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对汉大赋的评价看其文学反思精神

更新时间:2023-12-2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4135 浏览:157291

汉大赋是汉代的代表文体,一方面对于先秦文学有一定的借鉴倾向;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汉代人崇尚巨丽的审美特色.因此也颇受汉代人自己的关注,但是他们却对汉赋评价褒贬不一,这体现出其文学反思精神.

汉代人对于汉大赋的评价

汉代人评价汉大赋的标准就是汉赋应当体现讽谏精神.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评价司马相如赋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由此可见,司马迁是肯定司马相如的赋具有讽谏作用的.早年的扬雄对汉赋的讽谏作用亦深信不疑.其《长扬赋序》:“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扬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2]由此可见,扬雄写《长扬赋》的真正目的在于讽谏皇帝过分羽猎,要旨在于戒骄奢,归节俭.至班固则将赋提到了与《诗经》相同的地位:“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等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物,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3]他不但肯定赋的讽谏作用,还赋予了赋与诗的源流关系.当然他认为汉大赋与诗是源流关系,则是不对的,因为他从根本上弄错了二者的文体差别:一是诗,一属文;一抒情,一体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班固坚信赋是有讽谏作用的.但是随着对于汉大赋认识的深入,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汉大赋有讽谏作用.最具代表的是晚年的扬雄,其《法言》云:“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刺,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3]他不但否定了赋的讽谏作用,而且还认为它有不免于劝的副作用.表达同样观点的还有王充,其《论衡·定贤》云:“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4]他在否定赋的讽谏作用、认为他有不免于劝的副作用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其成因是赋词美而意深,表达委婉.

由上可知,一部分汉赋评论者否定赋的讽谏作用,并指出赋起不到讽谏作用的原因是词美意深,表达委婉.这种批评思维不但与汉赋创作者创作思维相矛盾,而且也和历代文人的文学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先秦人与汉代人共同文学审美思想:委而多讽.即文学要重讽谏,但表达手法要委婉.《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秦王纳谏》都是体现先秦人委婉进谏原则的例证,《毛诗序》也明确地提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3]的讽谏原则,明确地告诉人们讽谏时表达方式要委婉.但是人们对于汉赋的评价却一反常态,否定了赋主文而谲谏的特点.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糜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1]杨雄《法言》:“或曰雾榖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3]这些资料都说明了赋具有描写场面上奢靡过其实;语言上文如锦绣,构思上多夸的文体特点,而这正是谲谏的具体方式,但是汉代人对此加以贬斥.由此可见,汉人对于主文而谲谏的讽谏原则是有自己的理解的:讽谏的方式可以谲但不能失实.或源于生活真实,或源于经义所载;讽谏的言辞可以文,但旨意一定要清晰.由此可见,汉人对于汉大赋讽谏方式的批评与传统文学中委而多讽、主文而谲谏的审美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症结在于文学的政治功用性.当谲谏方式没有妨碍讽谏效果时,这种方式就被肯定;但不幸的是在汉赋中,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恰恰影响了讽谏效果的表达,因此尽管赋具有较强的文学审美性,但仍被汉代人渐渐地否定了.透过人们对于汉大赋批评的变化,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这一文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核心就是这种文体是否有政治实用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文学观与政治密不可分.

汉人文学反思精神的形成

由上可知,汉代人是有深刻的危机意识与文学反思精神的.他们的文学反思具有强烈的政治功用色彩,其成因有三:

首先,汉赋的创作与经学传统的背离

其一,重讽谏的文学传统与汉大赋重歌颂的时代特色的矛盾

我国古代文学有重讽谏的传统,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重视诗的美刺作用.其中刺就是讽刺与讽谏之意.《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训之”.《小雅·节南山》:“家父作颂,以究王訩.或化尔心,以畜万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也非常重视诗歌的讽谏,《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其中的怨,就是指的怨刺.进而他又将文学的功能进一步政治化,肯定了诗的政治,外交作用.《论语子路》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5]时至汉代,人们更加重视文学的政治作用,具体为讽谏.但是文学创作是时代的产物,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显示出一定的时代特色,如《文心雕龙·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6]汉武帝时,汉代的综合国力空前强大.思想界与文学界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从汉武帝开始,思想界又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对应,文学也有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7]由此可见,赋已经担负起歌功颂德的时代使命.至此,汉赋的时代使命已经和文学重讽谏的传统产生了相背离的倾向.这使得汉赋创作者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长篇累牍的歌功颂德之后,还不忘在赋的末尾加一个讽谏的尾巴.当然汉赋评论者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在探讨赋是否真正具有讽谏作用之后,还不忘给歌颂成分加一个不免于劝,迷惑人主的罪名.


其二,汉大赋的浪漫主义特色与经学思想尚实的矛盾

汉赋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内容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汉赋运用了很多的神话意象,如《子虚赋》中的汤谷、《西京赋》中的冯夷,《大人赋》中的巨芒、《上林赋》中的青龙、龙、螭,《甘泉赋》中的麒麟,《羽猎赋》中的黄龙;《两都赋》中的应龙、鳯等.一篇汉大赋中通常包含大量的神话意象群,不同的神话意象群相叠加构成了具有神话色彩的赋的世界,如《上林赋》中的玄鹤、豁鸟、鹤鹊、焦明同属凤类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凤凰的意象群.上林赋有许多类似的意象群相互叠加构成了具有神话色彩的艺术境界. 二是汉赋艺术手法具有浪漫主义特色.

