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1956年当代文学批评界关于阿Q形象的争论是十七年文学“农民”话语的一例典型个案.相关争论涉及到“典型性”、“阶级性”等文艺理论问题,也反映了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建构“农民”话语时所遭遇的困境、冲突和矛盾.本文以1956年的争论为中心回顾了1950年代关于阿Q的系列争论,并对这一个案进行知识考古学的解读和分析,以考察十七年文学建构“农民”话语的文学环境、话语规则和历史条件.
一、阿Q与“农民”话语
在“十七年”当代文学中,由于农村题材的兴盛,有关“农民”、“农村”的叙事话语,毫无疑问成为最为普遍的一种话语类型.这些叙事话语不仅存在于文学生产实践当中,还分布于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和文艺理论批评等各个层面.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生产实践这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文学生产机制.农村题材的兴盛,一方面既是文学生产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引导和规约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关于“农民形象”、“社会主义新人”、“农村生活”、“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等题材的叙事话语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话语结构,可以说是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中特有的“农民”话语.尤其是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作为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和文学生产实践之间的调适者,它关于文学文本中的农民形象及农村叙事的批评与论争,既表征着国家文艺政策及指导思想和文学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征着“农民”话语结构内部的富有张力和矛盾的话语交往关系.
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富有精神意味和艺术魅力的一个文学意象,阿Q形象自鲁迅小说中诞生以来,一直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本和语境中,对阿Q的阐释和解读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阿Q正传》和阿Q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中“农民”话语的一个“元文本”和经典案例.
不同的时代对阿Q和《阿Q正传》的不同阐释,体现了中国新文学“农民”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在1956年,随着文艺理论批评界关于“典型”和“典型性”等问题的讨论的展开,当代文学批评界关于阿Q也有过一次较为集中的争论.应该说,1956年的相关争论是文艺理论问题争论的一个副产品,而且也是针对阿Q这一已经被经典化和历史化了的文学形象的争论,但是,这种“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也已经成为“十七年”文学建构“农民”话语的重要形式.也就是说,对阿Q及《阿Q正传》的阐释与批评一话语的再生产,同样也已经成为“十七年”文学“农民”话语的重要构成.那么,在1950年代尤其是1956年的相关争论中,究竟包含着哪些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因素这正是我们对这一文学史事件进行知识考古和话语分析的置问.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对阿Q这一经典文学形象和文学史现象的批评与争论在“十七年”文学“农民”话语结构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关的争论在这一话语结构中又有什么意义、作用和功能
尤其是1956年的相关争论,可以说是“十七年”文学建构“农民”话语的一例典型个案.历史地看,困扰和吸引着这些阐释的,一方面确实源于阿Q这一文学意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同时代的特殊文学话语规则、文学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从阿Q这一文学意象本身来说,它确实包含着“典型”、“典型性”等重要的理论问题,相关的争论显示出文学现象和文艺理论批评之间的“反映／表现”和“描述／概括”的关系.但从相关争论来看,理论的争论恰恰是一个“历史问题”,或者说是知识、理论自身的一个“历史问题”.从1950年代相关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的各方关于阿Q新的阐释体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的话语规则对“农民”、“国民”、“国民性”、“革命”、“阶级”和“革命”这些现代问题的特殊要求、想象、理解和阐释.
另一方面,从争论本身的背景和历史条件来看,1950年代关于阿Q的争论所倚靠的正是新的指导思想、文化和文学环境以及社会条件.正如周扬所说,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是“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体,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换言之,对于“工农兵”尤其是“农民”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必须在文学艺术中得到确认和证明.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在1950年代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从土地关系到农村社会结构再到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如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弥合现实的矛盾,也成为农村题材以及“农民”话语兴盛的社会根源.这些背景因素和历史条件可以说明,在新的文化、美学、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农民”这一社会历史“主体”如何想象,如何书写以及如何评价,都潜在地影响甚至控制着对阿Q典型性的讨论.
基于特殊的文学语境和社会历史条件,本文回顾了1950年代关于阿Q的系列争论,并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考察了作为现代文学经典形象的阿Q在“十七年”文学的“农民”话语结构之中的意义和功能.从相关的批评与争论中,我们可以看阿Q争论是怎样在话语规则的规约之下不断展开的,它们又是如何与话语规则展开复杂的话语交往和话语实践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农民”叙事话语在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矛盾和冲突.
