,使得《插图本发展史》的历史线索梳理得清晰而准确.以往的话剧史叙述,几乎全都把话剧的源头认定为中国留日学生文艺社团“春柳社”1907年在的演出.《插图本发展史》在肯定春柳社开创之功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同年在上海组织并演出《黑奴吁天录》的春阳社对于中国话剧的诞生也具有不容忽略的开创意义,并进而上溯至1850年在华外国人的话剧活动.书中如实地反映了话剧初创期的幼稚,也写出了“职业化的剧场话剧”经历多年的摸索.终于在30年代步入成熟.历史脉络的勾勒,体现在白话语体与诗歌、散文、新小说、通俗小说等各种文体之中,作家生存状态与创作状态的线索也都贯穿始终.
近几年,吴福辉先生发表多篇文章探讨文学史叙述方式的变迁问题,对“主流型”文学史提出质疑,对“多元的、多视点的、多潮流的‘合力型’文学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插图本发展史》便是这种“合力型”文学史的大胆探索.就视角而言,不仅仅有文学视角,也有广阔的文化视角――出版文化、教育文化、政治文化、市民文化、乡土文化,等等,文学视角与文化视角紧密交织在一起.多元方面的探索,更是新意叠出.绘画、电影等艺术门类出现在文学史中,不是作为单纯的背景,更不是炫目的点缀,而是确确实实与文学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对文学的样式、文学的内涵及表现手法都有切实的影响.翻译文学的大幅度展开,是《插图本发展史》的又一个亮点.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仅是新文学创作的范型,而且对于现代作家与现代读者的养成、国语的发展乃至现代精神文明的构建等均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但在以往的研究格局中,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各行其事,即使对另一方面有所涉猎,也往往是现代文学对翻译文学的关注失之于少,而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涉猎则嫌之于浅.《插图本发展史》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本把翻译文学的关注贯穿始终的现代文学通史.这一点颇具开创意义.
在“主流型”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30年代常常被描述为左翼占主潮,这种估价近年来受到挑战.《插图本发展史》以丰富的史料告诉读者,30年代其实是多种成分并存的,左翼之外,还有京派、海派、市民文学,他们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另一面,多种成分共同构成30年代文学生态.
为了具体、准确、形象、生动地反映文学史,《插图本发展史》连著述方法也是多元的,谱系学,统计学,地理学等方法为著者所用,图象、图表、地图、文字、数字等联袂互动,构成一个立体化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复杂性.
《插图本发展史》叙述方式多有创新,令人欣羡吴福辉先生那青春常在的创造力.但更让我感佩的是那阅尽沧桑的历史眼光.正是这种深邃的眼光,把我们带进历史的深处.
注释:
(1)参照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998年.
(2)吴福辉:《“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收《多棱镜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0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