第一是运用了夸饰手法.“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检测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不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6]这则材料首先从源流上说明了汉赋的夸饰传统,并以《上林》、《甘泉》、《东都》、《西京》为例说明了赋的夸饰特点及艺术效果.

第二是运用虚构的手法:“古人为赋,多检测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己肇始于相如矣.”[8]刘熙载亦称“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9]都点明了汉赋运用了艺术虚构.汉赋的神话研究将汉赋的艺术虚构细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时间的交叉.汉赋善于将不同时代的人物、事物进行组接,达到宏伟巨丽的艺术效果;第二,空间的交叉.汉赋中除了运用不同时代人物意象之间的交叉,还善于使用不同空间景物意象的交叉.在汉赋中,空间的交叉指的是写实之境与虚幻仙境的交错使用效果;第三,人神的交叉.在汉赋中虚构方法使用最多的便是人神交叉,赋家为了烘托大汉帝王的威武,甚至将神仙意象引进文本,为帝王所役使.[10]由此可见,汉赋的艺术虚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成为再现汉赋浪漫主义特色的有力手段之一.

当然汉赋的浪漫主义特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章苍授《汉赋的浪漫主义特色》对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汉赋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在五个方面:想象宏阔、丰富奇异,夸张声貌、铺陈扬厉,巧构幻境、瑰丽神奇;检测设人物、虚构情节,拟人状物、怪象丛生.[11]

由上文可知,汉赋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其成因有二:

一是与前代文学的选择性继承有关:

第一,他继承了楚辞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汉代人崇尚巨丽.这种审美心理促使他们重视文辞的华艳与构思的奇巧,而楚辞中的善用夸张与虚构的艺术手法自然能满足其这种审美心理,因此也确有大批的汉赋作者直接学习楚辞,“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词赋宗.后世莫不斟酌气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杨雄,骋其文词,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3]由此可见,屈赋虚夸的特点确实对汉大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它产生了与生活真实不符的虚构成分.

第二,对战国散文艺术特点的接受.汉人崇尚巨丽,使得汉赋的篇幅加长.其描写的场面变大,重要的手法就是铺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对于《战国策》的接受.其中对于铺排、夸饰等艺术手法的借鉴,也使得汉大赋具有失实的特点,和传统的儒家思想矛盾.

二是汉代人本身就很羡慕神仙世界: “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7]因此在赋的创作中体现出一定的浪漫主义倾向.

但是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汉大赋的失实与经学思想的征实之间的对立.儒家思想重视征实,孔子就有不崇尚语力乱怪之说.汉代人也具有征实宗经思想.汉人对于屈赋浪漫主义的不理解能说明这个问题.班固对于屈赋浪漫主义提出了质疑,表示不解,其原因就是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对于班固的质疑,王逸《楚辞章句序》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意焉.‘帝高阳之苗裔兮’,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成鷖’,则‘时乘六龙而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贡禹》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3]他为离骚中的浪漫主义描写寻找到了经义根据,认为它是依五经而立意,因此他认为屈赋中的神话意象都是经义所载的真实事物.由此可见,汉代人对于文学的评价具有强烈的征实性与解经色彩.

其次,经学思想中儒家实用思想的影响

早在战国末期,儒家思想就具备很强的实用色彩,“大多数儒者在那个纷乱变动的时代里,只能放弃理想主义的固执与昔日王者师的尊严,在那急需确立民族国家的时代,思想学说也只能改变纯粹的精神主义与道德主义,为了思想的生存,也为了学说的实现,其实从荀子起,入学就已经具备了十分实用的入世倾向.”[12]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汉代.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已具备政治实用性,而在汉代,文学尚未独立,对于政治有较强的附庸性,因此对于汉赋的评价也有较强的政治实用性.

最后,秦朝短命的心理震慑强化了文学政治功利观

秦王朝只存在了15个春秋,这给了汉王朝以极大的震撼,汉代统治者开始反思秦亡国的原因,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汉代文人也对秦灭亡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按照汉人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观点,他们很自觉地形成了在文学中反思历史教训的习惯.政论文就是汉代文人反思历史的有利工具.汉大赋自然也摆脱不了反思历史的政治使命,无论是汉赋创作者劝百之后的讽一,还是汉大赋评论者的汉赋重讽谏的论说,都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汉人文学反思精神的评价

汉人对于汉大赋的评价带有很强的自我反思精神,他们以儒家重讽谏的精神反思汉大赋中的重歌颂的特点;以儒家宗经征实的思想去批驳汉赋中的浪漫色彩,体现出较强的政治功利性,同时忽略了它的文学个性,模糊了文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界限,导致了对于其艺术成就评价的偏低.其原因有二:首先,儒家思想使得文人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功用;其次,汉代的文学发展依附于经学,尚未有形成文学独立的局面,文人尚且没有明晰的文体区分的观念,更不注意汉赋自身的审美特色.因此在批评汉赋时,往往受经学影响很大,有时甚至依经取义.汉大赋评论者对于汉大赋的反思精神实际上也反映了汉大赋创作中流露出的朦胧的文学独立意识与传统儒家文艺思想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尤其在治乱之交就显得格外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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