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中的多元

更新时间:2024-01-2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011 浏览:17649

内容提要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借鉴其它艺术和融汇中西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取得了新的成绩,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如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吸收与借鉴,对“学术体”等形式的尝试与对“思想美”、“理性美”的追求,对“文学性”、“新闻性”和“理性”的融合与疏离等,都是其具体表现.

一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茅盾就认为,报告文学“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①.此后,报告文学作家们的确在借鉴小说的写人艺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与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学中的人物有何区别报告文学是否也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由于我们的理论没有认真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因而导致报告文学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莫衷一是,从而影响其人物描写.新时期以后,问题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又导致“理性”的高扬与“文学性”的失落,使“人物”被“宏观综合”与“问题”所取代.至90年代,报告文学逐渐化解了“理性”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冲突,恢复了“人学”传统,写出了一批堪称“典型”的人物.尽管这些人物的典型意义与写作经验等,我们仍未能从理论上进行认真总结和探讨,甚至某些形象还因社会、政治等非文学因素而影响其艺术评价,同时也有人提出“颂歌不是报告文学”而应予以清除②,但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们不但写出了更多以“人”为本的作品,而且发现和“塑造”了更多的典型尤其是当代“英雄”,从而在以“宏大叙述”实现时代所呼唤的“精神承担”③的同时,为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尤其是典型叙事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

应当指出,“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是片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问题并不在于赞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作出这样的选择”④.在要求寻找“意义”与重建“崇高”的今天,报告文学作家选择“英雄”叙事来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就是坚持文学“精神承担”的表现.而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鲜明特色之一,首先就在于通过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深刻反映了其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在这方面,它最显著的特色是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正如杨黎光在《瘟疫,人类的影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中的写作,力求把英模人物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挖掘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他觉得这样更感人.应该说,作者的这种认识和追求,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审美新变的趋向之一,它为报告文学如何写英模人物进行了成功探索.如作品对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描写便是其典型例证.

应该说,报告文学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在其人物描写上,也存在典型与非典型和典型化程度大小之别,也可以、应该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这一点而言,传统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理论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即如果写出了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和人性的丰富、复杂,其人物也可成为典型;其时代环境再现得越真实、准确,其性格描写得越鲜明、深刻,其典型化程度就越高.因此,像《瘟疫,人类的影子》这样,将张德江、钟南山等英模和叶欣、陈洪光等烈士放在抗击“非典”的民族战争中,且写出其丰富人性与鲜明性格的作品,就是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类似这样将人物置于时代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在平凡与伟大的融合中写出其鲜明性格与深沉情感的,还有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作家出版社,2002年)、《部长与国家》(《中国作家》2004年第10期)、《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中国作家》2005年第12期)和刘继明的《梦之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与王宏甲的《智慧风暴》(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版)等.其中刘纪原、梁雨润、余秋里、欧阳祥山、林一山和王选等人物,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所提供的新的时代与文学典型.

如果说,张德江、刘纪原和余秋里等人是“埋头苦干”与“拼命硬干”的典型,那么,《“布衣青天”杨剑昌》(曾培新,群众出版社,2001年)中的杨剑昌与《我告程维高》(郭光允,东方出版社,2004年)中的郭光允则是“为民请命”与“舍身求法”的代表;如果说,刘纪原、余秋里、林一山和张德江等分别是“航天英雄”、“大庆英雄”、“三峡英雄”和“抗非典英雄”的代表,那么,杨剑昌、郭光允等则是“英雄”、“打检测英雄”的典型.《我告程维高》与《“布衣青天”杨剑昌》一样,所选题材虽不乏新闻“卖点”,主人公也是知名度较高的新闻人物,写的也是“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殊死抗争,但它决不是展示隐私的猎奇之作,也不是自我炫耀的“私人写作”,而是饱蘸血泪深情、凝聚生命感悟的警世之作,是中国政治、解剖中国社会、批判中国文化的“宏大叙述”.因为,作品所写的程维高这样的腐败高官和郭光允这样的英雄,以及他们所分别代表的“程维高现象”与“郭光允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和政坛上,均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挑战性.

