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童话理的“个性”话语

更新时间:2024-01-2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779 浏览:143056

20世纪20、30年代,周作人和赵景深等人完成了中国童话理论的最初创建.他们以民俗学为由,用原始文化阐释童话的真义;更以儿童学为据,确定童话应用的范围,为儿童文学指明了“儿童本位”与“文学本位”的理论趋向.童话学的产生和民俗学、现当代文学一样,其意义并不在于学科自身,它们互相关联共同构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启蒙、国民性批判和现代个体自我建构的宏大话语.因此,离开现代性启蒙,无法理解童话理论的发生机制:离开国民性批判,也无法触及“儿童本位”与“文学本位”的精神内核.换言之,童话研究不仅关涉儿童,也不仅关涉文学,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是通向现代民族和现代个体之自我和自由的途径.周作人在写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之后,继之以《儿童的文学》,其研究轨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个性教育的呼吁经平民而落实到儿童.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在中国童话理论的源头已经大体完备,“五四”童话理论所提出的“民族童话”“天然童话”“教育童话”包蕴着现代个体对个性自由、批判性思维和文学可能性的追求.但伴随着童话研究一定程度上的边缘化,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个性话语亦被遮蔽遗忘,至少在教育领域中被模糊悬置,相应地,现代个体也没有在中国童话创作中完全形成.个性话语之于个体的完成、文化的独立意义重大,从童话理论的发生语境出发,重新审视贯穿于童话概念与陈述之中的个性话语,对处于现代性进行时的当下正可以获得一种历久弥新的资源与独特殊异的视野.

一、“民族童话”中的个性话语

20世纪初“童话”概念引入中国与格林兄弟收集整理民间童话有着相同的社会动因,即对民族自觉的需求.这就历史地形成了“童话”与民俗学的血缘关系,童话的收集整理不仅为民俗研究提供了范例,民俗视角也为童话赋予了民族属性.童话之“童”与民俗之“民”分享着同一套话语体系与意义范畴.对于民间的关注,在格林兄弟之前早已有之.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引路人赫尔德为促进德国民族觉醒而发现了作为普通人的“民”和“民间创作”,发现了人民及其创作在艺术发展中的决定力量.他从民间文学的收集入手,重构德意志民族精神.“他的主导观念是为创造德国特有的文学传统寻求一个源泉,而这个源泉就被他确立在普通民众的民间传统之中.”到民间去,这一观念为此后的民俗学家和民众艺术家提供了应对问题的姿态和方式.至1806年格林兄弟着手收集民间童话时,德国还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战争的炮火席卷大地,作为民族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民众正在死去,而童话被拯救出来.正是这样,童话带着复兴民族文化的使命,以即将消逝的形态被保留下来.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清末民初保国家救种族的精神诉求,在儒家和西学之外,“民”与“民的创造”充当了民族崛起的第三种选择.1918年北大发起了歌谣运动,周作人将其精神阐释为“从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胡愈之更明确地表述道,民间文学是“民族全体的创作”,表现“民族思想感情”,并“在民族中间流行”.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将“民众”等同于“民族”,并为寻找民族精神和新文化的创生力量着手整理民间文学.

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法国夏尔·佩罗的《鹅妈妈故事集》、俄罗斯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与意大利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都被打上了民族的文化标签而宣布为国有.然而,在民族自觉的土壤里却始终没有产生口碑与影响能与之比肩的中国童话.究其缘由,则在于伴随着民族自觉的发生,在西方民族国家完成的“个性”话语建构,在中国则被淹没、被放弃而未经普及.五四“”与“科学”启蒙之所以未完成,也在于个体价值未能成为社会共同原则.无视作为与科学基石的个人主体性,最初步的现代性启蒙便难以达成.

