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现状其可能性

更新时间:2024-02-1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2662 浏览:55576

不过是几年时间,文学批评便已沦为文学界的贱民.不断有人站出来宣告,文学批评正在走向终结,或者文学批评已死;批评家自身的心态,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加上文学语境的深刻变化,学术制度对文学批评的挤压,今天,要理性地谈论文学批评的现状和未来,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即便文学批评的衰败是这一文体必然的命运,如何重建批评的精神和批评的,也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只是,对批评困境的真实探讨,正在被一些外在的话语迷雾所遮蔽.公众对文学批评的不满,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相指责,作家谈论起批评家时那种轻蔑的口吻,媒体不断夸张批评家的一些言论,关于人情批评,等等――这些症候,正在被总结为文学批评日益堕落或失语的标志,仿佛只要解决了以上问题,批评就能重获生命力和影响力.但我觉得,关于批评,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批评主体的贫乏.“我在当今的批评实践中,看到的最大的病症是――批评已经越发的沦为无心的写作.即便越过那些过度泛滥的会议式评论,我们依然可以在许多批评文章中,看到虚检测、僵化、冷酷、腐朽的写作品质.批评也是写作,一种有生命和感悟的写作,然而,更多的人,却把它变成了一门死的学问或审判的武器,里面除了空洞的学术词语的堆砌和貌似庄严实则可疑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多少属于批评家自己的个人发现和精神洞察力.没有智慧,没有心声,甚至连话语方式都是陈旧而苍白的,这样的写作,如何能够唤起作家和读者对它的信任?”(1)批评主体的空洞和退场,才是造成批评日益庸俗和无能的根本原因.可这些年来,文学界在讨论问题时,总是习惯把责任推委给时代,似乎处于一个罪恶的时代,才导致了一种文学罪恶的诞生.但作家自己呢?批评家自己呢?如果在他们的内心能站立起一种有力量的价值,并能向公众展示他们雄浑的存在,时代的潮流又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说到底,还是主体的孱弱、贫乏、自甘沉沦,才导致了写作和批评的日渐萎靡.


因此,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检测如抽离了灵魂的现场,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批评家李静说: 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2)

她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表层意义上的批评喧嚣,不能掩饰它在“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上的静默.无法进入人类精神的内面,它所映照出的,是批评自身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维度――思想,理性,美学抱负,灵魂的冒险,等等.我愿意在批评主体的构成上,找寻近年来批评溃败的真实原因.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当下的批评家普遍失去了文学的信念.“信念”是一个旧词,它像灵魂一样,成了这个时代的隐私.确实,在今日的中国,谈论身体、,甚至裸照,都已不再是什么秘密,惟独谈论灵魂和理想,却成了真正的隐私.为何有那么多批评家愿意加入商业和政治的合唱?为何那些貌似道德的批评家在道德上却溃败得更快、更令人触目惊心?为何平庸的作品会被歌唱,寂寞的作家却一再被忽视?除了明显的审美无能,另一个原因就是批评信念的丧失.批评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为了表演文学分析的技艺?为了通过对话向作家示好?无论哪一种解释,似乎都可对应于一部分批评.但这远不是文学批评的全部.一种有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批评,其实是在分享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最终,它是为了说出批评家个人的真理.这种“个人的真理”,在我看来,就是批评的内在精神,它是“批评也是一种写作”的最好证词.