如果说,以上作品更多的是在时代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展示英雄群体,那么,马文科的《大爱无言》《报告文学》2004年第4期和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北京文学》2004年第7期则主要从社会人生角度,集中记录了某些个体英雄们的非凡人生与崇高品质.《大爱无言》的感人与独到之处,主要在于它从爱情、家庭与人生的角度,柔婉、细腻地彰显了人物的丰富情感与美好心灵.因为,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和肖复兴《生当做人杰》中的嵇汉雄,到李鸣生《国家大事》中的蒋新松与王宏甲《智慧风暴》中的王选等,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曾描写过无数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典型.如何使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叙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固然,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性文学不同,它的确是一门“选择”的艺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但它又毕竟是一门“艺术”,“怎么写”又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品位高低与审美效果.因此,至今为止,中国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叙事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或在批判中歌颂,或在对比中凸现,或主客体融为一体,或从历史人生角度,或与爱情苦难相伴,等等,但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是如何“远”政治、宣传而“近”生活、艺术.可以说,一部报告文学人物史就是一部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与艺术成长史.而《大爱无言》与《为了拯救生命》对郁建兴和刘晓程的描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报告文学“英雄”言说与典型叙事方面的特色与成就.

当然,新世纪报告文学不只在“英雄”言说与正面典型叙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而且在“罪犯”(主要是“”)描写与反面典型叙事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可以说,这方面的探索意义更大,其经验更值得总结.因为,避免将“英雄”“神化”不易,避免将“罪犯”“鬼化”更难――难在其不仅要将“魔鬼”还原为“人”,而且要写出其人情、人性与“悲剧”性格.近年创作在这方面的突破也正在于此: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与对比描写等多种手法,或写出了其变化过程,或揭示了其内心奥秘,或批判了其“悲剧”性格,或挖掘了其典型意义.如郝敬堂的《一个死囚的灵魂忏悔》(《北京文学》2003年第1期),面对贾宏伟这样杀人越货的海盗“魔鬼”,并未停留在道德谴责的情感表层,而是通过他留下的《海盗泪》一文,客观、理智地写出了他从优秀士兵到误入贼窝的环境变化,揭示了他临死前立功赎罪、灵魂忏悔的人性复归.关庚寅的《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北京文学》2003年第9期)将人物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沈阳腐败与败斗争的小环境,再现了其“英雄魔鬼集于一身”的复杂形象.当然,在描写“”典型方面,一合的创作更有其代表性.他的《“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北京文学》2002年第2期)、《灵与肉――李真的堕落与忏悔》(《中国作家》2003年第4期)和《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见《反贪局专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等作品,及其所描写的李国庭、李真与慕绥新等“”典型,也代表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方面的新成就.

当然,这里所说的“典型”,不是生活中而是“文学”意义上的典型――虽然报告文学中的“典型”不能概括、想象与虚构而首先必须是生活中的典型,但生活中的典型如果不经过艺术加工与处理,也仍然不能成为报告文学中的“典型”.因此,如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报告文学在保证“非虚构”的前提下,也可运用心理描写、性格描写和环境描写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一合创作的成功经验与最大特点正在于此:不仅再现了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态势和河北省、沈阳市特定时期腐败与败的“典型环境”,而且运用语言、细节与心理描写等,在正与邪、功与罪、灵与肉的冲突中写出了人物的“典型”性.如写李国庭,通过他对工厂的严格管理与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他所编织的广泛而严密的关系网,他与专案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斗智斗勇,等等,写出了中国“落马”企业家中的“这一个”.写慕绥新,揭示了他的思想、性格悲剧与家庭悲剧,也写出了他的理想追求、高雅情趣与丰富情感――总之,从他“既干事又搂钱”等矛盾现象中写出了其性格中“红”与“黑”的复杂“两面”.同时,作品还揭示:李真之所以“贪”得疯狂,是因为,即对国家前途丧失信心;慕绥新之所以“贪”得“文明”,是因为认识糊涂,即对腐败现象的麻木;李国庭之所以“贪”得“自觉”,是因为心理失衡,即对现行分配制度不满;等等.由此,作品又从素质、制度和体制等方面,揭示了人物的典型意义.不仅如此,一合不同于其他作家之处,还在于他写“”形象时,不只揭露其犯罪事实与描叙其人生经历,而且再现了侦破与办案过程,并在揭示之艰难时展现正义之威力,在描述斗争之悲壮时凸显勇士之坚强.这样,在真善美与检测恶丑的搏击和对比中,罪犯与检察官、“”与“勇士”彼此映照、相得益彰.如李国庭之于焦世谦,李真之于陈晓颖,等等,即是如此.

