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90年代在中国逐渐兴起的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知识热和历史热的极端化状态,为此它们不惜放弃1980年代刚刚争取到的脆弱的文学的“自律性”认同,再次投入到“他律性”的圈套之中；它们宁肯放逐传统的“文学本质”的界定,重建一种参与礼会进程的“文化”幻觉；它们以重建文学的“政治”关联为借口,建立的却是一个关联一切的庞大的主体隐身的历史网络.这个来源于法国结构主义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式,和其它一切西方化文学思潮一样,在中国实现了理论实践的最为广泛也最为狂热的效仿,它似乎是一盏“智慧的明灯”,照亮了转型期中国巨大的社会症候和文化裂变的细密之处.但这种理论崇拜的东施效颦打着重回公共领域和重建文学的政治关联的旗帜,结果却是又为中国的知识主体的政治障碍找到了一件新的“皇帝的新装”.在这件新装下面是我们患有“词语病”的躯体和丧失原初感受的空洞的“存在”：“破碎支离,在整体中半机械地肢解为一个内在和一个外在,用概念就像用龙齿一般播种,产生出一些概念龙,此外还患着词语病,对于自己任何没有盖上语词之戳的感觉都没有信赖：作为这样一个无生命的、但却极为活跃的概念和词语工厂,我也许还有权利说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但却没有权利说vivo,ergocogito(我生故我思).向我保障的是空洞的‘存在’,而不是丰满和绿色的‘生活’；我的原初的感觉向我保证的只是我是一个能思维的存在者,而不是我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者等.”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没有生命的存在者们的精神劳作却日渐繁荣,而且有着自己令人“信服”的意义,对于文化研究的推崇者而言这种抽象的意义则是“历史大联合的事业”与所谓的“政治可靠性”,但最终他们实现了什么目的呢除了陷入所谓的“历史大联合”的罗网以谋求私利之外,就是刻意扭曲和蹂躏文学的自主性及其边界,以“热爱”文学的藉口达到“憎恨”文学的现实目的,以虚妄的“政治可靠性”的旗帜实现政治怯懦者的“安全性”.
一、
最初,在文化研究的热衷者看来,“‘新意识形态’早已经渗入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研究就自然要跟踪追击,绝不能自囿于所谓的‘学科限制’或‘专业范围’.更何况,以‘现代转型’的名义展开的种种分隔生活、规范知识乃至划分意识的社会‘手术’,那与之配套、愈分愈细的行政、教育和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新意识形态’得以繁衍的社会条件,文化研究就更不能自缚手脚,画地为牢.不但要关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电影等,甚至不妨跨出狭义的‘文化’的边界,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特定的文化现象.说到究竟,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并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它只是想紧紧抓住‘全球化’形势中的中国‘问题’,要对当代的现实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因此,它更愿意实践一种开放的学术理念,一种植根于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和责任心的批判意识,一种怀疑、反省、总是要追根究底的思想品质,一种善于由正面抵背后,从看起来无关的事物间发现联系的洞察能力,一种眼界开阔,不拘‘家法’,富于活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分析姿态.这样的实践本应该贯串知识分子的全部思想和批判活动,也应该在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里持续展开.”就以上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们的宣言来看,他们不仅把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大到文化,甚至还要谋求更多资源的关联,最终力求实现的是一种仍然带有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我们都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学术立场的狭隘褊狭之处,他们对新的知识资源和理性思考所给予的期望已经背离了知识分子主体的“行动能力”.新的广阔的知识关联与知识主体的文化实践和政治实践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自现代以来文学研究就处于一个不断扩大其关联度,也即不断丧失自主性的动态的过程,它并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实践能力带来多么重大的推动与促进,反而因此制造了更多的批判障碍.文化研究在中国发生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行动轨迹就证明了我的这种判断.就文化研究而言,文学边界的打破和所谓打破学科界限的多元学科的交叉互渗,使得它成了一个迅速地、不停地生产概念的学术机器,而文化研究的主体们必须把自己锻造成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才能对进入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的场域,才能建立价值判断的基本的知识基础,这个过程实践上就是一个知识化、历史化的过程,也是批判功能和批判锐减的过程,而不能成为一个突破学科限制与专业范围的主体突围,或者说,文化研究这一研究方式本身就不是在突破学科障碍,而是在建立更多的、更复杂的学术樊篱.