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海外学者王德威在大陆出版的著作产生的影响很大,引发的批评也不少.大陆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态度经历了新鲜猎奇到越来越挑剔的一个过程.文章在分析代表性的批评文章基础上,提倡对王德威的批评应该更少些意气之争,而多关注其批评方法和学术视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发；在质疑“海外汉学”的话语霸权与意识形态同时,也应该警惕自身的“大中华”心态.
关 键 词 ：王德威；海外汉学；被压抑的现代性；抒情传统；华语语系
说到“海外汉学”,大陆学界的态度基本呈现褒贬两极分化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是“海外汉学”影响最强劲的时候,那个时候出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欢迎的人如获至宝,拼命模仿学习；怀疑的人,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表达出了他们的不满和担忧,有些人甚至表达得非常的极端.两极分化的态度揭示出“海外汉学”对大陆研究界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海外汉学”自身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主要在欧洲作为东方学的一部分,相对来说“是一种纯粹的学问”①；二战之后中国研究的中心则开始由法国转向美国.美国的现当代“中国学”研究是在“敌情研究”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国家政策结合,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向公开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怎么写作”②.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的中国学也出现更为复杂的趋向,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者构成等也趋于多元化.
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写文学史”、“再解读”等等可以说都是海外汉学影响的直接成果.概括起来讲,一般认为,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颠覆了传统文学史观；（二）拓展了研究视野；（三）引起研究方法和研究格局的改变.③而更多的人,则担忧其负面影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温儒敏先生在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④时,就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汉学心态”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谈.他把“对海外汉学经验的生吞活剥,一味模仿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 研究的思路,盲目地以汉学的成绩作为研究的标尺,失去自己的学术根基”⑤的心态称为“汉学心态”.这种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当然,表述也还算委婉.
而另一些针对具体海外学者研究的批评则更为热辣.比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王德威,他在大陆受到一些人欢迎的同时,也遭遇了猛烈的批评.有些批评甚至有超出学术讨论,进行人身攻击的嫌疑.例如王彬彬针对王德威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在没有提供更多证据的情况下,评价王德威的判断“是十足的无知”,文章“学风恶劣”.⑥这种评论就显得很意气用事.更猛烈的批评来自对其下一部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评论.总结起来,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 对“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提法的批判；
第二,由对概念的质疑引发的,关于现代文学分期的争论,直接相关的就是怎么看待“五四”的问题；
第三,对王德威方法论的批判.
如季桂起在《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里认为,“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应该是一个“不合乎历史事实”⑦的命题.王晓初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根本是个伪命题.⑧张志云认为王德威“在推重晚清时将‘五四’误读和窄化了”⑨.周新顺指出,王德威事实上并没讨论晚清的现代性“如何兴起”⑩之类的话题.而真正从方法论角度想去彻底质疑王德威的是当年还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冷霜博士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一篇论文.他觉得王德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王仍然在根本上未能摆脱“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在于,王的“现代性”想象是将这段时期的晚清文学“现代主义”化了.第三个问题,王德威的“想象史学”把历史学变成了文学,将文学史读者等同于“文学读者”.而且他认为即便“充分自觉的检测想模式”,但无所依傍的想象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归纳王德威的“想象”只是一种“文化关系的映射”,是基于当下的和外部的视点去寻找、想象晚清文学的可能性,正如柯文批评旧有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时所说的那样,结果无非是找到一开始就宣称要找的东西,有着明显的主题先行色彩.
不仅如此,针对王德威2006年在大陆出版的《当代小说二十家》,同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郜元宝也对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采用了诸如“理论爆炸”、“标签批发”及“大炮打蚊子”等字眼来描述王德威的批评风格.意指王的文章充斥各种新鲜理论,给研究对象乱贴标签,而作者自己的观点却模糊不清,对研究对象也不够了解,无非是“炫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看来评论家郜元宝对王德威背后携带的诸种“后学”理论颇为警惕.不仅如此,他还试图解剖和批判王德威在世界华文文学方面的研究心态,认为王德威未能直面世界华文文学存在的问题,只一味说“我们其实很好”.他把这种心态归结为被殖民者身处西方强势国家环境下养成的自卑/自傲心态,而且进一步认为从这种心态出发的研究势必“‘耽美’于一部分华文作家的尖新谲怪”,容易只看到一些奇特的景观,而忽视更为平常的现象.这种掘奇性的视角来源于“被殖民者”希望以另一种身份荣归故里,对母语文学做一种“他者化认知”,从而引人注目的心态.郜元宝的评论文字可谓洋洋洒洒,不过话说得实在是重,略有人身攻击、防卫过当之嫌.虽不能要求一篇评论文章对王德威整本书的研究作全面细致的分析,但这篇评论确实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对研究对象的排斥感和咄咄逼人的价值评判色彩.
