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胡庚申教授在2003年首次提出的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问题的研究,是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研究说明的,尤其是他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伦",可以从适应和选择的角度解释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翻译活动和过程.本文尝试利用这种理论,对文学翻译一典型活动--重译,进行考察,从“适者生存”的生态角度出发,分析文学典籍重译的动因及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还进一步提出对原译本和重译本进行科学翻译批评的新向导.
Professor Hu Gengshen created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in 2
一、生态翻译学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必然受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影响的过程.也正是因为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翻译”与“自然界”的关联才得以建立.胡庚申教授将这样一条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链条称为“关联序链”.他在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 年的第四期中,图示了这条序链.
埃文·佐哈尔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对于人类交流的研究,例如文化、语言、文学,不应把这许多因素当成独立个体,而是应该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研究”（Even-Zohar 1979： 287）,这也最好地说明了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策略,那就是像张从益提出的那样,“致力于从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互动,努力探寻译学亚牛综观和整合的途径,从而构成翻译和合系统的有机整体”（张从益 2009：94-95）.胡庚申自己也对此进行了总结,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 2008：91）.因此,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领域广,翻译活动中的各个要素及其行为,包括原著作者‘译者’读者等具有主观意念的研究对象.这些复杂多变的研究对象构成了一个永动多样的翻译生态环境.
显然,胡庚申的这条序链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让过去仅仅局限在文化领域的翻译研究,从生态自然的角度重视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体现出翻译领域研究多元化的趋势和意识.“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也因此对翻译活动和过程的深入探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意味着翻译过程更加强调环境中各个因素的各自协调与平衡.这就要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对涉及这一文化活动的各类要素进行考察,筛选并运用.这个理论侧重翻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沟通和互动以及整体环境对译者和译本的影响,这也是为何它能够解释重译本虽然在专业的文化角度无法企及第一本译文,却可以生存并取得广阔的市场空间.生态翻译学,无论在译者面对翻译环境选择翻译策略上,在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同一文学作品不同译作批评上,都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二、翻译生态环境与重译
在整个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将源语言文字转换为目的语文字只不过是实践的一个部分,生态翻译学明确指出了译者需要对生态环境中各个子系统和主要元素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洞察,若译者无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的源语文本,那么这一文本和出版集团也定然不会选择这一生态环境下的译者.这种“适应、选择”的学说,是胡庚申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主要观点在翻译理论上的借用和创新型学说.译者怎么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或者出版商如何选择译者人选都对译本的质量和它将来的市场接受度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适应和选择的理论决定了译者本位的翻译活动必须根据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的变化,创作出当代所能接受的译本.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源语文本,也在不断进行着选择,选择能够为它带来新生命的译者.这种生态翻译学中适应和选择的过程推动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再创活动,也就是鲁迅眼里不可缺少的一项文化繁荣事业——重译.
重译,简而言之,即重复翻译,指“已有译本之后,复出另译本”,按时间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历时重译,往往随时间推进各种要素发生改变而衍生出新的翻译需要.本文主要谈到的是历时重译.二是共时重译,指多名译者在同一时期对同一作品进行翻译活动.重译的动因主要是大社会背景下各种要素发生的改变,也就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变化.为何翻译生态环境变化理论可以解释重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呢?本文将从翻译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要素说起.这个便是源语文本理解者的进步.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文本理解者思想的变化,推动着重译活动的传承与创新.翻译与文化息息相关.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动,都会带来重译内容和重译方式的较大改变.思想文化因素,包括理论的演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作为翻译生态环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通过作用于重译活动的创作者和接受者来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风格以及语言表达.从19世纪初,德国施莱尔马赫创立圣经阐释学到1960年伽达默尔出版的《真理与方法》,阐释学理论不断臻于完善.从过去人们停留在阐释伴随着误读,阐释带着历史的符号和印记,逐步到今日然们正确地理解阐释的历时性.无论是理解者本人,还是理解的对象,都是历史地存在,出在历史的发展变化当中.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解读.
(一)译者层面
这群读者中有一批特殊的人,他们不仅深受时写作技巧论和思想文化进步的熏陶,更对源语文本有着自己与本时代相契合的新理解,这就推动着无数的理解者从各自的历史视角出发,积极地进行创造性地理解和翻译.与翻译相关的理论越完善,越有可能使得有翻译理想的人站在自己的时代巨塔上,创作出为自己时代怎么写作的译本.在这里,作者想借在中国影响甚广的外国著作《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三个译本来举例.初版和重版都是傅雷的译作,两者之间的出入不大,只有少许词语的替换,但是傅版译文和许版译文有着比较大的差别,让人几乎认不出这是出自同一篇作品,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译者首先作为原著的读者,作为一个特殊的阐释者,对原文做出的解读都是以他们当时时代所广泛使用的语言和表达习惯为基础的.比如傅雷1946年的版本,虽然已经是白话文的体式,但是还具有很浓重的书面气和文言气,“何等”,“甘美”字样,排比句式,烙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而许版的译文更加随性自然,语言通俗真挚,也反映译者深受新时代新语言文化的影响. 例1：
初版：找到一颗灵魂,使你在苦恼中有所偎依,找到一所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得以喘息一会：这是何等甘美的滋味!①
重版：找到一颗灵魂,是你在苦恼中有所依傍,有个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能够喘息一会：那是多么甜美!②
许版：这是多么好!在苦难中,心灵找到了一个藏身之所,在心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到底找到了可以喘一口气的安全岛,可以得到温存体贴的安慰!③
(二)读者层面
重译现象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译文读者的需要转变.翻译是为目标读者怎么写作的,为了使译文符合当代广大读者的要求,译者就不得不考虑该生态环境下读者的公共期待视域和审美水平.任何高估或者是低估读者接受能力的判断都会使得译作的市场生存空间日趋狭小.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具有历时性和差异性的特征.历时性说明只有当译者使译作的表达与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契合时,自己的译本才能得到最大的生存空间,甚至得到十分高的评价.差异性则是因为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不同的译本.审美层次不高和理解能力不强的读者需要通俗浅显的表达,而专家学者们不但要求文从字顺,还希望从译作中看到原文的影子来提高自己美的享受.
