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时期30年以来,甘肃乡土文学创作人才辈出,在当代文坛总体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大致而言,新时期甘肃乡土小说家可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中成长起来并开始创作,80年代引起文坛关注,当时被称为“陇军青年作家”、“西部文学”中坚力量的老作家.他们大多出生于50年代,也有30、40年代出生的(比如王家达、邵振国),但代表作都发表于80年代.80年代文学居于中心位置,这些作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爱.他们包括：王家达、邵振国、柏原、浩岭、张弛、扎西东珠等.第二代是80年代走上文坛,90年代引起关注,活跃于新世纪的青年作家.他们大多出生于60、70年代,目前正处于创作的丰产丰收阶段.他们包括：阎强国、雪漠、和军校、王新军、雷建政、马步升、唐达天、补丁、谷童、卢克强等.
甘肃两代乡土小说家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第一代乡土小说家应和80年代急剧变革的文化潮流、文学潮流,在创作上体现了80年代的时代品格：鲜明的理性反思,自觉的文化意识,理想主义与个性化的追求.第二代乡土小说家在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他们的创作迎合时代风尚,体现出不同于第一代作家的特点：某些作家(比如和军校)保持理性反思的精神姿态,但更多作家选择新写实派隐藏价值判断的客观叙述,对人性多样化给予宽容和理解,比如王新军有关乡镇村基层干部的小说、范文的《雪葬》.在文化意识上,尽管第二代乡土小说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但其文化旨趣不同于第一代.作家的关注点在于真实呈现农民的生存状态(《大漠祭》),反映改革深化阶段农村面临的新问题(《雪葬》、《沙尘暴》).文化批判与现实关怀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小说由深度的文化寓言转向正面的社会批判.这种变化应和着“三农”问题这一时代主题的凸显.另一方面,在理想主义远去的年代,甘肃乡土小说家保持对乡土诗意、社会公正和新农村建设的信心,使第二代乡土小说散发着温暖的光辉.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新时期甘肃乡土小说的一些共性：西部地域文化的自觉和理想主义精神,这是甘肃乡土小说的亮点.毫无疑问,这两点与西部文学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息息相关,在西部文学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审视新时期甘肃乡土小说,才能清晰勾勒其美学风格.
西部独特的地域条件、历史传承和经济发展状况,,使西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其他地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独特的生存环境,西部人养成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品质和人格特征,构成西部精神的民间基础.西部精神构成西部文学的独特内涵,西部文学就是对西部精神的发现、弘扬和批判、反思.然而,当我们言说西部精神的时候,西部精神就不再是民间碎片式的自然存在,它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存在.作为言语的西部精神并不是一个涵盖西部的同质化概念,它从来都是一个在不断言说中成长、发展、变化、丰富的词语,是不断渗入当代意识的开放、立体、汇合的精神,不存在一个坚固凝定的内涵.西部的主体性、身份认同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呈现为流动性、复合性、杂交性,这一点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空前加剧与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明显.与此相应,以西部地域文化特征为基础、以西部精神为核心的西部文学也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而是在经验、想象、虚构和叙述中建构起来的思想篱笆,一个镜像世界.这个建构在想象中的概念,有利于激发西部作家的自我认同感,提高自信心,引导他们深入西部生存现实,发现和建构西部人个性张扬的精神世界.
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对西部精神的言说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原始主义倾向、反省农民文化(民族文化)倾向与苦难写作倾向.所谓原始主义是一种尚古的文化思潮,以怀疑文明现状、要求返朴归真为特征.以原始、自然状态作为价值评判的准绳和理想.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倾向,它以原始来对比和批判现代文明为其思想内涵的主要特征,以返归神话的超现实想象方式及表现形式为其艺术追求.反省农民文化(民族文化)倾向又包括道德主义和国民性批判两种不同取向.道德主义倾向在乡村生活中着力发掘淳朴善良、乐天知命、宽宏大量、温柔谦和、无私奉献等民族优秀道德品质.国民性批判则继承鲁迅对农民性――民族性的深刻反思,审视落后的农民性对国民灵魂的侵蚀,探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民族性的更新与改造这一文化命题.苦难写作可以通过人生苦难展开生命体验、社会批评与哲理思考等多个纬度.
