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长恨歌》的英译本自2008年出版后,在海外屡屡获奖,并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积极关注和评价.这些奖项的获得说明了英语世界对《长恨歌》英译本的认可和肯定.但是同时,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驱使下,对这一小说的接受和阐释仍然存在着狭隘化、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剖析这部小说文学经典在海外译与介、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在海外受欢迎的作品类型、原因以及形成的影响力.此外,也让我们看到,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文化范式下,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面貌,尤其了解在新的文化空间内,英语文化视域和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也使得这部小说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中成为一个具有讨论价值和典型意义的案例.
关 键 词 ：长恨歌；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上海；西方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18508
作者简介：吴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引言
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王安忆一直以来也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她的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新的迥异的阅读空间内延续着文学生命.特别是被李欧梵誉为“史诗”的《长恨歌》,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如潮的好评,在西方世界也受到了主流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2008年,《长恨歌》的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经推出,就被视为当代中国小说“真正的经典”①,得到了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积极报道和热情评价,王安忆也屡屡被称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②.剖析这部书写上海的文学经典在海外译与介、翻译与接受的过程和内涵,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翻译对语言乃至文化所具有的重塑力,而且让我们看到英语读者对书中中国文学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面貌,从中了解两种美学趣味和文化意识的同与异,尤其了解在新的文化空间内,英语文化视域和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也使得这部小说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中成为一个具有讨论价值和典型意义的案例.
一、译介者的在场
英语世界对王安忆的认知并非仅限于《长恨歌》这一部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起,她的一系列重要短篇小说集《流逝》（Lapse of Time）、《小城之恋》（Love in Small Town）、《荒山之恋》（Love on a Barren Mountain）、《小鲍庄》（Baotown）等就已经陆续得到了翻译.不过,真正确立她在西方文学声誉的还是《长恨歌》的英译本.
《长恨歌》的主要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是美国新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之一.作为一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学博士,白睿文了解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性和审美倾向,能娴熟地运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同时十分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对原著及其反映的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研究热情.对这两方面的兼得使得他能够在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差异中游走,能够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创作出被西方读者接受的译本.除《长恨歌》外,他还翻译了张大春的《我妹妹》与《野孩子》、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余华的《活着》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英译本曾引起轰动,《野孩子》则登上了《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的书评版,这也足以印证他的翻译水准.《长恨歌》的翻译从2000年开始,其间美籍菲律宾华裔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加入进来,与白睿文合作.陈毓贤是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硕士,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整本书的翻译历时八年之久,一直到2008年才全部完成.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本有不少都存在理解性错误频繁、意识形态倾向被夸大、文学性及民族性被消解等问题.这往往与译本的目标定位、择取标准及翻译策略等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许多作品在被翻译时都是以译作是否会畅销,是否迎合目标市场为依归.而由于英美读者阅读趣味和审美品位的局限,“任何外国文学要在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的英文市场打开局面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季进：《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王德威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因此往往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文学效果,而使译作产生了众多有意的误译、增删和曲译.
由于始终面对海外市场,《长恨歌》的译者也十分了解这些已经常态化的翻译问题.不过,在强调可读性的基础上,他们努力以作品的经典价值为基准,追求高质量的翻译水准,以尽力摆脱对译作畅销性的追逐.《长恨歌》的翻译难度极大.全书的语言澎湃流畅,在绵密的工笔之中,极尽可能地铺陈日常生活的冗长枝蔓,饱满淋漓到了极致,写尽一个城市历史与空间的细节.这种琐碎而精致的笔法,庞大而丰沛的架构使得原文本和译入语始终处于紧张对峙的张力之中,如何在英译本中再生原著的神髓成为了巨大的难题.
在译本的“后记”中白睿文将王安忆称为“中国文学界最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小说家”③Michael Berry, “Afterword”, Wang Anyi：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Michael Berry & Susan Chan Egan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p431,p433,历数了王安忆从“伤痕文学”到“先锋实验”到后现代色彩的衍变历程、《长恨歌》荣获的包括“矛盾文学奖”在内的种种荣誉,并剖析了文本的文学内涵、语言特质、历史价值等等,从中足见译者对原作者的推崇以及对《长恨歌》的经典性的认可.这也使得译者在市场性和经典性的对抗中,能够保持严谨的翻译态度,尽量尊重原著.
