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人们很难想到,青年批评家牛学智是宁夏石嘴山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员,平时教务繁忙.在石嘴山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要成就一个作家,不是没有可能；要成就一个面对全国文学界频频发言的批评家,放在十多年前,若不是呓语,也是一个童话.为什么呢因为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似有一些不可或缺的条件,例如,快捷的信息,充足的资料,即时的书刊,交流的平台,与媒体的联系,以及特定研究氛围等等.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孤独和封闭有助于极端化的创作个性的蓄势,那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而言,孤独和封闭只能带来大量滞后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文学研究者多集中在大城市、学术社团和高校的原因.鲜有边疆或乡镇的单独的评论者,能形成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即便有,或以最终转移到大城市或高校而站住脚根,或难以为继而渐渐匿迹.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我甚至是个反抗环境决定论者,但我不能不指出这一曾经存在的事实.
然而,牛学智是个例外,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而且是在西部,在塞上,在一个边远的小城里.虽然他无时不感到巨大的困难.我以为,这首先得力于他对文学批评的挚爱,他的持续的,刻苦钻研的精神,锲而不舍搜集信息和大量阅读的勤奋,“挤时间”的韧劲,否则,不可能坚持下来,写出那么多的文章,并且发表在诸如《文学评论》《南方文坛》《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自由谈》一类全国性刊物上.
当然,这个“例外”其实又透露了文化语境及人才成长条件的最新变化.在我看来,在今天,牛学智已不能算是奇迹了.尤其新世纪以来,资讯的全球化,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共时性,正在消泯着中心与边缘的界限,至少在虚拟空间和知识信息的共享上是这样.这就使得牛学智们与文化中心的批评家们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发言,对话,交流,争论.如此看来,是新的语境和传播形态,催生了牛学智的出现.像牛学智一样崭露头角者,以后还会更多.
尽管如此,牛学智的文学批评所呈现的某些特点,仍然值得我们注视.首先是他对文学神圣感的卫护,对文学价值的坚守,对作品中人文内涵和道德精神的善于挖掘.在今天这个市场化,商品化时代,文学正在日益变成大众文化的消费品,而平庸化和空洞化也正在困扰着文学.我看牛学智所抱定的仍是公共知识分子立场,惯用的话语仍然是民族国家意识,个体意识,启蒙眼光,人本精神,底层关怀这样一些属于现代性的理念.这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坚守的价值立场.牛学智很注重这方面的学习、积累和领悟,显现出一个批评者的担当意识.于是,他的评论文字,与市场保持了距离,与狭隘的直接的政治功利主义也保持了距离,他的评论于是显得比较方正大气.他曾这样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面对价值的混乱,作家有义务通过文学形象的矛盾、冲突,出示人类基本的稳定的观；遭遇泡沫文化的泛滥,作家有责任通过创作梳理出中华民族亘古就有的积极文化质素,使迷失自我的人们从成堆的文化垃圾中重返久违的精神家园；置身于相对主义、怎么做都行的语境,作家首先作为知识分子更有自信心通过美妙的人物形象、优美的故事情节、真实亲切的细节,给喜欢奇装异服、追求外表独特,实际上内心极度空茫和脆弱的青少年,提出通向人生正途的方向,塑造他们拥有正确的人生追求和正确的理想愿望,不至于使他们在烦恼中堕落,能在迷茫中走进黑夜.他的这些话说穿了,还是坚持了为人生的艺术观.当然,要文学给出“通向人生正途的方向”,并不那么容易.
正是由于上述的出发点和价值坐标,使得他在平时接触最多的西部文学作品中能够发现问题.关于对西部文学精神的理解和阐发,他就提出了“要明晰的人间情怀而不要繁乱的观念贩卖；要单纯的生命承担而不要人性复杂的凌乱展览；要清新刚健的肯定性力量而不要暧昧含混的反叛的泛文化；要简洁深刻的寓言化叙事而不要率性随意的断裂式和碎片化”的观点.我看这几点是有针对性的,也不乏见地.这是基于西部文学过多地依赖对物质匮乏的展示而缺乏超越性这一大背景提出来的.他还这样表述过自己的主张：西部文学真正的建构性和诗意,不是永无休止地书写两种文明冲突下的底层生存痛苦,不是不讲前提的狂欢和令人心灵麻醉的和谐,也不是都市边缘人的愤怒和乡村局外人的尴尬,而是走出“文化普遍主义”的迷信,裸露农民灵魂深处的自我异化与主体分裂的悲剧性失落,打破“现代化”神话的强势“召唤”,让生活在最底层的痛苦灵魂得以呈现.他的这些话虽然略显晦涩,中心意思还是不错的.