赫尔德等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将拥护个性自由作为实现民族国家独立的精神资源.他认为“不同的民族(Volker)有他们自己做人的方式,因而不应当背弃这种方式而模仿别人(尤其是德国人不应当模仿法国人)”.他搜集了德国和其他民族的民间创作,并相信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独特性、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心理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自己的”从何而来?赫尔德的回答是民间.他说“只有依靠人民的传统,才能创造出没有任何模仿性的独立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族艺术”.这样,赫尔德又使民间文学成为表达个性和个性解放的文化资源.在操作层面,当格林兄弟发现他们收集的童话不少来自法国(事实上,这些故事的讲述者绝大多数会讲法语,有法国血统或背景)时,他们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淘汰或改写.应该看到,格林通过面向他的中产阶级读者,通过对童话进行改写,为童话注入了民族的和现代的意味,创造并传播了富有个性的民族童话,而有分量的中国民族童话集却几乎总是被屡屡呼唤而难觅踪影.五四时代于童话故事学用力最勤的学者赵景深在评论中屡次提到外国人所编中国童话,透露着对中国本土童话缺席的遗憾,他批评外国收集者采集书本选择不慎,用西洋民间故事乔装中国童话,将对风俗人情的描写点缀文中,几乎全是杜撰改作,骨子里仍是西洋童话.周作人则比较了各国童话的文体风格,如阿拉伯之“曼衍”、澳洲之“简洁”、“爱尔兰之‘美艳幽怪’”、斯拉夫之“酷烈可怖”、日本之“洒脱清丽”,个个“幽美可赏”,唯独中国童话没有特色,逊于外国.冯飞在《童话与空想》一文中道出了童话的空想与国民性的密切关系,并由对巨人空想的分析犀利地批判了中国的国民性,他说东方缺少讨伐巨人的传说,对于强者只有躲避、防卫,“起于一般人的恐怖之心”,而欧洲的巨人故事,多为展现幼小个体的力量与智慧,巨人既是个体战胜的对象,也是个体强大的内心隐喻,如《杰克与豆茎》则“多为养成少年勇武之心”,巨人空想“与条顿民族国民性强大发展有关系”.因此,赵景深、周作人等呼吁中国人自己来收集童话,整理出真正的民间创作,实质上即是对民族个性的追寻与倡导,对现代个体生成的呼唤与企望.

看来中国民族童话的产生,不是仅靠拾掇故纸和记录民谈就可以敷衍过去的问题.从民俗学而言,童话源自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但从文艺进化和文体生成角度来说,“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的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在现写作技巧想的童话模式中,周作人找到了“独立的人格”.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童话,认为早期童话中的人,大都处于被动的地位,至现在则有独立的人,能与异物对抗,表现个体的道德与力量,童话中的个体恰恰能反映民族思想的变迁.中国童话至今还未能完成这一变迁,因为现代的民族童话只能在个体价值得到充分认识之后才有望出现.1919年、1922年周作人先后发表《平民的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提出了具有个性启蒙意义的“平民的贵族化”之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被边缘化.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则逐渐远离了“个性”话语,将自我融入民众当中,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化与认同.淹没了个人的文化界可以凭着群体的力量大规模地集成故事,但缺乏了类似欧洲浪漫主义者对个体创造性特征的想象,这些集成故事就缺乏了一个内在的有机的精神,不足以令“民族的童话”立于世界之林.“民族的”只有与现代性个性话语建立联系,才能真正产生运化创造的力量. 二、“天然童话”中的本真性话语

童话之“童”在其对象上是儿童,但究其文体发生与创作思维可以说是原始社会的文学.周作人和赵景深在1922年《晨报》副刊发表了四篇讨论童话的书信,阐释了民俗学立论的童话概念.周作人从文化形态上定义原始社会,认为它包括“上古,野蛮,文明国的乡民与儿童社会”.张梓生与赵景深在《妇女杂志》讨论童话时也说:“我所说的童话定义是人类学研究上的定义.其中只能包括儿童及和儿童智识程度相等的野蛮人乡下人所说的含有娱乐性质的故事,不能包括一切.”五四时期童话观受英国文化人类学影响,将民间童话、游戏、信仰、谚语等视为野蛮人的心智现象在现代的遗留.原始人等于野蛮人等于乡下人等于儿童,这个著名公式,反映了生物学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的学说,即人类胚胎期经过生物进化历程、儿童期又经过文明发达历程的复演说.因为儿童、未经现代文明开化的民众的思维方式与原始人相似,一样地相信木石能言,万物有灵,一样地具有原始的幻想与歌唱、野蛮与荒唐,所以儿歌与童话作为原始人的文学在现代社会的遗留,表现为民间的文学与儿童的文学.原始文化研究针对“古野蛮”、儿童学针对“小野蛮”,两种野蛮同寓于“童话”之中.如此,人类学与儿童学便成为研究童话学的两条线索,为童话提供互为阐发的材料和方法.

