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中的贫困

[摘 要 ] 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种主义、名词五花八门,各种理论风起云涌,文学批评经常制造出轰动效应成为文坛和文化界的热点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切使得文学批评呈现出繁荣丰富的文学景观.但仔细审视会发现这繁荣表征下是批评的失语与贫困.

[关 键 词 ] 上个世纪90年代 文学批评 丰富 贫困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无论从队伍的庞大,还是作品量、活动量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期,无论是价值选择、审美选择还是媒介选择,都是较为自由的.批评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各式各样的批评文章期刊上、报纸上、网络上可谓遍地开花.批评界时兴或被“炒热”过的新名词、新概念、新主义、新派别可谓五花八门、风起云涌,特别是文艺批评所时常制造出的轰动效应常常成为文坛和文化界的热点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切使得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显得十分繁荣.但如果仔细审视会发现,这种繁荣表征下许多都是话语喧嚣的浮沫,繁荣表层之下是批评的失语与贫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批评“在场”的“缺席”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一片喧哗,批评家一直不断发言,什么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自然生态、民间立场、全球化,什么世俗化、狂欢化、后现代主义、后殖义什么都谈,但批评对什么都说三道四唯独没有对“文学”发言,很大一部分的作家、作品和许多有价值的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和研究,甚至根本就没有能够成为批判对象.批评家关注较多的是那些平庸粗俗一般化的作品,甚或是无原则的炒作吹捧,对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却未能及时而有力地予以评价和富有深度的剖析,至于对不良或不那么健康的文学现象,批评也表现也一再沉默.比如对于文学创作整体格调的下降,对于“新生代”的浅表化、市场化的写作,特别是对媒体炒作出来的所谓“文学”、“美男文学”以及“下半身写作”,我们的批评没有及时给予评判和引导,没有尽到批评的责任.所以批评虽然不断“发言”,却是“缺席的”.我们无数次看到,在重要的时刻、重要的时间、重要的作品面前批评往往“在场”的“缺席”.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秦腔》可以说是一次“集体失语”.谢有顺曾说,就批评对现象的反映而言,它不仅没有缺席,而且还显得相当热闹；但就批评对存在在文学中挺进到了什么程度的表达而言,它的确是缺席了——我指的是,透过现象的背后,批判已远离存在的核心地带,几乎完全被无关痛痒的且与存在的严峻性极不相称的事物所遮蔽.

可能谁都不能否认文学批评从来也没象今天这样活跃,热闹.文学批评它像盐溶于水那样溶化在各种需要出场的地方.作家新作出版批评家写书评,作品研讨会更缺不了文学批评；各种大报小报的评论栏目,评论是插科打诨的调料,没有评论版面就不热闹.批评家的身影也从来没有像上个世纪90年代这样活跃.在作家作品研讨会上发言的是批评家,选编文学年选的“主编”们大多是批评家,参与评奖、主持“排行榜”的大多又是批评家,在这些文学批评活动中,批评家到底尽了多少批评家的责任?有许多批评家常年像华威先生那样穿梭于各种作品研讨会,根本没有时间认真读作品、写评论,会上发言要么蜻蜓点水式地提到作品,然后就离题万里地“生发开去”,要么因为红包人说一些誉美之词.有人说,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文坛的许多“热点”都是它制造的.如对《废都》的热议,对钱钟书《围城》的重新评价、对王朔作品的争鸣、对张承志作品的讨论、“人文精神”的讨论等等.但这些论争也好,批评也好,就文章本身而言,有多少新的创建?大多数流于“消费性”话题,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些频频“出场”中悄悄流失了.

