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文艺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4-02-0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9368 浏览:133230

摘 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艺观点,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深远.在当代,重新思考它对文学发展的利害得失,并由此而关照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具有极大意义.

关 键 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当代文学;功利主义

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代表一种功利性、实用性的文艺观点,这又纳入到政治框架之内,从属于整个民族解放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对文艺的认识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具有独特的现实历史文化语境,离开这种语境,它的弊端便展露无遗,因而这种文学范式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利害俱存.七十年后我们重新阅读泛黄的历史文本,理应站在当下的时代高度,再次思考《讲话》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及其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利害得失,并由此而关照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这将具有极大的意义.

《讲话》一文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地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等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①自始至终是把文艺纳入到战争需要的框架之内,是在文艺服从于整个民族解放和战胜敌人的前提之下,自然带有极为浓烈的战争思维色彩.在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中,文化战线完全服从和怎么写作于军事战线,“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

再明显不过,的文艺观带有浓厚的战争思维特点,这种战争思维并非“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是一种以对敌斗争需要为标准衡量文艺.这种思维模式的文艺观表现为具体的和实用性的功利性主义文艺观,简而言之,就是以能否“为我所用”的态度看待文艺.以对待战争与敌人的需要来要求文艺,凡是能够为民族解放与战胜敌人怎么写作的文艺,有助于巩固和完善军事战线的斗争的文艺,都要赞扬和利用.

二、

早在抗战之初就有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思想论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梁实秋认为,“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等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③这种与抗战无关的言论在沈从文④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得到共鸣,却受到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人的强烈反对.

在三十年代政治文化⑤氛围极为浓厚,这些自由主义“与抗战无关论”的文艺观点其实也是代表一种功利性的文艺观,也是一种对待政治的态度,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是“反抗”而不是“迎合”.1938年开始,还有一场广为人知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即如何利用民族形式、旧形式的问题,向林冰、葛一虹等人主要围绕着所谓“中心源泉”问题,其论争涉及到民族遗产的批判继承、“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功过等.简而言之,这些观点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问题.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从沦陷区、国统区“慕名而至”延安.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力量,这些知识分子需要“为我所用”,为抗日战争的政治需要而用.但这些知识分子大都经过“五四”新文学思潮的熏陶与感染,他们保持有知识分子敏锐地发现问题与批判现实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与延安的文化环境氛围并不十分融洽,用的话说就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以丁玲、王实味等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延安掀起了一股干预生活的文艺思潮,他们提出“暴露”延安“黑暗”的问题.关于这些论争和思潮非本文范围,兹不详论,但是这些都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展开,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背景.《讲话》梳理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的发展脉络,并针对以上各种问题而展开.换句话说,《讲话》一文即是以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建构起自己的文艺观.

在看来文艺不是与抗战无关,而是民族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密切关联,文艺是为抗战而怎么写作的;文艺为抗战而怎么写作就要满足延安特定的文化环境,面向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底层接受群体,因此,文艺必须采用民间形式,以通俗的艺术手法反映他们的生活,充分吸收传统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大众化”;而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就需要文艺工作者熟悉人民的生活,表现人民生活而不是批判与揭露生活中的黑暗.这些奠定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调.

三、

的文艺观点符合当时延安的实际现状,恰好迎合了民族解放与对敌斗争的现实需要.这使文艺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出极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延安特定文化语境下才成为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语境,这种功利主义、文艺为政治而怎么写作的文艺观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自三十年代政治文化的勃兴及至建国后当代文学体制的形成,中间一个绕不开的事件就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经典”文本.称之为“经典”,是因为《讲话》集中体现出代表的中国人,在四十年代特定文化语境下对中国新文学的想象,它凭借政治权力成为延安文艺创作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在战争状态下对文艺规定和制约.

《讲话》影响深远,随全国战争形势的变化,政治势力支配范围的不断扩大直至取代国民党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以《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标准范式”也被推广到整个文艺领域,其标志性事件为第一次文代会,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从这个角度上讲,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雏形”.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产生于延安特殊文化环境,但这种战争思维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最终经由第一次文代会而在全国确立.这种思维模式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不断强化.

建国之后,文艺仍然隶属于政治,文艺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阶级问题,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因此建国后出现了对涉及诸多文艺问题的批判与斗争,把文学艺术问题当作思想政治问题看待,并发动运动的方式进行肃清,“”的爆发即是一次极端化的形象展示.至于建立系统的文艺组织、文艺机构更是影响深远,当代的文联、作协仍然承续第一次文代会的体制,文化官员,作家官员成为这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讲话》而始的文艺观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极为深刻,脱离战争的语境,的文艺观局限性便暴露无遗.在当下中国,我们应当取辩证的态度,即要考虑到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不能一味地承袭前人的观点,对于固有的体制弊病应该及时地革除,只有如此才能有益于文学的发展,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文学.(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注解:

①,《选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

②,《选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

③梁实秋,《编者的话》,载《日报平明》1938年12月1日.

④参考:沈从文,《一般或特殊》、《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

⑤参考:朱晓进,著《政治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⑥,《选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