如今,关 键 词 研究已经成为了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的学术起点,以近年出版的几本关 键 词 研究的学术著作为例,它们基本上是延续了雷蒙-威廉斯《关 键 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研究路径,但却无法整合各种晦涩的概念的价值指向与理论叙事能力,许多同样的概念又无法通约,各种阐释交错纷呈、不知所云.相关编者这样来解释关 键 词 的学术作用：“这些关 键 词 ,其表意实践的技术,为一种矛盾性所铭刻：它们复杂晦涩,将自身设置成一个概念的深渊,但是它们也发出自身的特殊光芒,去照亮这个晦涩的世界,它们为自己构造一个语词秘密,但是,是为了去发现一个世界的秘密；它们将一个世界隐藏起来,又将另一个世界重新打开了；它们为自己披上了面纱,但又是为了揭开另外一层面纱,它们从日常经验中退隐,但却是为了发现日常经验的核心；它们培育了自己的世界,但注定会掩盖另一个世界.关 键 词 的悖论在于,它为自己构造了一层物质性,一个厚度,一个自身的深渊,但却是为了让另外一个深渊剥开自己的厚度,剥开自身的物质性,剥开自己的深渊.哲学和理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场词语和世界之间彼此追逐的表意游戏”显然,关 键 词 的概念生产本身并不构成意义的自然呈现,而意义的生发只能靠这种莫可名状的、缠绕往复的“意义增殖”来实现了,“深渊”、“晦涩”、“秘密”、“世界”、“退隐”、“物质性”、“厚度”等这些抽象而空洞的意义呈现显然无法说服我们文化研究建立关联域的目的,难道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一个“一场词语和世界之间彼此追逐的表意游戏”主体参与这一游戏所获得的实现、利益分割等权力机制的运作事实上是毫无表意游戏的内涵的,它们根本无法成为一种游戏,而是一种躲避“直接”的逃匿.
与文学史的历史迷障一样,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也是一种历史的层叠,当然这里的历史变成了更为空洞、抽象的“知识史”、“学科史”、“思想史”、“观念史”等理论性力量,关联本身即是意义,或者说,凡是构成了关系的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关系就能够生产意义及其阐释话语和阐释方式.“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等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人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这种为文化研究建立“关系主义”的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参照中确立自身的,这勿庸置疑,根本无需解释.但文化研究这种“自投罗网”的“关系主义”是否实现了呈现文学自身的“独特的话语部落”和“承担的独特的功能”呢显然没有,文化已经淹没了文学原有的边界,什么是“文学的”已经是暖昧不明了.而主体在这种关系主义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言说主体只能存活于某种关系网络之中等可以肯定,言说主体存活的关系网络是整体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这表明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权力、利益必将强有力地介入主体的彤成,影响‘我’的思想倾向、知识兴趣甚至如何理解所谓的‘客观性’.对于文学研究――其他研究更是如此――说来,冲出意识形态的包围,尽量培养超出自己利益关系的眼光,这是基本的工作训练.然而,摆脱某些关系往往意味了进入另一些关系,文化真空并不存在.无论把这个观点视为前提还是视为结论,总之,‘我’,言说主体,观察员――这并非关系主义的盲点而是始终包含在关系网络之内.”对“关系主义”中主体的这种言说充满了含混的矛盾性,“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权力、利益必将强有力地介入主体的形成”,影响主体的思想、知识和人格塑造,摆脱它们并且超越利益应当是一项基本的工作,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编织一个所谓的“关系主义”的网络呢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网络,主体总是置身网络之中难道能成为我们创造“文化研究”这一观念网络的原由吗这岂不是更为加剧了世界的网络效能、更为加剧了主体的束缚了吗不介入文化研究的“关系主义”我们就不能直抵事件的本质吗事实上,对“关系主义”的倡导和对“本质主义”的疏离已经成为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一种政治障碍.199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生产的越来越繁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不断向远方漫溢的“关系主义”的宏伟进程,文学几乎可以和任何知识发生关系,这种人为的理论想象力以疲倦地、机械地跟随西方的潮流为基本的表象,以不断扼杀文学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为最终的结果.就文学批评而言,作家们越来越无法理解批评家们通过知识系统所建立起来的抽象的各种关联,这些“过度阐释”可以美其名日批评的再创造,事实上无非是一些机械的、肢解式的知识攀附.