为了切切实实地了解上海文化,白睿文多次来到上海,走访小说中描述的弄堂、街巷,在日常的人文社会中感受小说中的怀旧、变迁与历史.白睿文还曾点评过《长恨歌》的文学衍生——电视剧、电影、舞台剧等不同的表现形态.他指出“这些对王琦瑶的再创作为小说提供了更多的艺术形式”,但“这些影视改编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为制造戏剧效果,保证故事流畅,不断地对人物进行发挥和创造”③.从这一评价也看出译者的翻译立场：他以忠实原著为原则,反对对原著的改编和叛逆.这一翻译态度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也直接左右了译本的最终形态.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研究立场使得他们在面对原文本与译文本、原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角力时,不至于将“忠实”演绎到背离市场和目标读者：一方面,准确地把握并再现作者写作意图,使得《长恨歌》的美得以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另一方面,译者将语言的异质性控制在主流诗学规范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使译作获得相对理想状态的文学传播效果. 在《长恨歌》的译介过程中,汉学家王德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王德威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是北美汉学领域中极有影响力的学者.从2000年起,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筹划出版“中国文学翻译系列”,《长恨歌》便被收编为其中之一.作为主编,他负责文学作品的选取和翻译质量的审核.他特意谈到《长恨歌》,说“如果二三十年以后有一个读者从书架上找到王安忆的《长恨歌》,知道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那我会觉得很高兴.我觉得不需要急功近利,这是一个慢慢积累的结果,我会持续做下去的.我看重的是文学史的意义,未必一定会有文学市场的意义”②季进：《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王德威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经典文学的这一研究视角和文学身份决定了整个翻译过程中的策略取向,也为译作在英语世界获得认可和肯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文学的英译过程中,赞助人的意愿同样至关重要.《长恨歌》的译本完成之后,王德威帮助白睿文找到了哥伦比亚出版社商洽出版事宜.因为书稿太厚加上市场太小,出版社以“会赔钱”的理由一度拒绝,但王德威以“《长恨歌》在90年代大陆的小说中的重要意义”为由找到了一万美金的赞助,使得译本顺利得以面世.之后王德威告诉王安忆,“在美国绝对不要想你的书能卖到一万本,美国人现在对现代当代中国文学没有这种消费的好奇心”②.
虽然不是畅销书,但《长恨歌》的英译本忠实地呈现了王安忆文学世界里的力与美.2009年,这一译本荣获了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最佳翻译奖荣誉提名,这是全美翻译界的最高荣誉之一.2011年,它帮助王安忆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提名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入围这一重要的文学大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说明了英语世界对《长恨歌》的英译本的认可和肯定.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尤其在美国仍是一种相对边缘的外国文学,但在一个为主流诗学形态所接受又体现出鲜明的异国特色的译本的依托下,中国文学在异域的接受也成为了可能.
二、一个城市的叙述
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的阅读群并不庞大,但《长恨歌》在美国的出版却让王安忆走出了汉学家的小众研究群体,来到了美国文化精英面前,以“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身份引起主流阅读群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城市主题.
从总体来看,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往往受着好奇心理的驱使.以来的中国急速发展,城市的变迁、社会的现状乃至细小生活的体验都引起了西方强烈的了解.以个中现实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到译介者的青睐,也能够获得主流读者群的关注.这样的阅读趋势促成了《长恨歌》成为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
美国文化评论家李欧梵在评价《长恨歌》时说：“王安忆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来说,仍是非常罕见的.”在《星洲日报》举办的第六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中,王安忆荣膺“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这一评论是李欧梵代表18位评审的致词.参见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 2006-2007（上）》,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王安忆通过对一个女人一生的描摹,叙述了一座城市的人世变化；也在日常的、微不足道的民众历史之下,呈现了大历史叙事的城市文化和时代风景.这部小说给西方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可以让他们借此了解上海,了解中国这个遥远而又重要的国度,了解其中表露的民族特质、文化心理乃至诸多社会问题.正是因为在表现中国城市和社会时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部小说在海外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崛起自选美,是上海彼时彼地的商业消费产物,但她沉浮的人生,恰也书写了一个天长地久的警世寓言.小说从1945年写起,终结在1995年.50年的时间跨度里,上海历经了磨难和制度变迁,在闪烁的色彩和波纹中成为一种延续性的奇迹.美国作家弗郎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认为,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在于“那些持久性的元素”Francine Prose, “Miss Shanghai”,New York Times,2008-05-04,p9,急剧变迁的时代风向与稳恒不变的市民生活紧密交织,这两种相生相伴的历史体验构成了独特的“上海寓言”.小说中这样写道：“她走进去,先是眼睛一暗,然后便看见了那个布幔围起的小世界.这世界就好像藏在时间的芯子里似的,竟一点没有变化.等王琦瑶不知道,那大世界如许多的,都是被这小世界的不变衬托起的.”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44-245页.