除描写“英雄”与“”外,新世纪报告文学还有一个审美新变,即更加关注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小人物”或弱势群体.这方面的作品,或以抒情、自述方式进行典型描写(如齐良生的《善良,让她如此美丽》、许芙蓉的《一位被拐女子的真情倾诉》),或以“口述实录”等方式进行群体浮雕(如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黄传会等的《发现青年》),或化装“卧底”、亲身体察“二奶”生活(如涂俏的《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夜夜》),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叙写人生故事与人物心理(如秦春的《两地书,母子情》),等等,都为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提供了新的审美质素.尤其是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关于和平岁月死难烈士家人们的报告》(《黄河》2004年第1期),第一次以“和平时期”众多“死难烈士”的“家人们”为主人公,体察他(她)们的内心情感,挖掘他(她)们的美好人性,满怀深情与敬意地为他们流泪、分忧、祝福,这不仅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而且在人物描写和英雄观上有新的突破.它将新时期以来以黄宗英、肖复兴等人为代表,以“小人物”为关注中心、视“小人物”为“民族脊梁”的创作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全面借鉴

报告文学能否像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全面继承民族传统、吸收民族文化营养呢这是报告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理论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尽管有人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先秦历史散文与《史记》等,但大多认为报告文学脱胎于近现代新闻,由新闻母本与文学父本“杂交”而成,经时代风云与社会雨露催化而长.那么,这个既具“杂交”优势又无传统可言的“怪胎”,究竟怎样发展、其前途命运如何尤其是作为“非虚构”的纪实文体,它能否吸收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的传统艺术营养呢这是自它诞生之日起报告文学作家们就一直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自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以上所述在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即是其例.此外,赵瑜等人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新的探索.赵瑜的《革命百里洲》(与胡世全合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的创新意义,就在于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散文等传统形式在内的民族艺术的全面吸收与融合.即在内容上,作品以孤岛百里洲为视点,铺叙了长江农人半个世纪的风云历史,再现了国共两党、土匪乡绅、工商财贸、文人雅士、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传奇故事;在形式上,则采用传统的章回小说与评书体式,既重故事情节的完整,又重人物形象的描画.虽无现代小说之主体故事与中心人物,却似传统小说《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之短篇连缀,且各章衔接紧密、结构严谨.同时,作品还注重文化风情、自然地理等典型环境的营造.其次,作品借鉴章回小说与评书手法,大量引述和化用了包括唐宋诗词在内的众多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文句,在语言和修辞上广泛运用口语、对仗、排比等,从而使作品的民族特色更为鲜明,文化底蕴更为深厚.总之,《革命百里洲》在继承传统和追求现代性方面均作了可贵探索,它“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确是它的“特别之处”⑤.

如果说,在向小说等传统艺术学习方面,《革命百里洲》的创新主要在文体和语言,李景田的探索则主要在情节与结构.他的《未扶正的反贪局长》、《跨国大诈骗》和《河东战事》(均见《黑白较量――李景田深度报告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等,不仅故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鲜明,而且采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主要人物带次要人物的方法,即全篇讲述一个大故事、写一个主要人物,但其中又穿插许多小故事和次要人物,而这些小故事和次要人物,或对比,或衬托,都有力地突出了主要人物.同时,作品态度客观、冷静,叙述细致、逼真,努力使倾向性“自然而然流露”而不“特别指点”.这样,其创作虽然在内容上也和《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和《我告程维高》等类似,反映的也是“三农”问题、“法制”和“斗争”等,但在形式上却如赵树理等人的小说,显然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民族营养.如《河东战事》以纪检干部梁安定和腐败官员岳永勋为中心,穿插诸多人物和事件,通过典型情节、场面与细节,将腐败与败、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写得既波澜壮阔,又丝丝入扣.其中有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节和场面,如同作品所写:“给人一种警匪片式的惊险感觉”.