就甘肃乡土小说而言,原始主义这一诞生于现代都市文明的世界性先锋思潮无疑是错位的、超前的.在原始主义作家眼中大放异彩的西部文明,是苍茫壮丽、传奇而神秘的地域风情和剽悍刚烈、沉默坚忍的民族性格.独具一种审美价值.然而,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承载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农民、中国西部农民、甘肃农民究竟应当如何调适自我,才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而不是沦落为现代化中国最后的贫民换句话说,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农民如何建构自我,完成现代性的转化,这才是当代乡土小说着力探索的核心主题.就甘肃乡土小说而言,所谓西部精神的建构,更应当注重传统的转化、现代观念的融入,而不是停留于对原始生命力和淳朴道德风尚的追慕与歌颂.
以此衡量甘肃新时期乡土小说,尽管西部地域文化的自觉是甘肃乡土小说的共性,但隐藏在地域特色背后的文化意蕴却大不同.王家达的黄河风情小说、邵振国的藏区文化小说和张弛的西部小说表现出原始主义倾向,而柏原、浩岭、王新军、和军校、唐达天等更多乡土小说家无疑更倾向于对农民文化的反省,批判中不乏道德主义的甄别和认同,这是合乎历史理性的选择.生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甘肃作家,正是基于对故土的深重忧患感,才真切地看到西部的蒙昧、贫穷、落后,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生存的艰辛和灵魂的负累.正是出于振兴故土的希冀,他们才打破西部浪漫主义的想象,还原一个现实的西部乡土.然而,这种执着于现实性的文化反思有时候又成为限制,一方面可能迷失于狭小闭塞的地域性；另一方面则难以实现哲理超越,提升文学的美学品格.这恰恰是甘肃新时期乡土小说的症结所在,在雪漠、阎强国、补丁等人的苦难写作中症状尤为明显.
另外,自西部文学成为西部作家和评论家确立身份的标签之后,西部文学就呈现出一种过分追求地域特色的民俗化倾向.西部作家往往固守乡土小说的审美惰性,满足于民俗风情的诉说,边地风光的描绘,却往往忽视对风俗民情、事象描写背后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度揭示.甘肃新时期乡土小说也存在过分追求民俗化的倾向.自王家达、柏原、张弛、浩岭等第一代乡土小说家凭借地域文化步人当代文坛,后继者不绝如缕,其中大量的民俗描写是写椟还珠式的,或伪民俗化的.这种现象多存在于甘肃三流乡土小说中,即便好评如潮的《大漠祭》也未能脱俗.另一方面,范文、唐达天、和军校等人的乡土小说把民俗风情有机融合在故事情节中,且注意挖掘深层文化底蕴,开掘西部文化丰富多彩的精神价值,形成小说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了乡土小说／西部文学不断自主创新的强旺的生命力.
理想主义精神使甘肃乡土小说散发着温暖的光辉.生活在贫穷之地的甘肃作家似乎更执着于道德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乡村诗意,对社会正义、时代进步、农民智慧和生活的喜剧性抱有纯朴的信心.在邵振国、柏原、王新军、唐达天等人的乡土小说中,不难体味这种温暖的情感.由此也造成甘肃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又一症结：缺乏敏锐的现实批判性.新时期以来的农村改革成绩与危机并存,尤其90年代以后更是积弊大作.而甘肃作家似乎缺乏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问题意识,也缺乏把握时代潮流的大局观、整体观,又不能深入农村汲取鲜活流动、变动不居的生活素材,从而一次又一次失去引领潮流的机会,只能尾随他人亦步亦趋,不能有效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王新军的乡村干部系列是一例.相对而言,柏原、和军校对农村政治的反思和批判较为深刻.
新时期甘肃乡土小说的最后一个症结是艺术手法和叙述风格单调,缺乏文体创新.当下甘肃文坛的乡土小说创作数量不菲,但具备鲜明文体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品并不多.老一代作家风格已经形成,基本定型.新一代作家在小说艺术上受新潮小说影响较大,新写实、先锋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写作等创作潮流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刘醒龙、河北“三驾马车”、莫言、余华、杨争光等人的精神殖民比比皆是.在王新军、谷童、补丁等锐意创新的作家笔下,我们更容易发现那些潮流性的题材、叙述方法和语言方式.他们大多追随流行风尚,存在模仿写作的问题,表现出性质不同但同样严重的写作危机,即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欠缺,缺乏原创性.如何确立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追求,是这一代乡土小说家面临的挑战.
由于以上原因,甘肃乡土小说始终没有出现引领潮流的作品,也没有出现高屋建瓴把握时代精神、穿透历史风云的经典之作.也就是说,甘肃乡土小说始终没有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全面超越.在国内乡土小说的整体格局中,甘肃作家多追随潮流,步人后尘,未能提供新的发现与创造,严重限制了甘肃乡土小说的成就.只有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甘肃乡土小说才能取得长足进步.
(本文系2007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土文学、西部文学与社会文学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