虽然小说横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数段重要时期,但许多历史大叙事的关 键 词 ——内战、解放、大跃进、、、、改革开放——在小说的叙事中都被一一隐去.王安忆转向寻常巷陌、邻里之间的起居行走和鸡毛蒜皮,以工笔的叙述,层层叠叠在上海的历史建构中铺陈了琐碎支离的个人倾诉,以此来折射大历史的变迁,重现三段历史时期中的不同的上海——解放前的东方之珠,60年代的黄金岁月以及80年代改革中的上海.
全书开篇用20多页的篇幅描绘了上海文化中独特而神秘的风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普罗斯认为“弄堂和生活在弄堂里的市民是城市中重要的存在,为众多诗意的描绘提供了场景”Francine Prose, “Miss Shanghai”,New York Times,2008-05-04, p9.这种散文性的片段随处散见在全书之中,它们所代表的恒久性意义描摹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上海生活.这种写作手法令一些西方读者不能适应.“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曾评论这部小说“既引人又枯燥.有情节但并非由情节推动,等催眠式的散文和忧伤的故事使读者仿佛在令人昏昏欲睡的跑步机上慢慢行走”Christine Thomas, “‘The Painter From Shanghai’ by Jennifer Cody Epstein and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by Wang Anyi”,Chicago Tribune,2008-06-21.而事实上,这些持久性的元素作为故事的背景和外延,正是上海城市风景的主要构成,也是故事真正的格调所在.在精致的细节中,无数的上海生活画面被连缀起来.王安忆用她对上海的理解和叙述成为上海的记录人,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上海的重要渠道. 在细水长流的“不变”的同时,那些历史的巨变同样投射在细小的常态生活之上.女人的穿着从旗袍到列宁装到蓝布衫到高跟鞋、玻璃,政治的起落寓含在时尚的几进几出之间；李主任飞机失事,程先生跳楼,历史依然笼罩着生活,然而宏大的叙事退居幕后,成为日常生活的投影.王安忆所谱的这一曲悲歌在弄堂和街巷中一五一十地展开.普罗斯认为,“当小说进入尾声部分,读者对小说中的逝水流年产生普鲁斯特式的怀旧和伤感,这种情绪既是王琦瑶的写照,也是上海那迷人的、几近消失的弄堂的映照”Francine Prose, “Miss Shanghai”,New York Times,2008-05-04, p9.
正是由于了解《长恨歌》的创作意图,同时也了解西方读者对当代中国的猎奇心态,在译介这部作品时,白睿文和陈毓贤尽可能地还原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其中,书名的英译过程便是明例.当时一家出版社提出要把书名改成《上海小姐》,因为在之前曾有卫慧的《上海宝贝》英译本出版,而沿用“上海小姐”做噱头,销路应该会好.而白睿文则拒绝了这种为达到销售目的而采用的媚俗化译法.他在将书名“长恨歌”直译为“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的同时,特意加上副标题“A Novel of Shanghai”.加上副标题之后,译本就点出了小说真正的中心——上海.城市的现代历史构筑了小说的筋骨,将一个简单的故事通过生活的陈屑和哀伤延展到四百多页的长度,这样就有效地注解了城市居民所承担的文化身份,突出了小说的主体结构特性,也使得英语读者对文本有了较为直接的认识和感知.
至于小说在进入正题前冗长的叙述,文中大段大段的描写,译者也照直相译,不作删减.白睿文在译完《长恨歌》之后,找了二十来家美国的主流出版公司,却屡屡碰壁.“每一家都看过王安忆的小说大纲,也看过前面的两个chapters,就是没有一家明确表示要来出版.”季进：《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王德威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有的说第一章说上海的弄堂、鸽子看不懂,有的则建议删掉.但即使这样的直译会消磨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译者也认为这是书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它展示了一个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上海,于是他们尽量以相当真实的手法重塑上海以及在上海生活的人.
