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保持民族文化的传统,如何有效地承传民族文学,已是无法回避的课题.王海、江冰合著的学术新著《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版）对此有深入的探讨.
《从远古走向现代》的可贵之处即开篇就展示了出当下“语境”.这一语境以“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为前提,强调国际语境中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正是在这一出发点上,王海、江冰把握了时代潮流,从一个历史的高度,进入黎族文化,从而使新著有别于一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著作.
另一可贵之处是没有回避黎族文化面对双重撞击显露式微的现状.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始终将目光注视当下.近二十年来,黎寨村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黎乡日常生活的层面看,追求现代城市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同,反映出一种文化的趋势――即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倾斜；本土文化向全球性流行文化倾斜.倾斜的趋势明显,同化的速度很快,现代化和全球化是不是真的成为黎族文化的终结者?回到原始已是天方夜谭,在偏僻黎村的一架电视接收天线面前,你清楚现代化是抵御不了的,你也无法非议黎族村民对现代化和美好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人的本性中,谁愿意甘守封闭和贫穷?谁不愿意享受便捷而舒适的生活方式?在承认上述事实的同时,作者作出了具有深度的思考,对现代化与全球化话题作出了一次积极回应.
在《从远古走向现代》一书的封底勒口上印有一段文字,可以视作“积极回应”的有力佐证：“在‘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成为世界性热门话题的２００４年,黎族作家王海与汉族学者江冰在广州重逢.言谈之间,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探讨黎族.一人是从里向外看,始于内心止于文学；一人是从外向里看,启于民族止于文化.两种视觉,两种心态,交汇相融,其间多有热切感受,文中不乏真知灼见,彰显出新世纪的作家、学者对一种民族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作者的组合显然是此特色之一.翻阅全书,果不其然,两位作者不同视角,不同的文风,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比如,作为文化学者的江冰在研究黎族节日时,将其“集体狂欢”的精神视作“自由表达的”,“更多的是来自远古的一种近乎原始因而也更接近人性本质的冲动”.作者写道：“遥想‘三月三’,满坡满山的黎人,真是花如潮,歌如海,何等地自由奔放,何等地人性张扬!”（参见第８９页）同样的情景在黎族作家王海的笔下则显出另一番景象,同样是研究文化形态,王海在说及黎族人的姓氏问题时,以自己父亲当年参加著名黎族领袖王国兴领导的“白沙起义”的战友为例,说明由于黎族人普遍使用汉姓,反而忘却了自己的黎姓.（参见第３４页）在论述黎族歌谣中的道德观念时,作者更以亲身的家族经历说明黎族家庭的团结与情义.（参见第１４６页）书中娓娓道来,更见真挚情深.如果说,学者江冰多从文化形态出发,以学术方式提炼观点的话,那么,黎族作家王海则时时从家族记忆和亲身经历切入,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切地表达一种透彻的洞察.站在传播学的角度看,两位学者用不同的方式,传达出迥然不一却又旨趣同归的意思,从而构成新著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亮点.比较当下学术著作,以高头讲章,一本正经为多,生动活泼、真情流露罕见的现状,两位作者的搭配组合,实如一股吹过南国海面的风：清洌而新鲜.
黎族作家与汉族学者,在真诚合作中所表现的不同情怀、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和不同感受,在共同面对共同的黎族文学／文化现象,往往会形成一种互为参照的观点,它们的相互印证,更加准确深刻地抓住了一些问题实质所在.比如在对当代黎族文学发展的评价上,作为黎族作家的王海,身在其中,言不忌讳,直接以批判的态度出现,尖锐地指出黎族作者普遍存在以汉族作家的创作为蓝本,以流行的主流文化观念为评判标准因而迷失了自己的不足.王海指出,黎族作家要有自审意识和自省意识,勇于正视笔下的民族文化,包括那些优秀的和落后的传统.同一命题,在学者江冰笔下就显得含蓄沉潜.冷静而细致的文本分析之后,江冰以学者兼评论家的身份指出王海作品《吞桃峒首》所包含的艺术“亮点”和思想“高点”,在委婉表达此篇作品所体现的上升势头未能持续的惋惜之后,明确地点出王海对黎族文学反思意识止于创作,却续于评论的艺术轨迹.两人视角与态度的相互印证,更见探索之深度.作为读者,我是真心地视其为黎汉学者携手合作的一次成功范例.
