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中的新青年叙事

更新时间:2024-03-1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8032 浏览:81500

摘 要:陈平原教授在《思想史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关于五四运动或新文化历史的叙述,各家之间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的部分”,陈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建构已经十分完整,不容随便扭曲.受到这种思路的启发,本文从近几十年出版的文学史代表著作入手,考察在整个文学空间乃至政治空间的变迁中,《新青年》叙事如何进行微妙的调整.


关 键 词 :当代文学史;新青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6-0191-01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史的编纂不再是个人的、无组织的活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必修课之一,其教程、参考书目要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计划,其意义自然区别于二三十年代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史纲要》之类教案、讲稿,体现着“正史”的面貌和特征.以王瑶的1951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史,其历史记忆势必要被规约和写作,呈现与当下的文学叙事一脉相承的合理的叙述.因此,《史稿》对新文学面貌的描绘实际上是对新主义文学的构建,而这种叙述则加入了五四神话的图景当中.《史稿》肯定了中国的新文学是从“五四”发端的,这也就肯定了《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但与此前的新青年叙事不同,《史稿》明显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思路,并将矛头就指向了胡适,批评胡适的不够有“战斗精神”,改良的形式主义、五四运动的右翼分子.相反,鲁迅则登上神坛,得到了在以往个人书写的文学史中从未出现的独尊待遇,尤其是随感录上的杂感,被赞为“战斗的锋芒”.截止1956年的“三部半”新文学史,以及包括56年之后《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都沿用了阶级分析、政治标准的思路,直到大跃进―期间,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集体著作,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左右文学史研究,彼时胡适、陈独秀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新青年以及文学革命叙事已经彻底被“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运动”所覆盖.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结束后的1979年6月,唐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问世,彼时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在神州铺开,文学史编纂才得以恢复运转,而我们在唐本中也发现隐蔽的新青年叙事再次被接续.尽管“唐本”仍然延续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述新文学的复杂成分,但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主张并没有统统打倒,而是采用了一体两面的分析方式.对于陈独秀的处理中,唐本能够把他作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起正而作用的历史人物来处理;但同时也很注意对其局限性的分析.唐本第一次将《新青年》明确地被构造成一座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投写作教程既有“主义者”陈独秀又包括“无产阶级战士”李大钊和“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对于《新青年》刊物的一系列变动,唐本也将其置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为新青年神话增添合理的解释.比如唐本开篇从五四运动谈起,继而将《新青年》描述为“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将《新青年》与五四复杂的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因果链.为了突现《新青年》阵营的战斗力,唐本刻意妖魔化保守派,“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当然,压迫越大,反抗也就越强烈,至此,《新青年》已经失却三十年代叙事中细枝末节的历史言说,而被塑造成不可触碰不容置疑的神像.

回到大陆的文学史创作链条中来,如果我们将唐本对新青年叙事称作一种政治-阶级层面的神化,那么,80年代文学史对《新青年》乃至五四的重写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思想层面的张扬.因此,我们看到80年代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史论著――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浮出水面.这部著名的文学史教材于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又经过1991、1996年两次重印,1998年修订本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几经再版,该书已经成为高校中文专业必备的金牌教材,直到2011年的今天,仍然活跃在文学史讲台上.

与修订本相比,87年版具有更多的启蒙主义色彩.第一章绪论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定位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第二章文学革命的命名也一脉相承――个性解放旗帜下文学的觉醒.可以说,“改造民族灵魂”这条线索从梁启超、王国维再到周氏兄弟,萦绕着五四两代人的余音,而传统在八十年代被重新拾起.这种判断当然与彼时“去政治化”、寻找五四启蒙精神的思潮密切相关.不变的是五四神话,变化的是打出的旗帜――从战斗堡垒到启蒙典范,有关新青年叙事的也因此围绕启蒙救亡的话题展开.《三十年》恢复了胡适在《新青年》的重要位置,承认“最早倡导文学革命的是胡适和陈独秀”,除此之外,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悉数登场,“双簧戏”、与“黑幕派”“鸳鸯蝴蝶”论战种种细节,虽然启蒙主义的调子已经定下,但仍然能窥到或借此想象到二十年代文坛你来我往的敌我论战和思想交锋.11年后的修订本,我们看到全书的整体结构做了个别调整,新青年的部分改动不大.对比87版那种不容争辩的“五四话语”,修订版的调整更为“合情合理”.但修订版仍然无法跳脱出其叙述的历史藩篱,更改后的叙述框架似乎抹掉了“个性解放”、“启蒙主义”的明显痕迹,事实上其启蒙主义的思路仍然编织于其“文学现代化”的建构中.正如启蒙主义一样,文学现代化的叙述逻辑是不是也值得反思,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三十年正是在这二者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文学现代化”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叙述而贬低了其他可能边缘的文学史材料,很难说这不是另一种“被压抑的XX性”.

当然,透过当代文学史,我们关注的“新青年”叙事可以说几经变迁.文学史总是一厢情愿地建构出符合当下规范或者某种想象的“文学事实”,而事实上这种单质性的叙述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对历史中的对象的想象,而只有将它放置在一个复杂的语境中,才得以看到它的全貌,而文学史的研究价值也许正在于,变动不居的叙述中隐含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