从《长恨歌》英译本所获得的认可也可以看出,即便大量保留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异国情调,也仍然能够让众多的读者领会并欣赏原著中迷人的小说世界.这部小说不仅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而且了解了人性、、梦想与平常生活的撞击,时间与历史对个人的影响,尤其让读者了解了作者所编织的独特的上海寓言,也使得《长恨歌》避免沦为阅读中国的简单资料,而是成为中国“城市文学”的样本之作.
三、西方中心式的接受
早在2005年6月,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在题为“The Great Leap Forward”的文章中,回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历程.长久以来,西方读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就是枯燥的政治说教”,几乎所有大陆小说都被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签,充其量是“中国的宣传教育资料”.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等等因素的迥异与阻隔,对中国现代文学阅读经验的欠缺,使得这种负面的认知和判断一直循环下去.尽管过去20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但主流媒体和社会大众仍然认为“中国当代小说不仅少有人知,也缺少文学价值,很难吸引读者,因此可以毫无顾虑地不予重视”Julia Lovell,“Great leap forward”,The Guardian,2005-06-11.蓝诗玲的描述和分析一方面说出了中国文学在海外几近无声的尴尬现实,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长期以来的高傲姿态.西方立场代表了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审视者和裁判员,而中国文学则只扮演了资料员的角色.在这种“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支配下,中国文学被弱化为西方世界予取予求的文本来源,在随心所欲的解读和扭曲之后,落到意识形态和权力取予的陷阱之中.
这几年来,随着一大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国门,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漠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依然有着强势的影响.《长恨歌》英译本虽然构建了一个较为成功的东方都市形象,但它在海外的接受过程中,也仍然可见被涂抹和被改造的痕迹,既有断章取义的切割和扭曲,也有对异己文化的简化和漠视.
1.审美形态的消解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选择往往既代表一种个人性的阐释,也反映了译入语文化对原语文化的阐释态度和接受倾向.白睿文和陈毓贤在翻译过程中,竭力去理解原著的每一处写作用心,努力做到尽量尊重和忠实原著.但当原著文化和译语文化发生激烈对抗时,位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形式就不得不屈从于位于中心地位的主流文化,不得不对原作风格和文本形态进行必要的改变.对《长恨歌》中文学审美形式的处理便是一个明例.在英译本的前言——“译者说明和致谢”部分,白睿文和陈毓贤特意提到“和原著在文体风格处理上有一些不同”.
王安忆的原著中有许多段落篇幅甚长,句子如流水不断.而且她去除标记对话的引号和段落划分,将对话隐入大段的陈述性叙事之中.这种特殊的写作手法正是王安忆有意为之.她的写作有著名的“四不”政策：“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为了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不局限于构思的精致和巧妙,使读者能够关注到大的悲恸和大的欢乐的情节,她不希望在写作中“过于强调局部的、作为特征性的东西、带有趣味的倾向”王安忆：《我的小说观》,载于可训主编《小说家档案》,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长恨歌》中的对话处理和句式形态都着意体现着这种创作思想.王安忆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小说语言朝着全面叙述化的方向发展,用心理时空去替代故事展开的现实时空,传达社会环境和故事情节.这种特殊的写作手法也是《长恨歌》最为鲜明的文学标记. 然而,英译本在原文出现第一人称的对话时细分了段落,添加了引号,在第三人称的对话时则保留原文形式,将对话糅合在篇幅较长的段落中.另外,还特地使用了中文中鲜见的斜体标记,来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在译本前言中,白睿文特别说明了对于原作审美形式的消解是为了满足“英语的可读性”.西方叙事中人物对话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标记,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就不得不去改变文本,增加译文的阅读效果.在就《长恨歌》的翻译接受专访时,白睿文也特意提到了这一改译,“我们努力尊重这种特殊的叙事手法,可是最终出于对英语可读性的考虑,我们还是加上了引号,并划分了段落”Michael Berry, “Translating Sorrow”, http：//pri/theworld/node/18537,2008-06-04.