自现代以来人们对文学批评越来越多的诟病,实际上多半是那些不着边际的“关系主义”伤害了作家对阐释自身的信任,这已经不单纯是文化研究独有的问题了.1998年,由“断裂”群体所做的一个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两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你产生任何影响吗你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是否成立”这是针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两个充满“敌意”的问题,但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与作家之间业已形成的一个巨大的隔膜.在几十个作家和批评家的回答里,文学批评和学院文学研究被直截了当地驱逐出了纯粹的文学领地,尽管不排除一些哗众取宠的口是心非之语,但大部分回答者还是严肃的,这就更为触目惊心地暴露了文学批评和学院文学研究的尴尬现状.批评和研究能否形成独立于作家作品的某种创造性行为历史证明是可能的,但也是非常艰难的,学术生产的良莠不齐已经败坏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创造的“尊严”,而大量不着边际、侃侃而谈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依赖于一种低劣的“关系主义”的方式建构起来的.通过把文本、作家与各种知识的生硬的关联,批评和研究主体避免了失语,但却造成了语言自身尊严和批评立场的逐渐缺失,造成了目前愈来愈严重的虚检测、低劣、重复批评的泛滥和批评的危机.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文学批评已经被物的力量,被社会与新闻业的进化不知不觉地、直截了当地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常常是灵敏的,总是匆匆忙忙的)有关文学现状的信息.”㈣而且这种“物的力量”往往表现得更为丑陋,也即作家和批评家、研究者往往在一种利益共谋的时候,保持着彼此表面上的尊重和亲近,事实上却又往往是互相隔膜,甚至于互相鄙视.“他们躲在自身的无价值后面,躲在滔滔艺术宏论的癌扩散后面,全力让无价值成为价值(当然包括在艺术市场上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比虚无更糟,因为这毫无任何意义,却堂皇地存在.这种艺术的同谋谵妄,造成了不再有批判的判断.有的只是无价值的合伙分享.这就是艺术的阴谋,艺术阴谋的原始场景.由此带出所有这些开幕式,布展,展览,修复,,捐赠和投机.这种艺术的阴谋不可能在任何已知的世界里进行,而是躲在图像的神秘化后面,不受思想的质问.”尽管波德利亚针对的是美术、雕塑等当代艺术,但文学与之面临着同样的“阴谋”,只是“图像的神秘化”被置换为“语言和理论的神秘化”.艺术家和批评家均躲在这一阴谋背后掩耳盗铃,他们以审美的多元化为借口,以各种没有疆界和立场的“阐释”为工具,让没有意义的创作变得“有意义”,至于能否为阅读者树立一种面向未来、面向文学创新的审美指向,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而谁在表面上赋予了批评与研究的这样的一种丑陋的表现呢难道不是文学的“关系主义”提供的那些抽象、空洞的知识关联吗脆弱的知识关联、“历史”关联建构起的意义系统成为了掩盖主体丑陋的的一个光鲜的外衣.
二、
仍然回到我们谈论的文化研究的问题上来,它已经逐渐成为了西方文学批评的主流,而1990年代以来也越来越被中国那些好逐时髦的学者们大力推崇,这里面有一个主体用以粉饰自身的心理动因,那就是所谓的让文学迅速地、准确地对“现实”作出回应,重拾知识主体的责任和批判立场,重新建构文学的“政治”职能.“文化研究促使文学又回到了中国人久违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上来.政治性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最后的落脚点.‘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曾经是我们中国文学界占支配地位的一句口号,如今,西方文化研究似乎又回到这一点上.问题明显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研究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文学的政治性上,而是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回到了文学的政治性上.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确实复活了文学的政治性,确实使政治成了文学的决定性成分.文化研究相信文学是一种文化实际上意味着它相信文学是一种政治,文学乃是(革命的)文化政治的一种形式.等文化研究的全球化似乎将再一次把中国文学引向强调政治性的轨道上来.鉴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政治挂帅’的旗号下吃尽了苦头,中国学者对之保持足够警惕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文化研究标榜自己的政治介入是虚妄的一样,对它们这种政治化的警惕也是杞人忧天的,文学的政治职能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怯懦的知识虚构.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治行为,它是主体政治障碍的一个逃避的方式,但却不可能起到真正的政治作用.因为他们试图勾连一切知识形式的宏大图景所生产的陌生的“概念龙”,成为了真正的政治立场的绝对的障碍,他们只是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学术化、知识化、历史化的笼子里面“动情互喊”.