而后就是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出版,时间已经到了2010年.这本书由讲课录音整理而成.2006年秋天,王德威先生应陈平原教授的邀请到北大中文系作短期讲课,讲课共八次,六次为演讲性质,另外两次为座谈.三联将其整理出版,出版时王德威先生另外增补了一篇序论《“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除去2011年出版的王德威博士论文中文版,这本书应该算是王先生近期最新的著作了. 由于讲课和出版之间相距了4年之久,按理说这本书的观点应该对于学界不算陌生,但是目前看到的评论并不太多,仅有的几篇见诸报章的评论,负面的评价也占主流.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学界对王德威所提的“抒情”存在质疑.再加上这本书里讨论的作家涉及两岸四地,政治敏感性也比较强.而且王德威初看上去有些突兀的视点和研究方法,导致了大陆学者评价的困难.之前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对 “五四”经典地位的颠覆戳中了大陆学界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敏感神经,所以招致了强烈的攻击.这次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大部分人能讨论的主要是“抒情”这一概念问题.对于书中涉及的比如江文也、施明正、陈映真甚至胡兰成等研究对象,很多大陆学者未必全部熟悉.学界一直流传一句玩笑：一流学者研究古代文学,二流学者研究现当代文学,三流学者研究港台文学.这句带有歧视性的玩笑话我们不必当真,但有时候它也确多多少少反映出大陆研究者的一些构成状况.像王德威这样的海外学者,有些是由于生存的需要,有些是因为文化选择等综合原因使得他们的视野比较开阔,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比较不拘一格,是大陆学者有时候难以企及的.
针对《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批评主要是质疑他提出的这一概念及其目的.比如《“抒情传统说”应该缓行》的作者指出王德威对待抒情传统的态度犹疑,本身“并不确信抒情传统必将复兴”.而且是有条件地强调抒情传统,通常只有在需要为一些被边缘化的作家平反时,他才强调抒情传统的强大.进一步他还质疑其目的,他觉得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必要区分“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与“我们是如何进入现代”的,前者是价值追问,后者是历史探询.历史行进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地将身负的传统一起带入现代,而不是先找出一种“最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方案将中国“引导”入现代.被我们携带的传统进入时空之后,又将开辟出所谓“现代传统”.所谓“想象中国的方法”不一定就是用中国的方法去想象,所以他提出“抒情传统说”应该缓行.他的反思主要来源于对“中国现代性”概念的疑惑.
另两位学者则主要从研究方法上质疑王德威,其中也涉及对《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批评.牛学智首先总体指出王德威的批评实践是一种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的批评.空间感批评存在问题,因为“它没有解释权”,只是还原彼时的历史场景,并且是一种“想象性还原”,这时候对想象的体验状态就是裸呈而不是遮蔽.他认为这种批评方式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存在阻碍,会延缓现代性的步伐,减慢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沉积速度.具体来说,他觉得王德威的批评“过于抬高批评主体的情感感受” ,自然相应压低了批评当中的理性因素.而且过于依赖作家的经验会对研究对象的选择造成局限.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所有作家的文学经验当中都能发现“个体与大时代对峙时的现代性体验”,并将之主题化和理论化.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沈从文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对象,所以我们不应该离开文学去建构某种理论或批评模式.牛学智指出经验论的不足是有道理的,但是王德威的研究是不是建立于经验论的基础之上有待追问,而且实际上,本来就不存在一种研究方法能覆盖所有的研究对象.