例2：
初版：离别格外增加了我们所爱的人的威力.心只为我们保留着他们最宝贵的部分.隔着空间,远方的朋友那边传来的一句说话的回声,虔诚地在静默中震动.④
重版：一朝离别,爱人的魔力更加强了,我们的心只记着爱人身上最可宝贵的部分.远方的朋友传来的每一句话,都有些庄严的回声在静默中颤动.⑤
许版：离别更能增加情人的魅力.心灵只留下情人最可爱的印象.遥远的朋友每句话的回声都超越了空间,在一篇寂静中震动,像神明的语言.⑥
例3：
初版：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铁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⑦
重版：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⑧
许版：成功就是法律：受欢迎的时间越长,就越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⑨
从这两个例子中的两个词语,就能看出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审美层次.从四十年代的“爱人”脱胎换骨成21世纪的“情人”,人们对情爱词语的包容度与理解度的提高,让许渊冲大胆地对保守的“爱人”进行了合理的替换,让原著表达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但是却不会让现代人像40年代人一样,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种关系和情感.“法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热门词语,它不同于“铁律”,更强调了书面条文和规定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随着时代的变革,政治经济的改革,随着人们意识形态和思维理念上根本性的转变,衍生而来的.过去,人们没有办法对法律有着清晰明确的界定,不如“铁律”和“金科玉律”来得直白和透明.这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
(三)出版人或出版机构
1.文化使命感
同样作为认识主体的出版人或者由众多出版人组成的出版机构,他们有能力和水平意识到自己在出版重译活动中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如果初版译文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功用,出版人就很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文化责任感去摆脱陈旧译文的制约和影响.他们较于常人,往往更能够认识到出版业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最重要平台和载体的历史性作用.不同时代,出版的任务和使命各不相同.洋务运动时期,出版译作是为了启发民智,救亡图存,而闲荡,中国翻译出版机构的责任不单单是为了讲好的作品以最佳的方式引进来,或是以最佳的方式更新旧作,还要将中华的古老文明推广到全世界.这种文化使命和不同时代的文化任务,都要求特殊的源语文本阐述集合体对无法满足当代需要的译品进行重译和出版.
2.经济利益驱动
出版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类产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若他们推出的译文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在读者的接受范围之内,他们便无法占据这块文化作品的市场份额.这就迫使他们不断推出与读者需要相适应的新译作.虽然有时候,出版商会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一味迎合大众低俗的口味,或者是为了抢占市场上空白的盈利区域,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新的译作,放弃对原著的深入研究,让很多译作都被置于滥竽充数的境地.经济元素对翻译文化领域的介入是市场经济与文化相融合的必然趋势.这也滋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对重译本的评判标准,重译本出版成功与否不再取决于它们艺术和思想上的独创性,而是仅从市场的销售数量和市场份额上判断.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回归到生态翻译学理论去探讨重译本和初译本的评判标准.
三、“适者生存”的翻译批评理念
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要求译者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从而使译作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另外,生态翻译学中“适者生存”的理念,还可以在生态背景下检验译本的生存状态,从而进行翻译批评活动.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好的译作是怎么样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认识到受众群体,翻译目的和译本任务的差异性.另外,译作在市场上推出后,来自社会各个领域,层次比如媒体舆论,出版机构,读者反响等都会影响我们对译文的评价.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脱离专业理论,商业应用的双重角度去综合评估.另外,尤金奈达的提出的动态观点对翻译评判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提示了进行翻译批评活动的人群,不仅要从文字本身去评判,更应该考虑译文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就是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对一个译本的考察和评判,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一个角度,一个层面,一个领域,一个视野,译本的多元化决定了批判标准的多元化.翻译的生态环境既然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翻译生态系统,就已经意味着翻译的研究早就不应该局限在一个学科.生态翻译学对重译本生存状态的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来自不同评判群体和不同的评判标准,它有效地打破了学术和市场,翻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隔阂,使翻译批评成为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共享活动,使翻译学科的发展态势更加多元而又丰富. 翻译学中“适者生存”的原则不像达尔文眼中绝对化的“生与死”,“优胜劣汰”,而是强调了译作在多领域中的弹性满足和刚性达标.虽然它们无法满足学术领域的审美需要,但是广大的读者群的接受仍然可以为这本新作安身立命.倘若它们无法占有市场份额,不受大众欢迎,并不代表重译本为学术界注入新的生命和力量.译本多元化催生评判多元化,评判多元化也有利于重译活动的传承和创新.
结束语：
生态翻译学经过了十几个年头的发展和研究,以其特有的生态学角度对翻译行为的基本原则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对今后各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科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它不能解决翻译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是它能够引导研究学者们关注翻译生态的大环境,注重译者、读者以及多元化译本的生存状态等问题.不同时代的翻译家,对同一文学作品的研究的重译工作,让无数文学经典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薪火相传.我们不仅对他们文化传承的工作表示感激,还希望看到更多符合时代语境,与时代脉搏一齐跳动的新的文学生命.由于源语文本阐释者所处的时代,翻译理论和方法的改进,广大读者知识水平和综合素养的提高,重译本都呈现初不同的风格.但是只要“适者”,便能够在这广阔包容的天地中“生存”下去.只要译者不断超越和追求创新,重译就具有了必然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