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语言是文化的中心内核和最基本的标点.特别是在古老的民族文化的积淀中,语言至关重要.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历史的传承和文明的进步.而对于中华古老传统的流脉来说,汉语以其独特的音与义,以及方域性和多样性,成为华夏文化不可或缺的承继符号.在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而漫长的岁月中,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构成了风格迥异而又肌理一致的民俗民风和人文语境,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地缘性.
以探寻和表现民族传统文化流脉为己任的“寻根文学”,没有放过这些既极具差异又凸显共性的方言,他们对方言俚语的挖掘独具慧眼.在他们的写作中,不仅让人物的口头语言成为地道的方言,就是在小说叙事的文本话语中也大量“启用”方言俚语,真正肇始了一次不小的言语表现的“革命”.
第一,语言是文化的基本标点.相对于文化的宏观范畴来说,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标点,而相对于文学而言,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从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的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语言更为文学发掘历史文化提供了“能指”的最大空间.
“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和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对我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都是举足轻重的,其文化审美语境的最后形成,首先得益于文学写作语言的革命,即废弃文言、选择白话.从这种意义上讲,语言是一种权力,对于文本是真正的话语权.它对动摇当时的封建文化根基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白话文”写作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可以说,“五四”之后,文学话语更接近生活了,文学文本更靠近读者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语言的变化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受众.在建国后的50年中,普通话的逐渐推广也促进了文学话语的规范化使用.在写作方面,甚至形成了一种通行的“规范文字”.在文学读本中,除了人物形象的口语之外,叙事和抒情语言也规范为普通话.再加上文艺路线和政策的“样板化”要求,普通话也成为文本写作的样板格式.当然,这一点也是作家个体所无法回避和无力改变的.
到了80年代,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隐去,“寻根文学”卓然出世,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探寻不断深入.方言――这个文化的基本标点便成为小说家们最为青睐的地缘文化的焦点.
第二,方言代表了厚重的文化历史.寻根文学是新时期小说创作整体表现上的一个闪光点.寻根文学的小说家们在写作上的目的是“用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民族自我”.他们所瞄准的正是我们华夏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以韩少功、阿成、郑义、郑万隆、贾平凹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的小说家们纷纷用自己的作品展示了审美层面上的价值,也真正肇启了新时期小说界的一次话语“革命”.这一切既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与必然,也是前一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和西方文学流派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与启示也是密切相关的.从文学接受的实际情形来看,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以描写民族风情著称于世的沈从文、废名、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仅仅是“重见天日”,而是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寻根小说家们深谙民族之根所蕴含的无限生机,他们以自身的经历（“下乡知青”的身份）和切实的生命体验开始了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挖掘.其中,韩少功、阿城、郑义等很快就发现了方言所涵盖的独特文化.他们的小说也随之诞生了一种别致的语境.
方言里有厚重的历史.许多方言记载和保留了古汉语的特色,不仅是发音,就是在语义方面也有历史的色彩.小说作为文学的基本形式,要恰当地展现历史和民族的文化脉络,仅仅使用规范的语言是不够的,其手段和目的也是“不搭调”不和谐的,就像穿上“戏装”唱英文歌一样.所以,只有纯正、地道的方言才能把那种民族的文化的味道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如山陕话的短促、粗砺、豪猛和当地民情民风有关,闽粤方言的快捷、幽婉、跳跃也与其民间时尚相关.寻根小说家们在叙事语言上也直接使用了方言.当然,对方言使用把握的“度”就是――读者能够明白,决不可能是任意挪用或没有节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创造中的语言和民间口头方言也不能纯粹等同或相互替代.
方言是“边缘文化”的血脉,更是地缘文化的浓缩性表象.韩少功、李杭育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规范文化”和“非规范文化”两类,规范文化是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其“根”已经烂掉了；而非规范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却生机勃勃――这就是“边缘文化”.很显然,要“寻根”,就不可能放弃边缘文化,就不可能放弃边缘文化中的方言.寻根小说家们在小说作品中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爸爸爸》《最后一个渔佬》《老井》《匡子》等作品中均有扑面而来的独特的语言气息.从“地缘文化”来看,地理和历史的因素造成了不同特征的文化表象.三秦的粗犷与江浙的柔媚均表现在人的性格与语言上；山陕方言的直率粗砺,东北话的热切流畅,闽粤话的柔婉悠长,鲁豫话的刚健宽泛等等等等恰恰表现出了文化历史上的“地缘”特点,其形式是最逼真而又简练的.所以说,对语言的挖掘正是对文化的追溯.
第三,“寻根文学”对方言的使用启示了其他文学流派的创作,也影响了其他的艺术形式.寻根文学的“叙述方言”对历史文化的表达产生了独到的效果,特别是使小说的“语言情境”得到了基本的再现.这种“再现”促进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的统一,对文学接受也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靠近.不无夸张地说,这种“靠近”也凸显了一次文学语言的“革命”.总括地说,其贡献在于：
寻根文学的“叙述方言”使文本的“故事时间”更准确,从而反射了文本时间的真实性和“世界时间”的可能性.这在韩少功的《爸爸爸》、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等作品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果小说没有借助“方言”的叙述,那么就不可能体现出故事环境的真实可靠以及人物的“立体感”.
寻根文学的“叙述方言”使小说的“讲述感”进一步增强,真正做到了叙述者与作者的历史重合.这一点也是最能体现叙事文学“时空观念”的手段.在这方面,贾平凹的中篇小说《匡子》就是很到位的.郑义的小说《老井》的“讲述感”也是非常有效果的,那种“语言”抓住了读者的“听觉”世界,赢得了读者的信赖.
寻根文学的“叙述方言”使小说言语具有深刻的意蕴,促使了读者体悟的快速完成,也再现了历史中“人”的活动范围,重新保存了那个响亘千古的声音――告诉后人：是语言让世界存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寻根文学的小说作品集中起来,我们就可能得到了一个历史时段的人文风貌.
总之,是语言对历史的作用提示了寻根文学的探索,是寻根文学成功的探索为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写作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与此同时,对方言的挖掘和使用也迅速影响了其他的艺术形式.如：曲艺、戏剧、小品及影视作品等,甚至有的省级电视台也开辟了地方方言的节目专栏.这些对我们的文学写作、语言实践也会发生特定的推动.目前,有的小说家专门实践了全文的方言写作（如阎连科《受活》等）,无疑,这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的表现,对革新文学文本的格式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语言是文化的中心内核和最基本的标点,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历史的传承和文明的进步.尽管事隔20余年了,但“寻根文学”给我们的启示依然还在：方言代表了厚重的文化历史；探寻和表现民族传统文化应从语言入手.
（作者单位：吴建君,河北科技大学唐山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