与李景田的创作相比,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国家行动》和《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等作品,则更以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取胜.它们在力图将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以及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有机统一的同时,努力运用典型人事和感人细节来表现主题,从而在“文学性”上也表现出鲜明、独到的特色.如《根本利益》通过法警队长骗抢死者家属抚恤金,孤老婆子守着丈夫和儿子两副棺材13年,等等,深刻揭露了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而通过梁雨润亲自为畅春英死去的丈夫和儿子抬棺,从纪委拿三千元解决村上积案,以及夏县村嫂们编演歌舞颂扬梁雨润等,又使梁雨润形象血肉丰满.《国家行动》(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为了表现三峡移民对故土的血肉深情,写了坐在老槐树上守望长江达四天三夜的百岁老人;为了表现移民工作之“苦”与移民干部的忍辱负重,写了村支书郑昌省当“孝子贤孙”、镇长王祖乾的“生死大劫”和女副镇长李美桂的以柔克刚,等等.

当然,除小说外,新世纪报告文学还在借鉴散文、诗歌等兄弟艺术方面有长足发展.如《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可以说是吸收诗歌、小说与小品文等文体的营养而改造、发展成的新散文体.它有黄宗英主体投入的真诚和第一人称手法的亲近却又比她更思想深沉与情感炽烈,有陈祖芬、柯岩、文乐然等人的哲理诗情和潇洒笔调而又比他(她)们更凝重肃穆,有理由、肖复兴等人的人物抒写与人生感叹可又比他们更细腻真切.《为了拯救生命》虽未将第一人称“我”贯穿到底,但“我”却有着更特殊的身份,是主人公刘晓程的病人.因此,作者将自己手术前后的心情与感受,尤其是其真切的生命体验,以及对“拯救生命”的白衣天使的感激与虔诚之情,全都写进了作品.这样,作品自然具有别样的真情与诗意.此外,《最后的驮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闾丘露薇采访手记》(昆仑出版社,2002年)、《协商建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和《八千湘女上天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等,分别以散记、“手记”、“日志”和口述实录等形式,叙写西藏、香港和新疆等地的历史、地理与文化风情以及各党派的“协商建国”等,也在不同方面对报告文学的文体与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

三对“学术体”与“思想美”的艰难探索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人曾断言“苏晓康模式只能是暂时现象,它的衰落几乎是不用怀疑的”⑥.但时至今日,我们再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与发展轨迹时却发现: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文学性与理性相冲突的问题,也“回归”到了人物,但“苏晓康模式”既不见“衰落”,却又得到长足发展,成了报告文学家族中的重要“一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胡平:他不但全面继承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忧患意识、文化启蒙、现实批判与宏观综合等“理性”传统,而且将其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学术体.如果说,他上世纪末的《千年沉重》虽具有学术著作的诸多特点但在体例上还显得“开放”而不够统一,那么,新世纪初的《战争状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就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较严谨、“规范”的“学术体”了.这一点,首先当然是内容的博大精深,即它涉及领域之广,探讨问题之多,理论见解之敏锐、深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组织结构、内在逻辑、论证方式及引文注释等形式方面,作品也如同学术论著――如该书《自序》所言:“努力要求自己做到言之有据、据必有出处”、“在学术层面展开”.因而作品不仅广泛引用了古今中外诸多专家学者的各种经典论述,而且以夹注形式注明出处,同时书后也附有《主要参考书(篇)目》等.


那么,这种理论含量重、逻辑性强、信息密集、资料丰富的“学术体”,其“文学性”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没有“文学性”,那它同真正的学术论著又有何区别呢这一点,实际上作者在《自序》中也已谈到,即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一是“语言与文势上的某种表达,架构与运情上的几副技巧”;二是“思想美之挖掘”.其中“思想美”问题,不只关系到报告文学的美学定位、价值标准和功能作用等,而且关系到文艺美学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因为,在传统文论中有一流传甚广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当然在小说等虚构性文学之下:因为报告文学受“非虚构”限制,不能像小说等“虚构”文学那样,调动想象、“浪漫”等一切手段去编造情节与“典型化”.这样,有人就对报告文学不屑一顾,认为它是“亚流文学”.而以此标准来衡量不以人物为中心而以理性为追求的问题报告文学,有人就认为它简直不是“文学”――当然,如以此标准来衡量《战争状态》等“学术体”报告文学,那就更无存在价值了.这样,问题和矛盾就出来了:要么是固守“人学”传统,将不以人物为中心的问题报告文学与“学术体”报告文学拒之“文学”门外;要么是迎接挑战,开放门户,改变观念.如何解决矛盾、创新理论呢我认为,一是开放文学理论体系,修改“文学是人学”的概念,承认文学既是“人”学,也是“理”学,即既可以写“人”为主,也可以说“理”为主;二是尽快建立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确认“思想美”、“理性美”的地位和价值,即“思想美”、“理性美”是报告文学的审美特性之一.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看到了胡平的“思想美”理论和“学术体”实践的创新与“革命”意义.