“文学研究的学术化,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初,而近几十年来,则在不断加速向前,同时伴随的,乃是人们对文学兴趣的日益下降,这些已经削弱了公共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悖论,因为那种学术化已伴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当今,这些文学研究的主导方法,也即那些交叉型的理论进路,诸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研究和贱民研究、酷儿理论(queenheory)、文化多元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皆属于左翼文化之前哨.但他们却满纸点缀着云山雾罩的专业术语,等大大阻碍了这些领域中的实践者们,他们无法与圈外的人沟通交流.”或者更直接地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与圈外的人交流,他们的公共性只是一种学术体制下的知识建构的抽象的公共性,实际上鲜明地背离了主体自身的、面对生活的“政治”立场,或者更为直接地讲,文化研究只是1990年代以来的又一场知识消费行为.“由于分科化的学院体制日益完善,每一学科都在不断寻找自己的‘学术增长点’,这时候流行于美国的‘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像其它理论一样,被作为‘代表西方的先进文化’而进口.在这里,文化研究实实在在地成了一种被消费的‘理论’,并且因为它对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野’及‘对象’的拓展,为新一轮的学术生产及竞争提供了动力.而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它只会沦为处于商品消费与学术消费之间的‘吊带衫’,给流行文化和各类商品符号进入学院搭好一座插满两排‘学术’旗帜的桥梁.”因此,文化研究也只是消费社会的一个临时的消费符号,它迟早会被更时髦的、更为“关系主义”的研究方式所替代,但是它以及它的后继者们对文学的伤害却不应被我们轻易忘记,必须予以本质上的清算,才能把文学视野从历史化、知识化、学术化的泥淖中解救出来.我们不能再允许他们通过拆解文学的本质来表达自己的“憎恨”,或者说,我们不能再容忍他们的知识消费和学术生产引起热爱文学的人对文学的“憎恨”了！
“为什么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呢这虽是一大谜团,却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他们憎恨文学或为之羞愧,或者只是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阅读一首诗、一篇小说或一出莎氏悲剧对他们而言无非语境分析练习,但不是在寻找充分的背景材料这惟一合理的意义上.语境不论是怎么选出来的,总是被给予了比弥尔顿的诗、狄更斯的小说和《麦克白》更多的力量和价值.我根本不清楚‘社会能量’这个比喻表示的是什么,不过这些能量和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一样,都是既不能写又不能读,或者实际上什么也不能做.利比多是个神话,‘社会能量’也是这样.莎士比亚以文笔流畅而出名,他就是那位尽力写了《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人.当今的文学理论却不会接受这一明显的事实.”旧布鲁姆的判断,也即他把文学的文化批评称之为“憎恨学派”,在中国1990年代以后的语境中则显得更为复杂了,因为中国的很多文化研究者根本就不“憎恨”文学,似乎没有比他们更“热爱”文学的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爱憎的层面上看待文学,他们的作用是使得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开始由衷地“憎恨”文学.或者我们应该像米勒那样更加悲观一些：“我坚持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文学,还是现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学,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筵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因此我们必须打破这一理性盛筵的虚妄的知识“引诱”,从经验的历史堆积中重新寻觅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本质”,尽管这一本质已经早已被文化研究者们无情解构了,但我们依然清醒地感知到何谓“自由”和“创造”,一切与之相悖的知识形式都应该被从文学的肌体上剥离下来.而我们的主体,即文学研究者,应该从文学“自由”与“创造”的本质属性上确立自身的“政治”立场,面对日积月累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生产,我们应该保持着高贵的真理冲动,而不是虚妄的学术冲动.“有很多无关紧要的真理,有一些问题,对它们做等正确的判断根本不需要克制,更不用说需要牺牲了.在这个无关紧要的无危险的领域里,一个人倒是可以成为一个冷酷的知识精灵；但尽管如此！如果在特别有利的年代里,整个学者和研究者团队都变成了这样的精灵――可惜这毕竟总是可能的,即这样一个时代将苦于缺乏严格而伟大的正义,简而言之,缺乏所谓真理冲动的最高贵的核心.”难道我们的时代不正是在堕入这种“核心”的严重缺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