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通过阐述闻一多文艺思想的阶段性变化,进一步探讨社会存在和社会形态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作用.
关 键 词 ：闻一多；文艺思想；阶段性
作者简介：魏存礼（1970-）,男,商丘市人,本科,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语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3-0-02
闻一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坚定的战士,同时也是中国同盟会的早期领导人和新月派的代表诗人.闻一多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如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43年参与争取的斗争等人生经历不仅对他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也使他的文艺思想发生了转变.闻一多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为四个阶段,既早期为艺术而艺术阶段、受到济慈影响誓做艺术的忠臣阶段、提倡将诗歌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艺术为人生阶段、为事业而奋斗的艺术为人民阶段.
一、“为艺术而艺术”与“艺术的忠臣”
闻一多先生在艺术创作前期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他在1922年10月10日给梁实秋先生的信中就提出了自身为艺术而艺术,即艺术为艺术的诗歌创作主张,也提及了“以美为艺术之核心”的诗歌创作观点；在1922年11月26日给梁实秋的信中再次表明他主张的是纯艺术中的艺术,相信的也是纯艺术主义.在1926年4月15日给熊佛西和梁实秋的信中又谈及“纳诗于艺术之轨”,并说明了“轨”既是诗歌创作的形式,形式最重要的部分是诗歌的音节.
在闻一多先生与朋友的通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前期的文艺思想和艺术主张,同时为艺术而艺术也是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确定的诗歌创作追求.在1921年清华文学社成立伊始,闻一多就积极参与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并经常和同学探讨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在1922年12月于清华文学社举办的一次辩论中,闻一多的辩题就是“艺术为艺术呢,还是为人生”,在辩论过程中,他充分表明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艺术主张,指出“艺术为艺术而非为人生”.在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中发表的《诗的格律》中完整的阐述了诗歌格律的“三美”这一文艺思想；在1926年6月10日发表的《先拉飞主义》也反复强调了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在1931年发表的《论〈悔与回〉》中提出他是受过绘画训练的诗人,强调诗歌创作应该注重“诗的外表形式”.
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阶段,闻一多先生将文学创作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和远大理想,不仅与国内文坛积极交换创作意见,而且还把领袖文学潮流或派别定为自己文学创作和发展的目标.在这一时期闻一多所倡导的文艺思想是极端唯美主义思想,艺术精神是他的唯一追求.在《冬夜评论》一文中他批评了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所陈述的诗歌创作观点,而且认为俞伯平在《诗的进化还原论》和《冬夜 自序》中将诗歌还原为平民化艺术的文艺思想抹杀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
闻一多之所以强调文学创作的唯美主义论断,是因为受到济慈“艺术纯美”创作思想的影响.在1922年11月26日给梁实秋的信中写到“我想我们以美为艺术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闻一多对于济慈追求艺术的执着精神尤为钦佩,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极力赞扬济慈是艺术的忠臣,他不仅十分认同济慈的文艺创作理念,还在许多诗作中追随济慈的文艺思想,如《剑匣》、《秋色》、《忆菊》等作品与济慈的《希腊古翁颂》、《秋颂》、《夜莺颂》的创作风格十分相似,此外闻一多在早期创作的叙事长诗《李白之死》与济慈《安狄米恩》在思想内容、创作风格及艺术形式上都很相似,在《李白之死》中闻一多将李白刻画的飘逸欲仙,也正是他极端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体现.
在此时期闻一多的文学作品创作注重艺术与精神的结合,主张“纯艺术的艺术”,坚持和相信的也是“纯艺术主义”,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他说“欧战以后,世界的潮流趋重于精神方面,非物质方面”,并且认为中国社会的形态需要艺术来改变和挽救.提出“艺术既是改造世界的急务,又能替个人的生计保险”,完全置身于文学艺术的塔之中.