由于人类学话语源自浪漫主义思潮,便使得它的研究对象也具有了某种浪漫意味.《小说的童年》作者麦苟劳克如此叙述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浪漫的、想象的文学之最早形式,是世界各处原始人民的口传文学.这类民间文学代表小说的童年,他们是初民和野蛮人种普遍的现象.”初民和野蛮人不自觉地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和文艺,他们身上有一种天赋的不被损害的创造力.而封建形态的社会要求个人放弃个体自主,为了他人的看法而妥协求存,较之社会人的这种“虚伪和狡诈”,野蛮人则如卢梭所说是“高贵的”,是“保持个人自主所必需的个人意志和力量的化身”.凭着个人的意志和力量,人类能“以自己之力作所有的事情”,这便构成了“真实的”一词在拉丁语中的原义.18世纪末,西方产生了本真性的表述.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指出:“本真性是现代个人主义的一面,是不仅强调个人自由,也提出社会模式的一切形式的个人主义的一个特点.它本身是一个自由的理想.”赫尔德和格林兄弟都为“乡民”投射了这种本真的形象,当他们将乡民视为“本民族精神的本真的解释者”和“一个民族最真实和最不受污损的部分”时,他们实际上为民族个性的塑造、为中产阶级个体的新兴创造了“过去”——另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来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社会异化.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界普及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终极关怀:每一个人都应该培养起理性和自由,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人们没有达到这种状态,那么他们只应当怪罪自己;任何人也不会从上面帮他们的忙,但是任何人也不会把他们双手捆住.他们应当从自己的过去中吸取教训,他们的过去明显地证明,人类是追求和谐与完善的”.在赫尔德看来,“原始的”“野蛮的”这些词语是对过去和民间的赞美,离开它们,生活的理想和艺术的自由都将找不到范式.格林兄弟继承了这种浪漫主义民众观,他们认为处于自然人状态的“民”与“儿童”,天生具有创造诗歌的能力,他们的作品是口头的、天然的,而成人作家的作品则是书面的、再生的,在艺术造诣上逊于前者.事实上,格林兄弟对《格林童话》进行了长达45年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他们的中产阶级小书房的儿童,另一方面无形中发明了童话文体的“本真性”修辞:如插入谚语,营造传统故事的民间风味;运用传统童话的母题和情节结构完善情节发展;给人物命名,使“某一个”成为“这一个”;充实对话令人物各有其声口;制造行为动机,使故事具有现代意味的思维逻辑.总之,格林所做的这些变动为童话增添了民间的和过去的质料,并通过个性化的细节,将本真性话语转化成了童话故事的叙述艺术.