事实上,王安忆的这种特殊叙事手法在汉语中也是违反常规的.陈思和曾评论说,“王安忆所追求的新的小说诗学,似乎正是建立在一般小说艺术规律的反面,那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与80年代中国小说叙事的整体风格相违,也不同于90年代出现在文化边缘区域的个人化叙事话语”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这说明即使是在本土语境中,王安忆的创作形式也是背离常态的,和一旦移译到英语中可能引起的“陌生化”反应应该基本相同.而英语中的句式形态与段落划分和汉语也无太大区别.这说明,《长恨歌》中的这种审美形态并非无法移植到英语中去.但是,即使译者意识到这种特殊形式的重要性,最终的选择还是将其从旁略去.
很显然,这种翻译处理能够去除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使译作的情节感和可读性大大增强,形成更为贴近的阅读趣味.而之后白睿文再三提及这一改译,也充分说明了译者在忠实度和可读性之间曾经历过艰难的挣扎.这一对原著审美形态的消解,在某一层面上证实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操纵.文学的阅读与翻译在西方文化的标准和尺度之下,不得不将其中异质性的“它者”改头换面,去迎合强势文化的固有思维模式.即使是译者认同《长恨歌》这样的经典文学地位,也不得不牺牲其中具有独创意义的文学风格,使得原著中的“王安忆特质”无法在译作中得以完整地呈现.而实际上这种“牺牲”正是满足了英语读者的思维形态和阅读需要,这样才能较好地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虽然他们所接受的美学趣味和社会现实已经是片面、不完整的.这也证明了翻译的价值已经跨越了语言与文本本身,走向文化功用以及对文化权力的诠释.
2.读者的接受形态
从西方当代主流的美学标准来看,文学作品必须体现出纯粹的文学目的和人性的审美意义.被附加了道德判断和功利价值的作品则背叛了文学的本质.建国以后的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和文学就因为强烈的政治效用和工具性质而一直以来大受诟病.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作品渐渐回归到文学本身,越来越具有创作的独特个性和主体性,符合西方的审美价值观.
由于《长恨歌》中的上海书写用不厌其烦的笔法,细致、精确、冷静地描写了上海乃至中国人的日常体验和生存状态,这成为这本小说引起西方兴趣的一大原因.再加上在西方文化语境下,《长恨歌》英译本的叙事游离在宏大历史之外,充满了个人化的独立表达,与西方主流的文学审美十分契合.因此,这部作品得到了诸如“New York Times”、“World Literature Today”、“Publisher Weekly”、“The Chicago Tribune”等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些评论都不惜笔墨地赞美王安忆的写作技巧,赞美她对于大历史的抽离,关注怀旧、上海、女性体验和日常生活等主题.
不过,虽然王安忆特意隐去了对历史和政治大叙事的描写,西方一些评论文章中却依然遵循意识形态的文论路线,刻意突出了政治性的解读.如“对话季刊”（The Quarterly Conversation）的书评一开篇就说,“长恨歌的英译本大大改变了西方文人,尤其是美国文人看待中国的方式”②Gregory McCormick,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by Wang Anyi”,The Quarterly Conversation,2009.全文的视角和立场都立足于政治.对于王安忆隐去历史大叙事的写法,他认为作者是刻意地用一种委婉和隐晦的方式在展开政治批评,而这种委婉的批评自始至终贯穿全书.至于作为上海特征之一的“流言”是“对女人世界的一种去政治化的控制”,更是“展示了不同于李主任的一种迥然不同的权势”,“常常体现在中国当代史的种种革命和政治运动之中”.在文末,他更指出,王安忆这种委婉的写法正在为了使“庞大的读者群能够参与到政治批评中来”②.
在另一篇评论中,米歇尔·霍克斯（Michel Hockx）将王琦瑶的死和白居易长诗中杨贵妃的死进行了一种类比,认为都是“暗示了动乱的结束和秩序的回归”Michael Hockx,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No10, 2009.并认为这是作者所允许自己传递的最为强烈的政治信息.
这些政治性的解读充满了牵强附会的自以为是.一直以来,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总免不了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驱使.虽然许多作品充满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强烈的时代意识,也富于文学普世性的美感以及对人性哲理性的反思,但一旦走出去,便总会落入被政治性解读和判断的窠臼.一些西方媒体习惯从自我主流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发对原著进行阐释.这种对“它者”居高临下、随心所欲的阐释角度往往有意强化原作意识形态的指向性,使得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变得偏狭、走样.