牛学智批评文字的另一突出特点是比较热切鲜明的“现实性”.“现实性”并不是贴近现实的直接同义语,有好多与现实贴得很近,密不透风的创作或者评论,恰恰缺乏现实性,而某些写历史的作品由于有现实精神,反倒有现实性.所以,在我看来,现实性应是既贴近现实同时又能站在更高视点上观照现实的一种精神姿态和批判眼光.有时我们读某些批评文章,发现批评者并不了解他所关心的“现实”,也不能真正进入他所面对的作品的内里,他只是利用某种书本理论优势在言说,于是提供不出富于生命体验的解读.批评的征服性既表现在认识生活与作品上,也表现在判断镜像与作品的关联上.在牛学智看来,思想的含量始终与脚下的生活、与生活着的现实是血肉相连的,如果没有首先对这些生活、现实、历史甚至于现象的切肤的体会和认知,那就不管理论话语玩得如何圆熟,仍属没有生命力的批评.牛学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环境,有一定局限性,但他对底层叙述却很是敏感,他的如下看法,不能说与他的经验无关：一窝蜂似地去写底层世界,那样的话,底层文学就会马上变得虚检测而不真实了.要提醒作家有真诚的人类意识和问题意识,胸中要有真正的苦难关怀,要有温暖和正义感；并不是要作家为了功利,迷恋于现象的现象性写作和抚慰大众感官刺激来博得市场欢迎的消费性、娱乐性写作.否则,所谓底层世界,就会仅仅变成作家炼制一个个叙事个性的廉价的审美训练场.我同意这看法,正如怜悯有时候是对人性的一种伤害,底层书写的泛滥,基于二元论的“剥夺剥夺者”式的思维,同样只能给文学带来伤害.
牛学智最早提供给21之星丛书的书稿,是以评论西部和宁夏本土的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他把大量精力倾注给他所在地域的大小作家们,许多作品的影响面只在当地,这是批评者生存的两难所致,故而格局不大,缺乏开阔的视野,有“杀鸡用牛刀”之憾.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新的书稿增加了宏观长文,力求提供一种全程的大视野眼光.他的目光所及不再是一个地区,而是全国的文学创作,他表现出俯瞰式地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面貌作出自己的归纳和梳理的能力.例如第一辑中的宏观论文,分别是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知识分子叙述,新时期文学的农民叙述,还有新时期散文对“个人”的观照.这都是些很大的题目,每个题目都可写成专著.牛学智选择了大题小作,用的是实证批评和具象隐括全体的方法.谈知识分子只采取了三个人：倪藻,庄之蝶,池大为,试图勾画一条无法断裂的知识分子演变线索.对新时期文学的农民叙述,他是从陈奂生、散落民间的“父亲”到贾平凹的清风街来概括的.他认为,对于农民来说,历史的吊诡表现为它惊人的循环能力.“本来是高晓声给陈奂生量身裁制的人生阶梯,却无意中恰当不过地吻合了今天语境下信心十足的绝大多数底层文学的叙事模式”.新时期散文对个人的观照,他是从余秋雨,刘亮程和南帆来归纳的.
事实求是地讲,我对这些宏观大文的学术价值是心存怀疑的,不止是对牛学智的,包括对我自己的,对充斥在无数“学报”里的“宏观研究”,都持有怀疑.要问,是谁在读这样的文章,是谁在写这样的文章,是谁需要这样的文章,它对创作和研究有何真正的补益就像有成千部当代文学史一样,这样的文章也何止成千上万.这几乎是获得职称,取得学位的必经之途,可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大同小异的思路,重复研究的浪费-选题的撞车和绞尽脑汁的贫乏.虽然牛学智还是突显了他的个性,有他的新发现和新角度,但仍逃不出跟在现象后面归纳、注释的思维定势,而我更想看的是,来自创作内部的、从一个独特的谁也没有注意的角度切入,却涉及到令人警醒的大问题的宏观研究.让个别性多些再多些,让共同性少些再少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牛学智研究宁夏三作家：石舒清、陈继明、漠月的三篇长文及其访谈.此三人虽属宁夏本土作家,但文章所涉及问题是深入到文学本质因而具有代表性的.
牛学智已经走过了一段艰辛的路,这部《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便显示了他在世纪之交的理论批评的实绩.总体看来,牛学智的批评,无论对生活的理解还是对文学的体验,都敏锐多思,时有独到之处,他能够进入作家主体和文本的内部,由个别作家作品的生发而抵达宏观性的思考之岸.我还注意到,牛学智很注重学习、积累,不管是国外的新学派还是国内最新的学术动向,努力使自己不输于“学院派”.但我也想指出,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必然伴随一个吸收,梳理,为我所用的明晰化过程,最根本的东西不能丢,否则,只能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凌乱而庞杂.牛学智在某些评论中,言不称意,失之芜杂,在一系列炫目的新概念的后头,作者是否也没有想清楚呢还有,牛学智显示的主要还是归纳和阐述的能力,怀疑能力、批判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当然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是包括我们所有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