关于“思想美”,虽然不少作家尤其是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以其大量创作在实践上对此作了探索,但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此概念的,在胡平之前,只有麦天枢等人.早在问题报告文学崛起的上世纪80年代,麦天枢就指出:“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⑦.事实上,麦天枢的创作如《西部大移民》、《白夜》和《昨天》等,也在实践上对此作了探索.但比较而言,胡平既在实践上又在理论上对“思想美”的探索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说,麦天枢只提出问题,胡平则对此作了较深入的发挥.他明确提出,“思想新颖,思想饱满,思想深刻”是他所“感兴趣”和“看重”的美学追求;“思想美”具有“历史脊椎骨的分量”,具有“大快大畅大奇大雄的审美意义”;“思想美”的发掘需要“几代人的生活磨砺”⑧.我认为,这确是切中肯綮的真知灼见.因为,“思想美”的挖掘,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研究,一种理论创新.要在学理层面上有理论发现,要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中提炼出新观点,没有过人的胆识、敏锐的眼光、丰富的学养和深厚的积淀是不可能的.它不能凭灵感、靠想象,更不是“玩技巧”、“玩理论”所能“玩”出来的.如《战争状态》通过“研究”后得出结论:“时代”的根本失误,在于使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仍处于“战争状态”;中国的地主和地主制经济,也参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创造和推动;决定社会性质与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除阶级斗争外,还有“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等等.类似这样“颠覆”传统与挑战“经典”的理论发现和哲理思辨,的确闪耀着“思想美”的光辉和具备“历史脊椎骨的分量”.胡平的这一审美追求与创作特色,在《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等作品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我们在肯定胡平“学术体”的拓荒之功与探索精神的同时,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即使我们承认“思想美”、“理性美”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小说等虚构性文学的审美特性之一,《战争状态》也仍然有以“理性”代替“文学性”之嫌,即仍然存在“思”与“诗”的矛盾:它虽具备“历史脊椎骨的分量”,却缺乏鲜活的血肉与生命感悟;虽能获得“大奇大雄”的理性力量,却不能享受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也就是说,它似乎还少了些灵动可感的语言与细节等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文学”要素.由此,读者有理由追问:“思”与“诗”或“哲理”与“诗情”,能否在报告文学中有机统一、相得益彰它们只能顾此失彼、相互矛盾吗

事实上,以胡平、徐刚等人为代表,实际只代表问题报告文学发展中侧重其“学术性”与“宏观综合”的“一元”,其他还有两“元”:一是将说理与写人相结合,如卢跃刚、赵瑜、王宏甲、黄传会、陈桂棣、邢军纪和杨晓升等人的创作;二是将探讨问题与反思历史相统一,即所谓“史志性报告文学”,如邓贤、冷梦、程童一、徐志耕、李鸣生和徐剑等人的创作.也就是说,许多作家一直在探讨如何解决“人”与“理”、“思”与“诗”的矛盾并试图使其有机统一.自新世纪以来,王宏甲、李鸣生、陈桂棣、何建明、杨晓升和张庆洲等人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注重以人为中心或以情感人,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思想美”与“理性美”的执著追求.当然,究竟“人”、“理”、“情”等要素在具体作品中如何统一、怎样分配、是否须同时具备,等等,仍是需在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探讨的问题.