除了政治性的肆意解读之外,这些海外的书评往往特别青睐《长恨歌》的第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一部分写的是40年代充满殖民色彩中的上海,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精英”视角看来,这一部分无疑写的是最好的上海.如“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的整篇书评中处处可见对于“殖民”的优越感,特意写道“当王琦瑶渐渐衰老,成为‘旧上海’的象征,上海也从闪耀着殖民光芒的40年代衰落到充满着拥挤的弄堂和污染的河水的80年代.而王琦瑶在保卫第一个情人给她的金饰盒时惨遭横死,也预示了上海作为‘东方巴黎’的时代终结”Baochai Chiang, JB Rollins：“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A Novel of Shanghai”,World Literature Today,Vol 83 Issue 3, May-June, 2009, pp64-65. 除了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西方精英读者之外,在普通大众的阅读过程中,也同样充斥着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判断.从“Amazon”和“Goodreads”这两个权威网站上的记录来看,那些来自普通读者的评论也多次着重提到解放前上海的殖民地光辉和王琦瑶代表的怀旧情思.
王安忆本人对这一被误读的情况十分耿耿于怀.她认为书中对上世纪40年代的老上海的描写,招致很大的误解和困扰.“由于对那个时代不熟悉不了解,这段文字是我所写过的当中最糟糕的,可它恰恰符合了海内外不少读者对上海符号化的理解,变成最受欢迎的.”《王安忆语出惊人<长恨歌>被误读》,《半岛都市报》2008年3月26日.
在西方的接受过程中,虽然《长恨歌》中那些可以引起英语公众兴趣的异国情调元素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褒扬,但是,对《长恨歌》中异质性文学因素的消解、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以及对书中第一部分人为性地放大,都说明英语读者对小说立意仍然进行着狭隘化、过度政治化的阐释.这种解读并非从小说的超验层次入手,而是建立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固有观念之上,也建立在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之上.这样的阅读模式和体验也说明,虽然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已经具有了较为浓厚的文化与文学兴趣,但仍然摆脱不了一个位于中心地位的文学体系对位于边缘地位的文学的接受态度和定位.
结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东方主义”式的注目中,中国文学不断地被想像、被审视、被阅读.文学中迥异的异域风貌、文化趣味和政治特征被当作与西方决然不同的存在,引起了强烈的关注.《长恨歌》在西方获得的高度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说书写了上海的人世风景,而使西方读者得以管窥中国的城市和社会.
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与西方的文学交流,仍然会处于不平等状态”季进、李洱、李朝全、郭冰茹、何言宏：《异邦的荣耀与尴尬——“新反思录”之五》,《上海文学》2011年第5期..这种不平等尤以美国为最.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态势之下,像《长恨歌》这样的文学作品由于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审美方面存在的中西差异,很难在异域获得很好的市场效果,而往往是以文学史的意义,走进大学图书馆,成为了解当代中国的一扇窗户.在这种语境下,译者作为传播媒介,即使视原著为经典,即使翻译水平再高,也不能完全忽略译本的可读性和接受度,因此只能在某些方面,屈从于文化霸权,无法使“他者”完成对“本我”的无条件接受.
白睿文曾说：“中国当代小说中强大的故事情节和娴熟的写作手法归根到底都直指人性,直指人类共有的希望、梦想、、恐惧、悲伤和梦魇.这些主题放之四海而皆准.虽然王安忆、余华、莫言、苏童在海外的读者群远不如在国内庞大,但是希望在将来,越来越越多的海外读者能够发现这些作家所创造的迷人的小说世界.”Michael Berry, Translating Sorrow, http：//pri/theworld/node/18537,2008-06-04诚哉斯言.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表达了对人性、社会乃至世界的感受.这些独特的话语同时也具有着“大同天下”的特质和意义,从这些文学作品屡屡在国际获奖就可见一斑.而要让这些文学作品在拥有文学史意义的同时,为更多的海外读者所接受,就需要更为积极地促进不同文学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去除既定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定式和偏见,在翻译中保护原著中含有的异质文学文化因素.虽然做到这一切远非一夕之功,但慢慢积累,中国文学经典中的美也终会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被认识、被欣赏、被接受.
（责任编辑：李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