二、“艺术为人生”和“艺术为人民”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经历了国家真正以及社会的变革,闻一多逐渐认识到极端唯美艺术主义不能改变社会形态和人民群众凄凉的生活.在1943年所创作的《时代的鼓手》诗论中写到“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余音绕梁的诗韵,有的只是一句句质朴、干脆、真诚的话”,而且指出“田间多一颗粮食,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在《人民底舞》中也毫不避讳的写出“他们底仇恨的力,他们底仇恨的血,他们底仇恨的歌,握在手里”以及“耸起的筋骨,凸出的皮肉”“挑负者——种族的疯狂”和“种族的咆哮”等诗句,一改之前唯美主义的文学创作风格,提出田间是文学创作的成就点和诗歌创作的先决条件.
时代的变化不仅使闻一多惊醒,也使闻一多彻底觉悟,因而在此期间闻一多的文艺思想由“为艺术而艺术”和“艺术的忠臣”彻底转变为“艺术为人生”,他认为诗歌创作只有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够发挥艺术的社会价值和魅力.在1944年10月西南联大两个学生创办的壁报在开展“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人生”的辩论中,闻一多站在了进步师生的一边,号召将诗歌还给劳动人民,并且提出“进步作家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敲起时代的战鼓,鼓舞人民向前进”.在抗战前后阶段,闻一多陆续创作和发表了《诗与批评》、《文学的历史方向》、《三盘鼓序》、《战后的文艺道路》、《艾青和田间》、《论文艺的问题》等提倡“艺术为人生”和“艺术为人民”的论文.
在闻一多文艺思想发展后期所创作的《诗与批评》一文中特别强调诗歌创作应该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与早期的《诗的格律》中所表达的文艺思想全然不同,指出“诗是社会的产物”,坚决反对陶渊明、谢灵运等古代诗人闲情逸致和愉悦自己的文艺思想,极力夸赞杜甫与社会同其悲苦,同其欢乐的诗作情怀.更夸赞白居易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文艺思想,与当年崇拜并称赞李商隐截然相反.闻一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决定其文艺思想扭转的主要原因,在“艺术为人民”的创作阶段,闻一多充分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和为事业奋斗的决心.在清晰看到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腐朽之后,闻一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忧思,也使他真正认识到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在这一时期闻一多的文艺思想不仅涉及文艺的进步,同时也关心政治的进步. 三、闻一多文艺思想阶段性表现的时代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这个独具风格和个人特点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在早期将文学创作当做毕生的事业和志向,为现代文坛创作了大量具有唯美主义特色的诗歌作品和文艺批评文章,极力主张现代新诗创作的格律化,执着追求诗歌艺术“以美为核心”和诗歌艺术的美之极致.在抗战胜利前后,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文艺思想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逐渐摒弃唯美主义的文学创作价值取向,已然站在人民的阶级立场成为坚持斗争的战士,并积极号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怎么写作、向人民学习,创作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文学作品.
从崇拜济慈誓做艺术的忠臣到正确认识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并呼吁诗人应该“站在人民群众的前面,喊出人民群众所要喊的.闻一多逐渐由其前期极端唯美主义的“艺术为艺术”、“艺术的忠臣”逐渐转变为关注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的“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从闻一多的文艺思想阶段性表现中,可以看出社会存在和社会形态对社会意识的影响,闻一多先生和同时代的文学大家如鲁迅等人一样,在文学创作和斗争的过程中也曾经历过探索、彷徨和蜕变,最终经过时代和政治背景炼狱的考验成为“时代的鼓手”及“人民的忠臣”.无论在前期的艺术性阶段还是后期的人民性阶段,都是其文学思想受到特定时代背景和环境影响的重要体现.闻一多在一份关于艺术欣赏的提纲中写道“艺术为艺术”以及“不生产的有闲阶级”实际上是维护阶级利益的幌子和手段,充分表明的其文艺思想的转变和社会存在对于其社会意识的影响.
总结：
闻一多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以及诗歌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思想转变后的创作后期,他所提倡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文艺理论积极促进了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对于闻一多先生在前期创作中所提倡的美学观念和其后期文学作品中明显的人民性文艺思想我们应该给予正确的认识,既不应该过分赞誉也不应该忽视和否定.在重视闻一多作品人民性文艺价值的同时,也要领会其诗歌及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艺术价值,综合文艺思想和艺术性综合和探讨其思想和情感内容,才能领会到“唯美艺术”与“人民艺术”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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