既然批评也是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就一定会呈现心灵的图象.批评家的心灵图象,就是批评的信念之所在.所以,那些庸俗的批评,言不及义的批评,有意夸大和拔高的批评,隐藏着利益诉求的批评,就不仅是一种语言的失控、审美的无能,它还是批评人格的破产.这样的人格破产,即便在一些批评家貌似庄严的言辞下面,也能清晰地看出来.今天,从事批评的人越来越少,只要活跃在批评现场的人,对每一个人的批评面貌都不会陌生,就那么几本刊物,就那么些文章,就那点或隐或显的人际关系,无论是人的品质还是文的品质,可以说都无处藏身.因此,辨析一种批评人格的真实状况,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把每一个人的文字找出来一读,他的用心,他的着力点,就都一目了然了.曾经有一个博士生在和我探讨批评这一话题时,习惯性地沿用一些批评家的道德言辞来审视当下的文学现状,他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悲哀的、不满的,我劝他不要急于下结论,而是照着他所引用的这个批评标准,对当下比较活跃的一二十个批评家近年的文章作一个统计和分析,分析结果一出来,他突然发现,那些看起来最具批判锋芒的人,写的人情文章往往篇数最多,吹捧起庸俗作品来也往往最不吝啬形容词――那个博士生坦言被自己的这一发现吓得“目瞪口呆”.而我并不觉得希奇.以文学混世界的人从来就有,以批评来作家也成了一件常事,纠缠于这些外在的乱象,对于看清文学和批评的未来并无助益.尤其是批评的衰败,最终的原因,并非批评家被这些渺小的利益所诱惑而不能自持这么简单,它的症结还是在批评信念的丧失.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曾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这令我想起王阳明的另一句话,“持志如心痛”.

确实,信念和志向的溃败,使批评家放弃了批评本应有的高度,也不再把批评的写作当成是一种心灵的自我追问,更不把批评的原则和生命的原则对等起来.批评成了一种技术分析,成了贿赂良心的一种话语方式.批评话语在泛滥,批评人格却在萎缩.批评不再表达个体的真理,而是成了权力话语的附庸――这个权力话语,既可能是意识形态指令,也可能是消费主义潮流.何以批评人格会如此脆弱?何以审美和心灵的防线如此不堪一击?利益固然是一个核心因素,但我们也不能藐视批评人格的构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思想饥饿.回想文学批评兴盛的20世纪80年代,应该承认,那时的文学批评是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同时,批评家也普遍是锐利而勇敢的人.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或者是叙事与艺术的,几乎都被文学批评家们所率先使用和实践.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轻易想起南帆和符号学、陈晓明与后现代主义、吴亮与叙事学、朱大可与西方神学、戴锦华与女性主义等之间的联系.以这种联系,对照于今日的批评界,就会发现,批评主体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思想的贫乏.

思想的贫乏,导致个体的真理无从建立.我读现在许多批评家的文字,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们在知识谱系的陈旧气息,同时,也发现几乎整整一代人都缺乏思想.尤其是新兴起的批评家,几乎不读哲学,更无法获得一种哲学性的理解能力,这成了他们致命的局限.事实上,不仅批评界如此,小说界、诗歌界也是如此.好的小说家和诗人,都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人.这种世界观、艺术观从何而来?只能从思想和哲学中来.缺乏思想,藐视哲学,作为个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大受损伤.没有思想,对小说家和诗人而言,就没有发现人性和创造世界的武器;对批评家而言,就没有对艺术世界的解释力.个体的真理,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表征,以思想为根基.思想资源的贫乏、单一,就意味着切断了作家和批评家的精神来源.何以批评界人云亦云的文字越来越多?就在于批评家的解释能力匮乏,面对作品所呈现的世界,也没有思想穿透力,他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一些人批评家的眼光的犹疑,往往是精神独立性、思想穿透力严重匮乏的表现.

有了批评信念,才会向往一种思想高度,才会看重个体真理的建立和精神的独立表达.因此,如果要探究文学批评的困局,重申信念、思想、精神独立性这样一些批评的核心品质,就显得异常重要.所谓“先立其大”,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大”,是大问题、大方向.让文学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让文学批评获得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让文学批评能建立起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让文学批评家成为对话者、思想家,参与文学世界的建构、分享人类命运的,这或许是重建批评精神和批评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说,要让批评主体――批评家――重新成为一个有内在经验的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的人.批评主体如果无法在信念中行动,无法重铸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释力,一些人所热衷谈论的批评道德,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批评不是战场,不是简单地比谁更勇敢,谁更大胆,应该看到,批评还是一种专业,是专业,就有专业的尊严和专业的难度.可是,如何理解批评的,文学界一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不少人理想中的批评主体,应该是战士、批评家、良心的检查者或审判官,但除此之外,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是不是也不能忽略?只是,在一个以愤激为主要话语特征,以横扫一切为勇敢标志的年代,冷静地谈论专业精神和审美能力,反而会被人看作是精神软弱的表现.刻薄人事,刻薄文学,早已成为一种风潮,这些话语作风,也必然会影响文学批评的写作.相比之下,下面这种言辞便体现出不多见的警觉:

基于个体精神自由的哲学意识,文学批评应致力于对创造行为的理解和发现,而非从自身理论方法出发,对阅读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取证”与“审判”.

“式批评”恐怕是中西文学批评的通病.因此,郭宏安先生在勾勒马塞尔莱蒙的批评实践时,强调“体验”是莱蒙最根本的方法,他反对以者的姿态、通过一种有成见的阅读来控制和俯视对象,反对将作者和作品作为刻板的真理之证明来对待.他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物质材料,而是一个生命,“应该试着与它生活在一起,在自己身上体验它,但是要符合它的本性.”因此文学批评“是一种体验的结果,是一种试图完成作品的结果,说得更明确些,是一种在其独特的真实上、在其人性的花朵上、在其神秘之上的诗.”这部诗篇建立在对作品的精神、细节、语言、节奏、风格特性的体验和捕捉之上,但它的终点并非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那样,只是为了“科学地”认知作品的“艺术形式”,而是为了说出对文学艺术的哲学的理解,切中与生命现实息息相关的精神要害.(3)

如果文学作品不是物质材料,而是一个生命,那么,文学批评也应该是一种对生命的觉悟.进入一个生命世界,就不仅有判断,也要有体验,不仅有褒贬,也要有同情和理解.也就是说,一种批评人格的构成,既要有判断的智慧和勇气,也要有专业精神和审美直觉.创造力和批判精神,是批评写作的主要品格,废弃任何一方,最后都会因为精神失衡而使批评失色.那么,应该如何平衡批判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呢?这令我想起蒂博代关于批评的阐释,他把批评分为“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两种.蒂博代的批评观念显然具有更多的“寻美的批评”的色彩.他并不否认“求疵的批评”的意义,但对这种批评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却深表怀疑.他认为,“求疵的批评”是把评论作为创造物的作品当成了批改学生的作文,然而作家不是学生,作品也不是学生的作业,前者是创造,是天性的流露,而后者只是重复或模仿,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来的.因此,“批评的高层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学生的作业,而是抛弃毫无价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创造冲动所蕴含的有朝气的、新颖的东西”.“求疵的批评”恰恰是忽视了作家身上的天性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抱着好为人师的态度在作品上任意批改.这样的“合作者”显然是过于“粗暴”了,其有益性大可讨论.(4)而对比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可以发现,“寻美的批评”显得太少了,现在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多半是“求疵的批评”――裁判的冲动显然压过了创造的.特别是近年来制度化的学术话语被过度尊崇,使得文学批评中生机勃勃的个人趣味和生命感悟遭到蔑视,“职业的批评”最终成了没有热情的说教或知识演绎,或者是没有判断带来的审美迟疑,或者是过度判断带来的精神暴力.二者都不是理想的批评精神.