王晓平的文章是目前最新、最系统地针对王德威的研究所作的批评.他将王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典型,通过梳理其四部著作,指出“后现代、后殖民批评”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在分析《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时,他借唐小兵的观点指出王德威的研究方法“多依赖主题上的欣赏而非历史学上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将历史学研究转化为文学性质的幻想”,用文学想象的方式对处理历史起源的因果性关系.对2004 年出版的《历史的怪兽：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和虚构性写作》,他认为王德威采用的“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方法虽然很注重文本细读,但是由于理论方法的限制,“文学文本被当做社会学档案”,有时候甚至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这样就导致把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混为一谈,而且还提前进行了意识形态预设,导致依然解释不了现代性的本质问题.而迟至2011年才出版的王德威的博士论文《20 世纪中国的虚构现实主义：茅盾、老舍、沈从文》的方法问题则是,解构方法分析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文本,而是作为话语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作者由于存在着解构主义的冲动,会被那种“寻找文本证据来证明预设观点”的所主宰,无法依靠文本研究本身来推进.这种新形式主义的方法,忽视了支撑文本的条件和相关语境的历史经验,从而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
而针对《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晓平首先认为“抒情现代性”的概念“含混而无学术实质”.之所以提出所谓“抒情传统”,原因无非是“对于革命和启蒙的不满”,故而要从“现代性”角度对那些“被压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作进行探寻.他对这种“另类视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角度的研究是帮助那些拒斥革命和启蒙,“不愿参与革命、或者做了民族的叛徒的一类文人” 抒发他们的所谓“文化政治”.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是革命和启蒙的双重变奏,而试图通过重写文学史,将“‘抒情’作为一种‘主义’”来对抗革命和启蒙,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最后他对这种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研究方法整体上提出了质疑,认为海外利用后现写作技巧论和后殖民批评进行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经常包含着新历史主义的倾向.这种方法标榜将文本放入具体语境中进行细读,但实质并不是为了“探索历史（事件或经验）的起源” ,而是根据研究者自己被当前历史所限定的视角和偏见,将种种人际关系、论争、记忆和日记互相组合,投射到所研究的历史时代和场景中去.
王晓平对“后学”理论方法的质疑观点并不新鲜,也很具代表性,所依据的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其实,究竟能否存在一种完全避开当前视角的历史研究且先不论,即便是王晓平自己,当他批评王德威带着意识形态预设进行研究时,他自己的论文又何尝不具有这样的色彩?期待发掘纯粹“客观”“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源自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一种观念.王德威不一定是要“对抗”“革命”和“启蒙”的叙述,他只不过是尝试从另外一种角度展开叙述,对那些在某段历史时期中被有意掩埋的人物或者景观采取一种“同情的理解”罢了. 从以上对于王德威的批评梳理来看,他的每一部著作基本都在大陆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批评的人多,水平良莠不齐,动机也各式各样,但这些批评的变化和不变也可令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窥见大陆学界九十年代以来学术批评的走向.可能开始的时候,看到他要“砍下鲁迅先生的头”,许多人会惊惶会愤怒会不屑,以致情绪容易偏激.但逐渐的,在不断的纠结和争论中,我们不知不觉其实也在采用王德威们介绍给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甚至那些还在批评他的人,采用的方法也经常接近于他.至少我们开始注意到不同的批评方法和角度的重要性.
当我们觉得王德威们没有我们懂大陆文学,不了解实地的经验,跟我们不分享共同的情感结构时,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想一下,我们对他所熟知的港台文学或者英美文学又懂得多少呢?又或者说,一个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同在一个时代和地域,就没有研究的资格吗?也许有的时候,距离更可以使研究保持相对的客观也说不定.那些声称王德威进行学术贩卖的批评者,也可以试着反过来想想,学术贩卖如果真这么简单,我们也不妨贩卖些我们的东西去海外试试.
