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84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发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收入《史学与红学》,台北源流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0月版),其中论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以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等十六字概括,精辟地道出了华夏自古“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也说明此一传统在其思想上亦根深蒂固,并未因长年浸染于西方史学而有所改变.
据唐德刚先生自述,在他曾经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历史学科分别属于社会科学院或政治学院,他为此向哥大的院长提过建议,应将历史系设在文学皖而不是社会科学院,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那是大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这两所大学的院系设置已有很大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一个科目,不会被视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在美国则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唐德刚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见,在上文中提到计算机数据库对检索历史文献的便利时有此三问：“试想三十秒可以得到的东西,还要胡适这些个大家做什么我们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学历史的要靠什么吃饭”但他认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一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他的结论是：“所以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雨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这篇内涵丰富的长文,涉及到历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看来在中美两国学人的传统认知上有着明显的分别.唐德刚指出的两种不同的归属究竟何者较为合理,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不过,他在文末提出用文学写历史并与新闻合作的观点,倒使我想起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也有过一次不小的变动,可说饶有意味而相映成趣,但是发生在中国而非美国.
1982年初春,作为“”后恢复高考的复旦大学首届毕业生,新闻系学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领到的学位证书,与中文系一样是“文学学士”,不同的是注明“新闻学专业”,人人都觉得理所应当,没有任何疑义或异议.本来,新闻学就是小学科或曰“二级学科”,再说当年报考新闻系的有谁不爱好文学呢！但三年后,研究生毕业时就不同了,按同样的学位条例,领的却是“法学硕士”学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1979年“”问题改正后重任系主任的王中教授,对新闻学的学科归属有其独到的想法.两年后,他获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分科评议组成员,以学科首席代言人之身份到北京开会时,作了一个要求将新闻学学位置于法学类的发言.他准备充分,讲得有理有据,无可辩驳,这个建议被接纳了.如此,我们便不能“从一而终”,只好向文学拜拜了！他有次召集研究生谈话,专门就此事解释道：“新闻是反映事实真实的,而文学是依靠想象和虚构的,还可以夸张,所以新闻学挂靠在文学下面不合适.”那为何“投靠”法学呢他抽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我考虑,法律是注重事实的,要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记者报导新闻也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所以,就提出划入法学门类为好.”这一见解确有道理,也非同小可,让新闻学一步跨出“人文科学”的大门,昂首进入“社会科学”的殿堂.
那年我出差进京,去看望一位时任国家司法部领导的长辈亲戚,说起我拿的是法学硕士学位时,他有点惊讶和不解：“你不是读的读新闻系吗”我赶紧搬出王中的道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转述了一番.他听后表示理解,可我还是心虚,顶着“法学硕士”的学衔,毕竟既不懂审案,也不会替自己或别人辩护啊！
那以后,不仅是开办新闻系的大学,就是在中文系附设的新闻专业,如果获批硕士点,学位也是法学硕士.我曾私底下戏言：王中的理论一旦化为实践,力量可真不小！然而,新闻学“依法”的好景不长,到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新闻学仍被列在文学类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等并列二级学科,等于重作冯妇.经界内一些老学者再三呼吁,1997年,国家教育部终将新闻传播学正式列为一级学科,下设二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才自然终结了学位与所属学科的关系不伦不类的尴尬.
回想起来,王中教授对文学掺和到新闻中来的拒斥是很坚决的,不主张报纸刊载长篇的典型人物报导,认为写那类报道很容易借鉴文学笔法而产生虚检测.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于去世10年后才汇编出版的《王中文集》中有所表露,但总不及其生前谈话来得原汁原味,晓畅明快.比如,他在1982年2月一次讲课时说：“新闻主要是写事,不是写人的活动尤其是人的内心、思想活动.否则,就要很大一块了,新闻势必越写越长,越来越没人看.”还说：“最近有人提出新闻要写人,我看有问题,这变成传记文学了,是朱东润研究的.”朱老先生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学作品,其时为中文系名誉主任.
张居正大传
中国新闻界尤其是前辈报人,大都抱持一个经典的行业观：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而且,史籍对人对事的评议,可谓今日新闻评论的滥觞.唐德刚先生也认同这种观念,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新闻和历史一样,都是记述事实,要有真凭实据；二是从事新闻工作要对历史有所借镜,如史家精神和仔细求证的态度,等等.从事实这个基点出发,历史与新闻确如隔世兄弟,存有一脉柑通的血缘关系,但文学的天赋是想象、虚构和夸张,只能算是似亲非亲的表姊妹,如唐德刚倡言的那样依据“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撰写历史除了新闻还要借助文学搞“三结合”,问题定然复杂化了.因为,历史作为事实的记载,一旦和文学沾上了边,与新闻就像从一股道到了三岔口,不光是分道扬镳,可能还会成为对立面！眼下不少充满文学色彩的历史著述及传记作品,不是常被当事人、知情者或学有专精的专家指正出子虚乌有或不尽不实且十分离奇的“创作”之处吗与此相类,各种媒体上的检测“新闻”也时有所闻.照此来看,“历史”和“新闻”这两门学科究竟魂归何处,似乎还颇有探究的余地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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