中国童话理论对于本真性的表达更多地停留在修辞层面.五四学者亦提倡从民间口传文学中发展出国民的新文艺.他们区分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赋予前者民众的、传述的、天然的诸多优点,并认为历史上一切文体的兴盛都源自民间,民间歌谣风俗的收集整理肩负着促进新文艺的使命应运而生.征集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切近本源的真实.周作人在《蛇狼精》按语中提出了童话故事收集的两个原则,一是特殊的新奇的故事和雷同的近似的故事并重;“二即如实地抄录,多用科学的而少用文学的方法.大凡这种搜集开始的时候,大家多喜欢加上一点藻饰,以为这样能使故事更好些,这是难怪的,但我们不可不注意,努力避免.不增减不改变地如实记录,于学术上固然有价值,在文艺上却也未必减色,因为民间文学自有它的风趣,足以当得章大愚氏‘朴壮生逸’四字的品评”㈨.他在《关于“菜瓜蛇”的通信》中更简练地警示“润色或改作,最为犯忌”.原封不动地记录民间故事,于民俗材料积累上颇有价值,对新文化事业来说却还只是第一步.20世纪20年代《妇女杂志》发起了收集民间童话的运动,张梓生、胡愈之、冯飞纷纷撰文阐明发扬中国民族精神的宗旨.为求材料方面的真实,他们照着农夫村妇的口吻写下来.这种工作大有仿照格林兄弟以童话兴民族的意思,但一年以后却不了了之.赵景深的解释是,他们没有考虑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的接受.㈤而如何考虑儿童读者呢?语言和趣味是一方面,但既然故事要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那么更重要的是,来自幻想世界的精神启示怎样才能令他们感到深层的释放与愉悦.

五四学者以格林童话为民间童话收集的典范,把它归入“天然童话”一类,强调了它自然和本真的特色.但本真的自由性却几乎不被论及,即便是最坚持个性教育的周作人,也还无法知道格林兄弟对其童话的改写,更无法窥见他们的本真性诉求与童话修改之间貌似悖谬实则必然的关系.格林童话作为民族童话的产生,拥有西方民俗学和浪漫主义的双重资源,而中国由于缺乏个性自由的话语传统,在民间童话收集方面仅停留在“本真性”修辞的表面,无以从根本上完成童话的现代性转变.但是,周作人从另一个向度,提示了通向现代个体的完成之途,那即是从“儿童”身上去发现“小野蛮”一样的自由. 三、“教育童话”中的儿童话语

“浪漫主义起来,独创的美的作品被重视了,儿童学成立,童话的认识更明确了,于是出现了新的看法”㈣.这新的看法,就是周作人率先提出的童话应用于教育应以“儿童本位”和“文学本位”.对儿童文学而言,首先还是“儿童本位”.儿童与成人一样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创造,不得不依靠成人的供给.成人的文学,不应说为某种人而作,但成人却有必要为儿童进行文艺活动.㈣赵景深动情地表达了研究童话供给儿童的心愿:“我以为儿童的天真,给我极大地吸力,我替他们谋一些快乐的生命,也未始不是神圣尊严的事业.”可见周赵二人在童话研究方面既具敏锐感知又具有国际视野.《格林童话》被收集最初虽是出于学术的意图,但直到1823年爱德华·泰勒把格林兄弟的部分童话翻译成英语,配上滑稽插图,并特别标榜为“幼小的心灵”而作,它们才开始被广泛阅读.格林和他们的模仿者们很快发现儿童才是民间童话的重要听众,在收集并出版这类故事时,他们致力于建立民间童话与儿童的联系.周作人将供给儿童的童话命名为“教育童话”,赵景深则明确了从民间童话和作家童话中选择教育童话的途径.由于民间童话来自蛮性遗留,与儿童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自然投合,周赵二人都更为推崇民间童话.只是坊间和古书中的材料还需要重新修订才能适用.