说王德威用后学的新的理论凭空进行想象的人们,应该试着仔细读一读他的书,看看他是纯粹玩理论,还是在大量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研究.正如季进所说：“王德威的这些识见,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理论穿透与文本细读的完美融合,赋予王德威著作一种特殊的魅力.” 读读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分析,读读他对大陆当代小说的解读,甚至新近他对科幻小说的兴趣,大陆有没有一个批评家还在这么细致刻苦地读文学文本都很难说.甚至他的文字表述本身,一个纯粹只知道贩卖理论的人,能用这么“繁华”的文字写出如此“抒情”的学术专著吗?一个对文学没有本真热爱的人,单凭学术研究和地位的压力能保持这样不断挑战和发现的心态吗?
我们对王德威的批评表征着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复杂心态.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通常被称为三代影响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学者代表.王德威在三者当中算是最年轻,目前也最有活力的.他如今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我们单纯对“海外汉学”热烈拥抱或者视为洪水猛兽粗暴处理的时代.“随着学界的主流理论从形式分析到社会学转向,本土文学/ 文化研究必然与生产于‘海外’的‘汉学’产生某种紧张关系,正是在诸多‘后学’理论的观照下,‘海外汉学’的话语霸权与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被本土研究者所发觉.”
但是我们在质疑“海外汉学”的话语霸权与意识形态同时,也应该警惕自身的“大中华”心态.王德威近来致力探索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也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在解释“华语语系文学”时,他强调“华语语系文学”概念与以“后殖义”定义下的Anglophonee是不同,甚至是反向的.因为“华语语系文学通常强调的是中国的域外经验” .中国移民移居到其他不同的社区或地区,会学到新的语言资源,但是他们不曾放弃自己的中文语汇、发音,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传承.“华语语系”这个概念强调“语言本身的流动性、扩散性” ,是要“照顾到不同的华人社团或者社群”,包括内地的各种方言群,不同民族,或者所谓离散的海外华人.因为“语言也许是最后的‘公分母’,或者是一个大家可以认同的机制”.当我们还在不自信地害怕“海外汉学”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不利影响时,这样的视角,是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陆,习惯大陆中心的人可能难以发现的.
我们批评一个人其实非常容易,尤其做简单的价值判断的时候,但真正有价值的批评,是令被批评者信服的批评.在批评之前先认真研究他,这本身就增值了批评的意义.王德威在文化传播方面的魅力也体现于此.
同时,王德威面临批评的态度也很值得我们回味.尽管不断出现一些意气用事的批评,但是他却从来不直接进行反批评.在这一点上,他真是身体力行地在践行着后学的原则.他的反批评方式也许就是不断出新著作、新观点,让我们能接着批评他.
注释：
①②范志慧、朱静：《美国的中国学：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身》,《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③参见赵学勇、田文兵：《“汉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
④⑤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⑥王彬彬：《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⑦季桂起：《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东岳论丛》2008年第1期.
⑧王晓初：《褊狭而空洞的现代性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
⑨张志云：《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
⑩周新顺：《现代性的迷思李欧梵、王德威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述评》,《文艺评论》2007年第4期.
[11]冷霜：《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12]王德威2007年开始被聘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
[13][14]郜元宝：《“重画”世界话语文学版图?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15]《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当中的演讲每一讲都选取了一些作家和文本.乍看上去,各讲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同一讲里的各文本和作家仿佛也没有太大联系.那么,王德威究竟为何这样选择讨论对象,他是以什么方法和理念来处理自己的研究对象呢?许子东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非常好.他说,“检测设把文学比作一个花园,那你进去怎么做研究呢?简单地说,有三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是有些人跑到花园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在东边摘一朵花,西边砍一棵树,那边去一块石头.你开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这些花和石头表面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他把它拉起来一讲,哇,你发现可以讲出一个道道,可以有很大的启发.这个做法呢,看上去简单,其实非常不简单.你必须把下面摸得非常熟,到处都知道,你才可以跳出来看到.这就是福柯的方法,他找几个点引出一条线,这个需要过人的阅读量.”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3页.
[16][17]汤拥华 ：《“抒情传统说”应该缓行由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引发的思考》,《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
[18][19][20]牛学智：《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由王德威批评实践说开去》,《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1期.
[21][22][23][24][25][26][27][28]王晓平：《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以王德威的研究为中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29]季进：《文学谱系·意识形态·文本解读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30]张丽华：《我所认识的“海外汉学”》,《云梦学刊》 2008年第3期.
[31][32][33]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