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莫言的获奖已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而由此所形成的“莫言现象”必将被载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史册.本篇主要从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宗旨、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个人创造力的肯定,以及如何看待“汉语文学”等方面着眼,力求在理论层面上澄清诸多争论背后的根由之所在,以便为莫言创作的文学史定位确立起某种较为可靠的学理依据.
关 键 词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文学
莫言终成“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这一事件不仅在当代中国文坛引发了空前的震撼,更是注定将被载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史册；但在另一方面,围绕此一事件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需要从更为深层的理论层面加以细致分析的问题,否则,在诸多表象的光环和偏见的支配下,对这一现象的文学史定位是很容易出现种种失误和偏颇的.
无论作什么样的评价,冷静的分析总是比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要有意义得多.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批评界对莫言的获奖始终都显得褒贬不一.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之所以会出现争议不断的“莫言现象”,其实恰恰是因为在那些最为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着有待澄清的诸多误解.
一诺奖的主旨：从“文学性”到“理想性”
一般说来,文学史书写一直坚守着一条不言自明的定律,那就是对于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就作家自身而言,能否成为“经典作家”主要依赖的是其创作的全部作品,而从外部条件来看,那些被多数人所公认的各式文学奖项无疑同样是促使作家及其作品进入“经典”之列的重要助推力.从美国的“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到法国的“龚古尔奖（Le prix Goncourt）”,从中国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到备受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set i litteratur）”等等,所有获得过此类奖项的作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在其本国的文学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中占有一席显赫的地位.
当然,作家的创作首先并不是为了去争取某种奖项,但也须要肯定,作家能够获得某种奖项对于其既有的文学史定位确实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莫言的获奖就将成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比较而言,在众多的奖项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声望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一个奖项了,而它同时也是一个饱受争议最多的奖项,特别是对于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学成就的中国来说,那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确乎是难以尽诉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面历数着鲁迅对诺奖提名的拒绝,老舍和沈从文与诺奖的擦肩而过,以及巴金、王蒙、北岛等人的屡获提名,一面又在用“诺奖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产物”或者诺奖的设置本身就是“后殖义”的某种策略等等观念对其加以否定.莫言获奖至今,已有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评价即是最为明显的证据.
我们也许首先应该回到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上,即重新追溯一下诺贝尔文学奖最初的宗旨到底是什么?要准确完整地理解这一问题其实并不简单.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遵照诺贝尔本人的遗愿,这一奖项要颁发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创造了富有理想性的最为杰出的作品”①.诺贝尔最初的这一设定隐含了两个一直都有争议的概念,即如何理解他所说的“文学”和“理想性”.我们一般认为,所谓“文学”无外乎诗歌、小说、戏剧和艺术性散文,但事实上,在诺贝尔所生活的19世纪后期,“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要比现在所划定的文类宽泛得多,即凡是借助书面语言文字来从事非物质层面的、非逻辑演绎性的（或符号化的）、非实际应用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都可以被看做是文学创作；换言之,所谓“文学”,就是指那些专门用以开掘和描绘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活境况（人类灵魂的复杂活动）的作品,这类作品只负责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精神”生活,它既不是物质性的享受,也跟抽象的符号概念及判断推理等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早期的文学奖甚至还颁发给了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902）这样的历史学家,德国的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Budoif Chuistoph Eucken,又译倭铿,1908）,法国的亨利·柏格森（Herri Bergson,1927）和英国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950）这样的哲学家,包括像温士敦·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53）这样的政治家和国家元首.而真正将该奖项最终确定在现有的“文学”范围内其实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也即其标准开始从“文学性”向“理想性”转移了,或者说开始从相对较为宽泛的“精神产品的创造”向富有审美愉悦特性的“感性形态”转移了.
对于“理想性”的理解,有不少人认为,它指的就是“理想主义”（有学者已直接将“Ideality”译成了“理想主义”）.但我们如果回到诺贝尔最初所设置的各个奖项所涵盖的领域去加以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理想性”恐怕与带有“浪漫”意味的“理想主义”还不能完全相等同.在文学奖之外,诺贝尔奖包括了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以及和平（1968年增设经济学奖）等奖项,略加分析我们就会明白,探寻物质世界的规律（物理学）、分析物质世界的变化（化学）、研究身体的奥秘（生理学或医学）及维护人类社会的稳定关系（和平）,这几个方面其实正构成了人类现实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领域.而与这几个领域相区别的“文学”,其最为突出的特质则是“人”的“创造性的思想能力”,这种“思想”既有别于概念符号（可量化的物质世界）,也与逻辑性的推理判断（如实证哲学）等有所不同.这里的“文学”更多地指向了人类自身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指向了人类对其自身的“人性”及“灵魂”奥秘等“感性”领域的探索,而这一探索的最佳途径无疑主要是人类所独有的“想象力”或“感性直观”能力.所以,准确地说,诺贝尔所强调的“理想性”首先在于对那种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的鼓励和肯定,而并非是指某种“主义”.