二、理论的丰富与匮乏同在

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两次西风东渐,西方文学理论资源被大量介绍引进,文学批评从未像今天拥有这么多的形形色色理论,叙事学、阐释学、镜像理论、文化学、后现代、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这些文学理论对于多角度地阐释和挖掘文学文本无疑是有意义的.一些新的批评话语也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完整而成熟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实在缺少像巴赫金那样的批评家,能够直接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中发现复调理论,从拉伯雷小说的研究中发现狂欢诗学,构建举世闻名的对话理论.缺少像普罗普那样从俄国一百个民间故事的研究中提炼出三十一种叙事功能,由此而撰著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兴起,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像热奈尔热奈特那样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等具体的小说文本中推演叙事理论,著就《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像威廉 燕卜逊依据古典诗歌的数百个例证,著就《含混七型》.像海德格尔那样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每句诗句里的关 键 词 梳理与筛选做出定位建立阐释学.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理论发现提升的能力.

中国当代作家每年以千部的数量生产长篇小说,但对长篇小说的诗学研究却很不够,即使有也仅满足于情节评点和人物品鉴,系统地深入的现代长篇小说诗学总难形成.文学批评是一种发现,众多批评家的独立发现,并把这种发现演绎成富有特色的理论就是构建文学批评理论大厦的基石.比如,美在当代有什么新的形态?当代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中有什么审美范畴的变化?当代新诗、当代戏剧、当代散文有什么新的因素?这种美的感觉在历史上有否出现?它现在有什么变异?它变异的时代社会原因及其审美心理原因?它与当代人的心理的联系?怎么通过具体的形象分析和意象分析让人感觉到这种美,这种味道,这种意境?这种新于过去的美,弱点在哪里?如何提高?当前的文学环境究竟给作家提供了什么?中国当前的作家是怎样感受和描述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文学感受与文学表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便形成了我们新的理论设计,而这样的理论设计必然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我们的过去,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新的诗学的趣味、诗学的命题.中国许多批评家面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经常抱怨“创作的贫瘠”、没有好的批评文本,抱怨无米下锅.其实我们有很好的批评文本,就当代来说,我们本可以提炼出余华的诗学、贾平凹的诗学、苏童的诗学、张承志的诗学、王安忆的诗学、韩少功的诗学、汪曾琪的诗学、王朔的诗学等等,可是我们至今没有提炼整理出这些诗学理论.格非在分析张爱玲小说、《红楼梦》中大量的对器物的细节描写、对陈设、服饰的描写时,认为这些描写是很重要的,是“整个时代气息”的体现.他提出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应该建立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或哲学传统之上,以自身的文化经验为基础,这应该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完全可以提炼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这一个”的文学原则、技巧、策略.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独自拥有的,因此我们的理论也应是唯一的和独创性的.在文学活动中,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自己的,所以,用汉语构成的叙事模式将是独特的；在我们的文学活动中,我们有自己哲学文化背景下的独特的人生的体验和创造经验,所以,我们对艺术经验的描述和研究将是特殊的；在我们的文学活动中,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影响着我们对文学的认知与参与方式；在文学活动中,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接受心理也是独特的等所有这些独特的研究,整体上构成了我们自己能够言说的理论,也构成了我们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基础.这样说并不表明我们的文学批评中不能采用西方理论资源.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引用西方理论,而在于使用这些理论的方式是否得当.或者如何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如果我们只会跟在别人（西方）后面跑,如果不能形成属于当代中国文学“这一个”的文学原则、技巧、策略,只是满足于把当代中国文学当作旁人理论新的演练场,这样下去,从知识增长点来说,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呢?如果我们总是没有自己的富有创意的理论,拿什么参与世界对话呢?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家也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热情,各种主义、命名一个接一个,“后新时期文学”、“无名”、“准个体时代”“女性写作”、“新生代”“晚生代”、“七十年代作家群”、“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后殖民”、“颠覆”、“解构”、“话语”以及“新状态”、“新体验”、“六十年代出生群落”、“游走的一代”、“小女人散文”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仔细辨析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话语泡沫.其中许多命名概念内涵交叉、重叠,概念之间缺乏区分的破度.批评家命名的情结是出于批评操作上的方便,反映了批评家的“偷懒”想以“流派”的简单的群体共性归类代替复杂的个体分析的难度.所以,总的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丰富中的贫困,是一种虚检测繁荣.

作者简介

刘雪松（1963年）,女,汉族,黑龙江省尚志市,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副教授,吉林大学博士,从事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