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精神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的探索.但是,直到80年代中叶形成规模.它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对文学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革新.
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被看作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马原通过元叙事手法的运用,打破了小说“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对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马元相比,莫言的小说以其独特的感觉方式对现代汉语进行了扭曲和违反,形成了独特的文体.残雪则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稍晚于他们的作家如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人也被看成先锋小说家.他们三位发展了先锋小说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探索.格非以人物内在的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似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和短路,使得现实主义手法更加无形.在语言方面,孙甘露彻底斩断了小说与现实的联系,他的语言实验最接近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如果说莫言的语言创新是在表达自己的感觉方式时非主观的显示出来的,那么孙甘露则抽空了莫言那里语言的主体的、现实的、人文的意义,只剩下纯净的言辞.承接残雪对人的存在的探求,余华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和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对现实主义的意义与价值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仔细研究上述的三个层面,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它们都是对文学的形式方面的创新.作家们对现实主义的鼎新集中于文学的外在形式,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大胆的冲击.
与先锋小说不同,同一时期的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则把笔触放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上,民间的日常生活场景正式的充斥了小说的主要画面.
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在此之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表述是:文学创作中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要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对其加以观念形态上的解释.这里的现实是经过意识形态加工处理后才被写进作品中的生活事件,实际上就是要求文学要为政治怎么写作.新写实小说正是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性的创作原则拒绝和背弃.他们的创作明显的要清除观念形态对现实生活的遮蔽,以求还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为达到这一效果,新写实小说在创作方式上有意瓦解了文学的典型性,以近乎冷漠的态度来掩藏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文学写作的对象,作品不再去可以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使中国文学回归到人本身的生存意识.从文学的意义上对现实主义进行了冲击.王安忆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她曾在《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写到人性中遗传因素的影响,暗示出主人公妮妮的性格并非由后天社会环境造就而成,倒似乎是受制于血缘上的承传,由此写出了人的某种很难为外力所改变的根性.在著名的“三恋”以承续其后的《岗上的世纪》等小说中,王安忆有意凸显本身具有的美感,而舍弃了一切外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它以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还原出生命存在形态中的本能,从根本上消解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在人的关怀上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一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的还原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为文学创作现象的“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同时产生于80年代中期,大约是在“文化寻根”思潮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寻根”思潮,即舍弃了“文化寻根”所追求的某些过于狭隘与虚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的探寻之后,又延续着“寻根文学”的真正的精神内核.正如先锋小说把“意义”规定在小说的叙事形式,新写实小说则把“意义”规定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即生存过程之中.二者相互结合,在形式和内涵上互为补充,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潮,对于中国文学90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