就有关“理想性”的这一主旨来说,莫言的获奖应属当之无愧.莫言的创作中始终充满了天马行空般的奇思异想,这一点在几乎所有评论家那里基本已获得共识.当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莫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时,莫言创作中的那种奇异而独有的“想象”特质也许才是我们真正接近和解读莫言的最佳突破口. 二从个人才能到民族文学
从以往诺贝尔文学奖所颁发的对象来看,除了少数作家由于特定的历史境遇未能获得其所在国家的认可之外,多数作家都因为其所获得的荣誉而被其所在国家的民众视为了一种“民族”的骄傲.这里其实已经隐含了一个问题,即诺贝尔文学奖所肯定的到底是个人的文学才能还是民族国家的文学成就?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因为文学的事业从来都是个人的事业,作家自身在其“想象”世界里拥有着绝对的自由,由此我们才会看到,真正显示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恰恰是作家自身独一无二的个性和创造才能.
回顾整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也不难理解,尽管这一奖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无可回避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取向）,但是淡化这种倾向以尽可能肯定和鼓励作家个人的成就却是瑞典文学院反复强调的意愿.公正地讲,那些获得过这一奖项的作家也确实主要是基于其独特的创作而非思想倾向才得到了某种普遍的首肯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仍然必须承认,作家自身的独特性与他所从属的“民族”的特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分割开来的；换言之,对于作家个人的鼓励和肯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某一“民族文学”之独特创造力的相对肯定.这其实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莫言自陈其“土”的特质的起点.正像马尔克斯对于拉丁美洲历史文化的渲染或福克纳对于美国南方地域文化的描绘一样,莫言之所谓“土”既暗示着他的全部创作与他所生活的这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民众之间无可割裂的血脉联系,同时更意味着,拥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特的中华农耕文明形态以及这一文明所造就的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才是为莫言的创作提供无尽动力的真正源泉,离开了这一源头,莫言的奇思妙想终将会走向枯竭.
瑞典文学院对于莫言创作的评价是：“以梦幻般的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将历史和当下社会融合在了一起.”这里之所以没有把“Magic Reali”这一概念表述为“魔幻现实主义”,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莫言与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或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之间能尽量形成某种切割.从目前已有的评论看,认为莫言受到了南北美洲两位作家的深刻影响几乎已成共识,莫言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倘若仅仅以此思维模式去解读莫言的话,其结果,我们只能认为莫言的创作无非是这两位前获奖者作品的复制品.这显然既有悖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同时也遮蔽了我们对莫言创作之独特艺术的深入理解.一个作家在其一生的创作生涯中肯定会受到众多前辈作家的影响,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一方面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这种影响所形成的“焦虑”转化成为“超越”前辈作家的动力,另一方面,“影响”作为某种刺激性的“触媒”最终所促成的只能是某种有意义的“启发”,而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简单摹仿的层次上.沈从文的创作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的色调,但他所勾画的“湘西”却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田园；老舍的作品中隐藏着狄更斯的影子,但老舍所描摹的北京城与狄更斯刻画的伦敦大相迥异.同样的道理,莫言笔下的“高密乡”也许与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马孔多小镇”或者福克纳所想象中的“约克纳帕塔法郡”确有其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却绝不可能是完全的移植.如果我们总是希望透过马尔克斯或福克纳的巨大身影来理解莫言,是很容易重新滑向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回应”的批评模式上去的.即此而论,解读莫言恐怕仍旧首先须要回到我们自身的民族本性及蕴含于民间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上来,回到现代中国作家曾经有过的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及对“乡土”民间的关切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寻找到个人创作与民族国家之间内在的深层联系.