重新修订的原则依然是“儿童本位”.周作人指出,千百年来,中国对于儿童不是当他是“缩小的成人”,把社会的成人的一套尽力灌输,“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便当他是不完全的小人,认为小儿无知,用成人的标准评判他抹杀他.更为悲哀的是,中国连一个人、一个妇女都还没有发现,哪里谈得上儿童的发现?欧洲在15世纪至18世纪完成了“人”的真理的发现,19世纪女人与小儿的发现才有萌芽.周作人努力在中国提倡一点人的真理,将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阐释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所谓“儿童本位”即是从人的真理发展而来,它包含着两个命题:一是儿童也是人;二是儿童是儿童.因为儿童也是人,成人需要重视他作为人的自由和权力.因为儿童是儿童,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作为成人的男人、女人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把儿童视为人,视为同类,必然导向把儿童视为不同于成人的个体.正是通过确立儿童与成人的相异性,儿童的发现才触及到“他是谁”这个根本的人性问题,因为“人们互相平等对待时产生的同类的经验,等它根本上是一种相异性经验.等它是一种关注他人个性的认识活动,其根本是不使他人消失在抽象的真空中”.相异性经验引导人们平等看待他者,由此产生了作为现代个体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儿童的发现始于卢梭,在儿童成为观察对象之前,卢梭把它当作一种批判视角和工具.社会对个体的挤压、对个性的戕害,已经形成了历史的积习,为了批判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卢梭需要一面镜子,一面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美”的镜子,为此他发现了儿童.但他所说的“孩子——自然人并非历史的经验性的东西”,现实中的孩子要复杂得多,他从中提取了某些特质,把它们变得更为锐利、更具锋芒.作为评判的视角和工具,儿童以及与儿童经常并置的原始人、野蛮人、乡民,百年来一直站在虚伪的成人和城里人的对立面,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提供了具体的镜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大发现,激起了欧洲人对远方异族的兴趣,使得他们发现自己的“落后面”——民间文艺,恰是反对封建小国、寻求民族个性的重要资源.18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即在原始人、野蛮人和乡民的习俗信仰里转化出能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相抗衡的自然情感.五四时期的文人学者认识到民间文学革新陈腐形式的无限可能性,希望从中发展出新的文艺形式和国民性格,虽然这种反封建的国民性批判至今仍未完成,但五四时代毕竟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呼声,并为个性解放的实现确立了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使命.诚如郭沫若所言,儿童般的“‘创造的冲动’——达于自由创造自由表现之境,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彻底腐败的社会、无创造能力之国民,最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周作人对于童话与儿童的研究更充实了批判的话语,论童话则重视对想象力和感受力的培养;论儿童游戏则赞许儿童行为的专注与非功利;论儿童的争斗更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完全依从儿童自力解决,求胜好斗的野蛮本性;论童话中掳掠杀人、忘恩负义则解之为道德上的不调和,并不以为应该声讨.他在儿童的世界里发现了大人所不具有的力与美,他对于小野蛮的喜爱,倾注一生的研究,都构成了他对国民性批判一以贯之的理念:经由“儿童本位”发展出平等、自主、独立的国民性格,以此促成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的诞生.如此诞生的个体,当具备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不平等、不自由的现实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能力.

