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浩然小传
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曾任《北京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艳阳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册)、《弯弯的月亮河》、《喜鹊登枝》、《杏花雨》、《浩然选集》(5卷)等.
2008年2月20日,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浩然,在5年多的植物状态之后,终于抛开生前的是是非非,撒手人寰.然而,有关他的争论并未终止.他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曾经红极一时,并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上演,而晚期作品却少有人研究.有关他的“中年走红”并得到的重视,以及晚年冷落,围绕着其言论而展开的是是非非,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30岁踏上文学之路
1962年12月,在前辈作家萧也牧的鼓励下,30岁的浩然开始准备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三十而立,浩然把创作《艳阳天》看成了自己一生成败的关键.于是,他向供职的《红旗》杂志社请了创作检测,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全心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
此前,他在山东潍坊昌乐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下放,因为听了农民的提醒,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他自己也得以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这件事使他“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记得,“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二十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村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艺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里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可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问世,到“”前夕,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
“这部小说写的是农村生活,描述的是农民要走合作化、集体化发展道路（现在看来未必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浩然非常了解农村、农民,小说的生活气息很浓厚,整个调子很明朗.所以,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舒畅、很愉快.他的文字在那个时候看来很通畅,不是柔软的抒情,是很阳刚式的抒情.因此,在文艺界获得了一致好评.”崔道怡说.
《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浩然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千字十元的稿费,他全部交了党费.他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一万余封.但是,这些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在《艳阳天》第一部出版的1964年,浩然被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
《艳阳天》风行全国
作家刘庆邦是在1965年读到的《艳阳天》,这一年他刚上初一.“那时,我们的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艳阳天》,还让我们朗读.读了之后确实觉得很好.”刘庆邦说,“这时,‘’还没有开始,但是,好多作家都失去了创作的权利,《艳阳天》也特别符合当时的需要.”
1972年读到《艳阳天》的陈徒手当时在福州上中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他明确不同意后来流行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中就浩然一个作家不准确,我记得那时候起码有十几二十多个作家的书,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浩然的《艳阳天》.”
由于《艳阳天》所产生的广泛声誉,以及它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很快,由曹灿播讲的“小说连播”又把它以广播的形式传播到千家万户.在城市和农村,有线广播使浩然的这部长篇小说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
《金光大道》预期过高
1966年到1970年底,浩然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已经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重新返回了北京,调到了市委农村组.当时,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队长王国福被树立为典型,他被选中给王国福写一部传记.浩然表示,写这篇传记,自己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王国福的故事》交上去,然而《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不准写真人真事.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吴德怕惹事,不让发表.于是,浩然就把搜集到的资料用到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
其后,浩然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金光大道》.在《浩然口述自传》中,他如是回忆说,“我一头扎进书里,每天吃饭在供销社,睡在卫生院,很少出去.当时《艳阳天》在农村家喻户晓,为了不受打扰,我还化了一个名字.有一天,有人跑来告诉我村头的大喇叭里在喊浩然的名字,看来人们早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来打扰我.不情愿的,我接了,知道市委领导正在找我.”
1972年,《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4年,第二部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直到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金光大道》中的故事发生在《艳阳天》之前.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土改后,芳草地的翻身农民在高大泉的领导下,在与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推行的“发家致富”路线和冯少怀的斗争中,成立了天门区第一个互助组,并在最后组成了“大联社”.小说集中表现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做了否定的回答.作品中的人物经过阶级斗争的教训与痛苦的实践之后,最后选择了“金光大道”――即合作化的道路.
对于自己的这部作品,浩然如是表示,“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尽管浩然对《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从读者和文艺界的反应来看,多数人更喜欢《艳阳天》.
对于《艳阳天》、《金光大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多年关注文学史研究,现在正在从事文学史授课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如何评价像浩然这样的作家,还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要较为合理解释这种文学史现象,先要分清几点：一、作家本人写作的时代,如果是以其他作家被禁止写作为走红的前提,那对其他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二、作家歌颂的历史,如果为历史证明是带给多数人灾难的,那作家的作品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作家本人的文学才能在这样的文学活动中如何表现是另外一个问题.三、作家本人直接与那段历史的关系.个人在历史中的选择是一回事,如何认识这种选择又是一回事.理解具体人物选择的困境,不等于认同那段历史有合理性.时间会让人对历史产生特殊情感,20年前,如果表示对浩然的理解非常困难,是因为那段历史带给人们的痛苦记忆还特别强烈,但30年后,表示对浩然文学活动的理解,是所有人的普遍心情.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对浩然的主要文学作品太熟悉了,从情感上说,他给过我很多文学慰藉,但从理性上说,那是在禁止了其他优秀文学作品和作家自由文学创作活动情况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如果是一个可以自由阅读的时代,以我的文学趣味来说,我不会选择用自己最美好的文学阅读时光,去读浩然这样的文学作品.”
（摘自3月7日《新京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