四对“理性”与“新闻性”的合理疏离

有人认为,困扰中国戏剧现代化的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以及戏剧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即古与今、中与外、“文”与“用”的关系问题⑨.实际上,这不仅是困扰戏剧现代化的问题,也是困扰整个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问题.作为历史短暂、传统缺失、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新兴交叉文体――报告文学,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紧迫与意义重大.因为中国报告文学虽然至今也有一百来年的历史,但新时期以来的这20多年发展得尤为繁荣昌盛.因此,它的不成熟与理论贫乏就在所难免.正是如此,它的一切探索就意义非凡而更值得尊重.也正是如此,我们才充分肯定赵瑜、何建明、一合等人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借鉴和麦天枢、胡平、李鸣生等人对“学术体”与“思想美”的探索――因为他们分别在古与今、“文”与“用”等事关报告文学现代化的问题上作出了贡献.那么,报告文学是否也存在中与外,即中西文化或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问题呢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及其理论的核心是“间离化”(亦译作“间离效果”、“陌生化效果”等).他的这一理论,对我国新时期以来高行健等人的“探索戏剧”影响较大.然而,我们在考察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时,却发现一些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了这一手法.即他们在作品中,也和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一样,有意识地在读者和作品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使读者跳出单纯的情感体验,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这一点,恰恰和《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等相反:不是追求情感共鸣,“以情感人”,而是追求哲理思辨,“以智启人”.当然,在报告文学中尝试现代主义手法,追求“以智启人”方面,上世纪80年代祖慰即已作过探索,只可惜昙花一现,未成气候.至新世纪,则有不少人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尝试将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进行疏离,其中王宏甲是最突出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如果说,在《无极之路》、《现在出发》等作品中,王宏甲主要还是致力于歌颂与批判的融合以及人物描写与抒情、议论的统一,那么,从《智慧风暴》开始,他除了继续保持写人与叙事相结合这一“文学性”外,又开始了对“新闻性”与“理性”进行疏离的尝试.如《智慧风暴》在写王选等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与创业经历时,将世界各国有关知识经济与高科技的信息、资料作为背景,以“同时代的消息与参考故事”的形式列于各章之后.同时,在各章的前面和中间,也不时穿插一些哲理议论,且将这些文字用不同于正文的字体加以区别.很显然,作品这样处理的效果和好处是:既有效地保持了报告文学“理性”与“新闻性”的优长和特性,又便于“文学性”的发挥.《中国新教育风暴》(北京出版社,2004年)也是这样:它在叙述王能智等人的教改故事和探讨中国的教育改革时,也将学术性较强的议论和经验总结之类,以“相关思索”的形式列于各章之后;同时,与《智慧风暴》一样,也在各章前面以议论性文字对该章内容作了概括提示和引导.但与《智慧风暴》不同的是,作品结尾的“相关思索”虽也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之处,但从整体上说,不是“数据”、“资料”和“知识”之类,也不是完全以“全球化”为背景,而是着重于对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同时加上不同的标题,篇幅也更长,因而几乎就是一篇篇完整的议论文.因此,如果说,《智慧风暴》主要是对“新闻性”的疏离,那么,《中国新教育风暴》则又进了一步:主要是对“理性”的疏离.

除王宏甲创作外,《革命百里洲》以《续章》形式将“鄂省百年灾荒考”附于书后,《灰村纪事》(作者朱凌,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将众多报刊、文件和书信等背景材料以《附录》形式放置书尾,《梦之坝》将某些重要历史文献与记者访谈录等,分别以《附件》形式置于各卷之末,也都有效地实现了“文学性”、“新闻性”与“理性”的疏离.而这种疏离与尝试的意义,就在于为解决报告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人”与“理”、“诗”与“思”、“体”与“用”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可视为解决胡平“学术体”中所存在的“思”“诗”矛盾的有效方法与合理途径之一).

总之,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借鉴兄弟艺术和融汇中西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呈现出更加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也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精品力作不多、理论研究滞后等问题.如何使报告文学进一步博采众长,既多元并存又和谐互补,既繁荣昌盛又特色鲜明,从而傲然挺立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林,是新世纪赋予作家们的历史使命.

①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②范培松:《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③贺绍俊在《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指出:“文学应该是艺术精神最大的策源地和栖息地,这也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等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

④李炳银:《报告文学论》,《新华文摘》2006年第8期.

⑤白烨主编:《2003年文情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⑥雷达:《苏晓康模式评议》,《作家》1989年第5期.

⑦《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年9月23日.

⑧胡平:《战争状态•,自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⑨见董健:《戏剧与时代•,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朱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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