三如何看待“汉语文学”
如果从肯定“民族文学”的角度出发的话,又涉及到了另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莫言的获奖是否表明了是对“汉语文学”的充分肯定?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以“语言”为基本载体的“文学”,在当下这种饱受影视、网络等全新技术手段的图像文化冲击的情形之下,“文学”本身确实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等人的断言其实是不无道理的.②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推测,瑞典文学院即使并没有明确表现出任何对于“文学”衰落的忧虑,但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奖项颁发给拥有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国家的一位作家,未尝没有借助中国这个潜在而庞大的读者市场来重新“拯救文学”的意图.毕竟,“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能够借助“汉语文学”重新唤起人们对于“语言艺术”的重视,对于推进“文学”事业本身无疑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当然,这种推断无法得到证明,但无论瑞典文学院是否抱有此种目的,检测如我们对莫言的解读中确实包含了以诺奖来肯定“汉语文学”的潜在意识,则又很可能会滑向另外一种偏颇,即莫言所提供的“语言范型”会被认为是现有“汉语文学”的“最佳语言范型”之一,这其实又造成了新的对于诺奖的误解.
一个简单的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瑞典文学院对于几乎所有入选作品的评阅首先都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之上的.具体到莫言来说,在全部的评选委员中,只有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有可能直接阅读“汉语”文本的莫言作品,其他的评委则只能依赖马悦然的学生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的瑞典文“译本”来接触其评选对象.姑且不论瑞典文的“译本”能否完全保留“汉语”文本的“语言”特质,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翻译”的文本都需要面对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论述过的“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or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r Domestication）”的基本问题.③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批评美国学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对于“汉语”文学文本特别是对莫言小说的翻译属于“重写（Re-write）”,④即将异质的文学文本重新改写成能够为本土文化所接受的新的文本.陈安娜的“译本”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就只能依赖于语言专家们的考订了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这里强调以“翻译”为前提的阅读,目的只是想澄清“诺奖”本身其实并不是为了突出对于某一特定“语种”的肯定,甚至相反,“诺奖”在近几年所显示出来的对于不同“语种”的尽可能的一视同仁,恰恰透露出了一种希望跨越由“语言”所形成的界限以便求得共同的审美愉悦的潜在诉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莫言的“语言范型”虽有其独特的个性,却也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汉语文学”目前唯一值得推崇的“语言范型”. 如果单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考察的话,莫言小说中的语言确实也很难称得上是“优秀的现代汉语”.熟悉莫言作品的批评家多数都曾指出,莫言小说中的语言始终处在某种膨胀、蔓延、破碎和断裂的状态之中,它不仅令阅读者处处会遭遇语言的“爆破”,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阅读活动本身的连续性.汉学家顾彬曾认为,莫言的书写速度过于急促也许是造成其语言形态的主因.顾彬因此还曾批评莫言的创作虽然充满了“想象力”却缺乏必要的“思想”因素,因为“语言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正是“思想生成”的过程,“语言”的破碎与断裂也只能意味着“思想”本身的散漫和杂芜.应当承认,顾彬的批评是有其道理的.作家之于语言的关系绝非是支配者与工具品之间的关系,伟大的作家之所以有着“思想”的感染力量,恰恰正是因为其“思想”已经渗透在了“语言”之中,寻找语言即是在寻找思想.所以,尽管莫言已经获得了在文学成就方面的普遍认可,但他也只能被看做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非伟大的作家.当然,对莫言而言,其小说所呈现出来的语言形态也许未始不是他自己的某种人为的策略.莫言的本意似乎就是为了展示生命自身的原生本相,并不是为了审视或思考生命的意义,所以在他的全部叙述中,一切生命体基本上都退回到了自然本位,所有的“人”的种种行为都显示为在纯粹本能驱使下的盲目与冲动,而不是那种经过了“理智”过滤之后的“合逻辑”的结果.莫言的这种策略是否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或者说这种“言说”形态背后与漫长的礼教式禁锢所形成的“精神空洞”是否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也许正是值得批评家们深入开掘的全新话题.
“汉语”作为一种极富“弹性”的语言,其本身就与“文学”所追求的“感性”特质非常接近,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汉语”自身的某种独特的优势.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汉语文学”,特别是“现代”形态的“汉语文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表明,“汉语范型”绝非只有一种,而且真正优秀的“汉语范本”也一直处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之中.所以,尽管莫言已经获得了“诺奖”这样的殊荣,但莫言的创作也不能被完全看做是“汉语文学”未来的方向,因为对于作家而言,独特的创造和发现比单纯的摹仿和趋同要重要得多.
公正地讲,“莫言现象”确实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及文学史的撰写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在诸如文学特性、个性风格、民族意识及语言探索等等方面展开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而不是停留于那些所谓的主流思想、个人行为或外来影响等等表层的争论之上,则莫言本身的创造性贡献是一定能够获得一种最为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的.
注释：
① 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②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③ [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著《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④ 赋格、张英：《葛浩文谈中国文学》,《南方周末》2008年3月26日.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中文系.本文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221005）
责任编辑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