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文学批评领域,似有“南陈北雷”一说.这“南陈”,就是上海的陈思和,而“北雷”即北京的雷达.陈思和、雷达是我涉足文学创作后久仰的两位大师.他们似乎均与我有些缘分.近幾年,每当我见到启东籍著名学者宋炳辉老师时,总会不由地想起上海复旦大学的博导陈思和教授,因为陈思和是宋炳辉教授当年读博时的导师.而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则早已是我心中一座巍峨的山.2011年上半年,青年作家李新勇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期间我出差北京专程到鲁院看望他时,听说雷达是他在研修班上的导师,我便南衷地向他表示祝贺.
生活就是一部书.而在生活这一部宏篇巨著里,因了“无巧不成书”的这句古语,不外有许多机缘巧合譬如,不经意间,雷达这一座令我仰慕已久的巍峨大山,于2012年5月4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2C出口处,巍然耸立于我的面前.
雷达这一次是应邀为南通市文联“五月风”活动第三十二期“文联大讲坛”作《当前文学的精神生态及内在变化》专题讲座而来.我与李新勇相约前往接机,并参加有关接待工作.于是,就有了与雷达老师零距离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文学之路上奔跑的一个草根作家和文学高地上一座巍峨大山的有幸相遇,仿佛是上苍的安排.我为此而感到庆幸.
雷达在中国文学界的位置,似乎用一段简短的文字即可概括：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十楼会议室里,雷达有一个幾乎固定的位置,即主席台右手的头个位置.多数研讨会步人专家讨论的正题时,雷达总是第一个发言.(2009年9月28日《中华读书报》)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批评的风采》一书中,评价雷达是名副其实的“雷达”.白烨的这一评价十分准确而生动.事实正是如此.数十年来,雷达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伏彼起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仅此两点,雷达在评坛乃至文坛上就有了无可替代的一席地位.2009年9月28日,《中华读书报》以《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为题,以访谈形式,展示了雷达数十年文学评论生涯的卓越成就.今天,当我走近雷达,发现雷达老师不仅仅是个名副其实的“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而且是始终执着地为中国当代文学导航的一盏明灯.
三十多年来,雷达老师已发表三四百万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先后结集出版过九部评论集.其中,一批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当代作家的第一篇评论或最早的评论都出自雷达老师之手.
当谈起结缘文学评论的经历,雷达不无感慨地说：“我走上评论道路,与当时在《文艺报》工作有直接的关系.”1978年8月,《文艺报》复刊.作为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复刊号刊发了“中国文联二届三次扩大会专辑”,发表了茅盾的开幕词,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衷心的祝愿》,黄镇、周扬的讲话和巴金的《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等文章.特别是巴金的文章深深触动了时在新华社工作的年轻的雷达.如果文艺真如巴金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愿意成为这文艺之春乐章中的一个音符.他即毛遂自荐,向《文艺报》主编冯牧、罗荪写信,表达了他想去《文艺报》工作的意愿,并附上了他的一些文章.雷达早在兰州大学读书时,就写过一组杜甫诗歌的阅读札记.这组初涉文学评论的读书札记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后,电台编辑原以为文章出自兰大老师之手.显然,雷达是位颇具潜质的文艺评论人才,冯牧、罗荪主编慧眼识宝.连雷达本人也未曾想到,写给冯牧、罗荪的那封信发出一个星期以后,他即顺利地从新华社调到了《文艺报》评论组.
雷达似乎对文学评论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和责任.新时期文学诞生之初,雷达就表现出了独有的敏感,对新的文学现象和潮流作出及时的反应.而这种及时的反应,为当代文学导航所必需.
正是由于雷达的这种敏感和作出的这种及时的反应,新时期文学便很快呈现出了一派满树新枝、鲜花竞放的喜人春色.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是一篇散发着新时期文学芬芳的代表作.1977年的文学作品被载入文学史的为数不多,而《班主任》就是其中之一.雷达早在1978年初就对这篇作品进行了评论.他在《人民的心声——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一文中指出,尽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在思想深度特别是人物塑造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点,但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踢翻了“三突出”之类的清规戒律,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真实的血和肉,写出人民群众的爱与恨,喷射出人民感情的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铿锵旋律.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1978年8月11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江苏南通籍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后,雷达含着眼泪读完了这篇小说.雷达感到,这篇小说对“”法西斯专制给民众心灵上留下的伤痕的把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作品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围绕《伤痕》这部典型作品,《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组织一次大规模为“伤痕文学”鸣锣开道的会议.《文艺报》将这一大型报道的任务交给了雷达和同为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雷达的师兄闫纲.雷达熬夜连续奋战,写出了一万多字的第一稿.雷达和闫纲合作的这篇以《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为题,用“本报记者”名义发表的长篇报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新时期“伤痕文学”一篇文献性报道.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1978年还在新疆,尚未完全平反.立志为文学的春天放歌的雷达,到《文艺报》工作不久,即以《文艺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新疆采访王蒙,随后在《文艺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春光唱彻方无憾——记作家王蒙》.这是新时期的第一篇作家访谈和评述.文章一刊出,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极大关注.于是,王蒙这位沉寂了二十余年的著名作家再次成为中国文坛的热点.那时的雷达相对于王蒙虽然年轻,但他具有拥抱文学的春天的伟大抱负,他不愿看到王蒙们的宝贵青春和文学生命如此被无端地耗掉.
对一篇新时期标志性文学作品、一种新时期文学现象、一个新时期焕发创作青春的当代著名作家的倾情关注,雷达就像一盏为当代文学执着导航的灯火,倾其所有的能量,将温暖的光芒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