四、“教育童话”中的文学话语

儿童首先是作为方法被建构起来的,先有作为观察方法的儿童,然后有作为观察对象的儿童.被建构出来而并非实存的个性的、本真的、独立的儿童观,不断遭遇具体的、实存的儿童,当他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时,“文学”便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通俗地说即是儿童需要文学.1903年《中国白话报》连载白话道人(孙冀中)《小孩子的教育》一文,特别提到对于儿童的“文学教育”.五四时期的学者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一文,更具代表性地表达了五四学界对“文学教育”的提倡.他说:“教育的责任,全在唤起儿童的‘自愿活动’”,“人生在小学的时期内,他的内部生命,对于现世,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只有儿童的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缺的精神上的食料”㈤.每个孩子最初都是天才的文学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学般的方式,他们的思维也是文学般的思维.此时供给他们儿童文学的养料,尽力启发他们的兴趣,能令他们内在富足,有益于将来个体的完善.周作人反复申说了童话的文学本位,意在向儿童供给这种文学.为了突出儿童作为童话的对象,他于文学童话之外发明了“教育童话”一词,继而说“教育者两个字不过表示应用的范围,并不含有教训的意义,因为我相信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㈨.他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详述了文学教育的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这(1)便是我们所说的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2)与(3)是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㈦.文学教育第一须注意的是儿童本位,即因为儿童需要文学(3-10岁的儿童尤喜童话)才有供给他们的必要.其次才是教育的文学效果,长养想象、丰富感受、撄激心灵等.不然就是学会了读书,而读书的趣味完全丧失,于文艺欣赏完全没有判断力. 没有判断力,便无以长成独立的个体.所以童话应用于文学教育,仍然是个性话语的一部分.童话之所以是文学,也因为它经得起个性尺度的衡量.周作人和赵景深为童话的文学身份提供了两个关键论证:“童话关涉自我”和“童话所希在享受”.周作人认为童话里的幻想,真诚地表现出古代原民的感情,与现代人的著作一样都在于表现自己.在鼓吹平民文学的思想主潮中,他仍保持自己的文学信仰,发出不同的声音——平民的文学与贵族的文学的界定不在于谁写或者为谁写,而在于文学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他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所以他赋予童话真挚的个性魅力.赵景深在评论安徒生时,于时人常谈的“儿童般的思维,儿童般的语言”之外,独许以“自我的安慰”.“在梦境里求安慰”,“建造一个乐园在他自己心上”是童话(民间的和作家的)创作的心理动因,也是童话赠予读者的心灵福祉.童话表现自己,安慰自我,它不仅属于儿童也烛照成人,这是童话文学性的第一个表现.童话文学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它充满快感、善于愉悦,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它的最高成就是那些“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周作人推崇安徒生《小伊达的花》甚于《丑小鸭》,推崇《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又甚于安徒生.他偏爱“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认为只有异常才能的人才能写没有意思的作品,而儿童是天才的诗人,他们处于旺盛的空想之中,对于文艺不求会通,独能鉴赏这些涉想成趣的无意思之作.周作人还注意到民间童话娱乐小儿的传统,他对于文学娱乐精神的肯定,意在悬置文学的教化功能,让文学成为文学,这对于千年以来“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对于依附性和从属性的思维模式和评价体系,本身就是富有个性的质疑与批判.

早在1912年周作人便撰文倡导个性教育.他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个性之差,亦正如此”;所以“近世教育重在助长个性,贵异而不尚同,使人人得尽其天禀之能,以充足其生,而文明发达亦受其赐”㈤.此后,他多次阐发了以个性教育养成完人的思想,并将其贯彻在儿童与童话研究的始终.他对于“民族童话”、“天然童话”和“教育童话”的研究阐发如箭簇齐发般一一指向“个性教育”.他寄希望于儿童,不愿他们被教育成忠顺的国民,而愿他们实现自己个人的和谐发展,为自己为种群谋得幸福的权力.1930年他感慨地说:“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会废旧的,等那注重儿童个性,切近儿童生活,引起儿童兴趣的话,便是废旧了.”许多年又过去了,几乎没有多大改变.童话仅被认为是对儿童讲的幻想故事,电视里的儿童越来越像成人,现实里的成人则面目模糊,自由的民间也变成了废旧的观念.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观念上,观念就会废旧.观念的运作需要我们把它放在产生它的语境中来看待,然后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问题意识.

五四时期中国童话理论的个性话语对于当下现实和我们的意义也就由此显现:个体尚未诞生,自由尚未达到,但富有批判意识的“个性”话语已然发出.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援引它而是使用它,把它变成我们的思维工具,创作出个体的和批判性的文学.“个体”的诞生本身就是新思维的诞生,它是——“一种自我激发、自我指向(self-direct-ing)的策略,这一策略把一件强大的工具交给人类自由处理,这件工具就是个人的主动性(personal initiative).经历两三千年的时期,这一工具使得这些人种不仅能开发自己的才干,而且也能开发它们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


综上所述,周作人和赵景深等人在“民族童话”“天然童话”“教育童话”中贯彻了“个性”话语,并使个性教育经由民族、民间而落实到儿童,“儿童的发现”又为个体实现独立自由与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批判工具.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将“个性”话语作为思维工具,使用它创造出个体的和批判性的文学,正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期待中国的儿童文学(乃至文学)能从五四时期童话理论的“个性”话语中获得启示,以艺术的形式实现个性的养成与个体的完成,从为儿童出发走向更自由的艺术世界,成为民族的和人类的共同资源.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之年课题:图画书叙事话语研究”(11ZJQN085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