由“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的区分,我们很容易联想起李健吾的批评风格.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5);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而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与写作者取对话的态度.“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批评家,李健吾始终用自己的心去感知体会,用温柔敦厚的语言来表达.即便是批评的意见,也无丝毫疾言厉色,而是真诚地抒发委婉地表达,宽则以厚地给出公允的评论.”(6)李健吾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似乎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似乎惟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和良心.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为批评者,我们自己怎么看?当我们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我们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一旦自己以为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变得斤斤计较?为此,我更喜欢像李静这样的批评家,她也批判,但她的文字并不孤冷,而是同时兼具一种润泽人心的智慧和力量:

她的批判虽然尖锐、直接,但并不走向道德暴力,也不露出一个苛责者的冷酷面容.任何时候,她都是一个谦逊的对话者.她深刻,但不狭窄;她执着,但不疾言厉色;她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扬自己真理在握,而是为了发现问题,逃离困境.她在说出不同的文学意见时,并不失其赤子之心;她的批判力度再大,都不会激怒任何人,她是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温润,揭示和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她从不相信,文学就是现成的模样,也不相信那些成就卓著的作家,已经走到了可能性的尽头.李静的文学世界里,还有高远的理想,她自己也说,不满的精神是文学的灵魂,而在文学的不满的精神之上,居住着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对之完整认知的绝对存在.这个存在,在我看来,既有智慧的品质,又有顽童的情怀,惟其如此,这个绝对存在和庶民之间,才有来往的精神通道.王船山说庶民是“至愚”,又是“至神”,就是这个意思.(7)

我还想起李长之.他有很多论到文艺批评的文章,其中,长文《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8),最有系统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如何理解作品?批评家要有哲学的头脑,要跳入作者的世界,要了解作者的环境和社会;如何定褒贬?不能追求客观,要带着感情,而这种感情呢,不是作者的个人私见,而是深入到作品世界中后的审美能力,敢于肯定,也敢于否定;最后,要提出正面主张,要明确自己张扬怎么一样文学精神.

――在李长之的批评文字里,有勇敢的批判,更有极富创见的审美分析,且后者更为他自己所看重.所以,他强调专业精神,认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有三种:一是基本知识,如语言学、文艺史学,越巩固越好;二是专门知识,如美学或叫诗学,越深入越好;三是辅助知识,如生物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等,这些知识越广博越好.(9)勇气、智慧和学识的结合,或可视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构成,为此,我一直期许出现一种有力量的批评,它有智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只是,由于批评主体思想单薄,批评情绪偏于愤激,批评语言枯燥乏味,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野心,没有创造一种语言风范的自觉性,批评这一文学贱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难以被改变.因此,重申信念、思想、哲学眼光、专业精神、审美能力,是为了让文学批评的主体从一种精神和信念中站立起来,以专业精神重塑批评的专业品格,从而赢得批评本应有的专业尊严.在这个过程中,光有胆识和勇敢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提出正面主张,张扬一种建设性的创造精神.就此而言,以下三点,或许是今后的文学批评写作急需注意的问题:

一、克服审美的无能.在文学批评中,我认为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中的艺术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而在批评文字中对作家的人格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利己的打算”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看起来是一种道德的批评,其实恰恰是最不道德的――因为他丧失了一个批评家起码的专业精神.因此,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在一部作品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审美瘫痪,这才是批评家的耻辱,这样的批评文章,即便有着再庄严的道德字眼,也难以赢得别人的尊敬.要重新确立审美在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

二、警惕一种话语狂躁症.这些年来,刻薄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作家、批评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要知道,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批评很难在精神上说服人.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批评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甚至狂躁,难有温润之心.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10)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批评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要学习肯定文学的常道.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因此,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肯定文学的常道,提出正面的主张,这是文学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只有敢于肯定的批评家,他才会在创造力和想象力面前谦卑,才会有一个宽广的胸襟、以公正的眼光观察世界,解析作品,并最终说出个人的真理,深度分享文学和精神的内在经验.

注释:

(1) (7) 谢有顺:《对人心和智慧的警觉――论李静的写作,兼谈一种批评》,载《南方文坛》2006年5期.

(2) (3)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8期.

(4)参见郭宏安:《读〈批评生理学〉――代译本序》,见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郭宏安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7页.

(5)李健吾:《咀华二集跋》,见《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孙晶:《李健吾与〈咀华集〉〈咀华二集〉》,载《小说评论》,72006年2期.

(8) 收入《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9) 李长之:《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收入《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10)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