两位学者的组合还出于一种清醒的意识：即将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作者明确地将文学／文化研究合为一体,视文化为大概念,其本身就涵盖了文学；视文学为承载文化的文本,其本身即是文化的一种形态.而在黎族文化的背景下对黎族文学进行研究,更能发掘其独特的内蕴和价值.黎族是居住在海南岛上的一个少数民族,孤悬海外,族源多元,没有酋长,没有文字,没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血缘村落的形式散落在崇山峻岭之中,与大自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具有原始形态的民间信仰,历史久远的民间文学.倘若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在黎族的生活中,“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也为文学／文化互动式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可以肯定地说,两位作者的尝试是成功的,是对以往黎族文学研究中那种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文学的惯常方式的一次突破.
在我看来,《从远古走向现代》颇有价值的一个学术观点,或者说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种贡献,就是确认了现代传播在民族文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明确指出这是使民族文化／文学延续生命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提出“黎族文化急需描述与传播”.在作者看来,描述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整合,一种提升,它是传播的基础和前提.描述提供信息,传播提供交流,“我们不仅把交流看作是交换新闻和信息,而且看作是包括一切传递和分享各种思想事实和资料在内的一种个人和集体的活动”.①因此,文化如人总在交流中生长,描述和传播将促成文化／文学的承传.
那么,什么是作者所想要的描述呢?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描述.它既需要在轮廓形象上的勾勒,更需要内在精神上的摄取.就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来说,其文化积淀乃至主流特征的形成,与它的不断被“描述”有关,这好比面对一位相貌极其平淡的人,检测如他被众人多次认真描述,那么,平淡的人也可以变得不再平淡,平淡无奇之处也可能凸显出来变得无处不奇.在《从远古走向现代》作者的学术思路里,面对文化传统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具有某种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解释传统的权力,在这个权力的支配下,我们就有可能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支援”.
作者的可贵处有二：说明了“文化描述”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将理论转化为一种可以具体操作的方式.
“文化描述”必须与文化传播联动,“文化描述”所产生的文化产品也只有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方能产生效应与影响,《从远古走向现代》的作者对此具有相当清醒与自觉的运作意识.他们知道“文化描述”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不应当只在大学、研究所、学术课题组、考古队、调查队乃至博物馆、图书馆的范围中活动,必须生产出文化产品,进入现代传播领域,借助一切媒介,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唯有如此,一种文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从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文化的生命之树方可常青不衰.将“文化描述”从学术层面转化为文化传播运作策略,其方式方法很多,是一个庞大系统的文化工程,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的是文学艺术在传播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法国理论批评家丹纳（１８２８――１８９３）在他的著名学术著作《艺术哲学》中曾经反复谈到艺术以及它所表现的对象特征问题,在这位大师看来,艺术的目的就是要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事物某个凸出而显著的属性.正是因为现实不能胜任这一任务转而由艺术来担任,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甚至已经成了艺术品的本质.丹纳的鲜明观点在艺术发展历史中已经得到证实.按照文化发生学的观点,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在不断的强化之中积淀；按照荣格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文学艺术中有属于各个种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像中国西部文艺包含了流传不绝千年咏唱的“太阳”原型和移民“走西口”的主题.３０年前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从“革命的视角”触及了海南岛,海南岛黎族女子参与政事之古风对“红色娘子军”会不会有一种影响呢?
由于所需传播的文化信息众多,可能涉及到城乡建筑设施规划、自然风光旅游资源等“有形环境”,也可以涉及到文化传统、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精神风貌、心理素质等“无形环境”,还可以涉及到包括生活方式、民俗习惯、文学艺术形态等各个方面.对此,作者特别强调,文化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承继与传递的群体,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将负有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历史的事实亦是如此.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人类学名著《文化模式》中曾提出“文化模式”这一概念,在她看来,文化是一个模式化的整体,而这种文化模式的形成是一个整合的过程②,毫无疑问,在文化特质扬弃选择的行为中,文化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一些文化物质被不断地强化、规范化,形成有价值的文化信息传向大众,而一些文化物质则可能被抛弃,这即是模式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黎族文学不再仅仅是一些文本,而是承负了黎族文化传统的载体,其盛衰枯荣已经关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死存亡.引发我兴趣的还在于两位学者试图从黎族文化中开掘优秀文化资源的努力,在他们看来,整理与研究只是起点,其最终目的是弘扬于当代社会,并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人类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份优秀的文化资源,这,也正是两位学者撰写新著更为深层的动机所在.看看他们为黎族文化这座富矿插下的几支路标吧――“自然亲和力”、“心灵敬畏感”、“男女和谐度”、“多元的图腾文化”、“黎族的神话与长诗”、“黎锦创作的个性”等（参见第５页）显然,《从远古走向现代》的作者,作为文化人,可以说是身体力行,其本身的行为就是属于一种文化描述与传播的努力,在此,我由衷地表达一种敬意.
注释：
①米哈伊诺夫等著《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第４７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②[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３６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