二、新的文学语境与阐释阿Q的困境
关于阿Q形象的价值和意义历来争论不断.在1950年代初,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学格局的变动与重组,当代文学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工农兵”文学思潮得以进一步推进.文学的“阶级性”、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也因此逐渐成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焦点问题.作为现代文学经典作家鲁迅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遗产,阿Q形象如何在新的文学环境和文学思想语境中得到合理的阐释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早在1951年,文艺理论批评家冯雪峰就对阿Q进行过一次比较全面的阐释.冯雪峰的观点主要是从思想、精神和“国民性”的角度来解释阿Q的：阿Q这典型,从一方面说,与其说是一个人物的典型化,那就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等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级阶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可以看到,冯雪峰这段叙述仍然是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将阿Q阐释为一种精神、一种性格的具体化和人格化,或者就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共同“国民性”.在冯雪峰的叙述里,阿Q精神是一种贯穿于各个阶级的共同属性,是一种潜在的共通的精神本质,即所谓“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应该说,冯雪峰的观点带有一定程度的总结和定性的意图.而关于这种精神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对阿Q几十年的阅读史也基本上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阿Q精神主要来自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被压迫人民,像阿Q这样的农民身上的阿Q精神,是被统治的结果,是受统治阶级的精神奴役的结果.”除了这些观点之外,将阿Q这一形象和“国民性”甚至“民族性”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类似的叙述：有一位同志曾说：“我们农民是多么英勇、智慧、勤劳,哪里像阿Q那样的人物呢哪里有阿Q精神呢说阿Q是一种农民的典型,是侮辱了我们的农民.统治阶级才有阿Q精神的丑恶的特征,阿Q只能说是统治阶级的典型.”总之,辛亥革命时代也还有落后的农民,由于农村的封建的自然经济的限制,虽有反抗的意图,不能取得实际的胜利,只好要求精神的胜利.于是,阿Q就是这种落后的农民的典型.自然,阿Q的思想本来是属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而阿Q思想在当时又太强烈了,以至不可免地使中国其他阶层也沾染了他的印记.阿Q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一般的社会典型.所以我们最后可以这样说：阿Q性格的特征,是现代中国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最性格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现代中国资产阶层及无产阶层都是有的,却未必是最性格的特征.因此严格地说,阿Q是现代中国人的典型.以上这些讨论就已经显示出了在新的语境下对阿Q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其中,蔡仪所引用的看法,可以表明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农民”这一社会历史主体的基本看法和对阿Q的评价产生了微妙的冲突,即所谓“哪里像阿Q那样的人物呢哪里有阿Q精神呢”,甚至有看法认为“阿Q只能说是统治阶级的典型”.总的来看,这些阐释主要围绕着阿Q的“国民性”、“典型性”、“民族性”等问题而展开.有的意见强调了“阿Q是统治阶级的特征”,有的则强调了阿Q的广泛性,甚至有的意见提出阿Q是否具有“农民”的身份等等问题.总的看来,这些讨论的分歧之处在于阿Q的“农民”身份、阿Q精神的“典型性”(代表性和概括性)和“阶级性”(农民阶级身份及精神品质)之间的矛盾.这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如何调整“农民”话语规则(对“农民”的看法)和“农民”话语类型(阿Q形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面对《阿Q正传》这一现代文学的经典文本和鲁迅这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时候.
从这些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的话语规则之下,对阿Q典型意义的阐释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如何为阿Q这一经典文学意象提供一个合理而完满的阐释方案,是“十七年”文艺理论与批评倍感困惑的话题.在1956年关于“典型性”的论争中,更显示出这种困境给文艺理论批如何阐释阿Q造成的矛盾和冲突.
三、阿Q在1956：典型性与何李之争
1956年的争论则主要围绕着阿Q的“阶级性”和“典型性”这两个焦点问题上.这次争论主要见于何其芳和李希凡对此不同的观点中.他们二者也主要围绕着对阿Q典型意义的理解和阐释从而对这两个问题和概念展开了争辩.
应该说,何其芳首先准确地意识到了以往对阿Q的阐释在新的语境下所面I临着一些困难和矛盾.在他看来,这些困难和矛盾主要体现在阿Q固有的阶级身份(农民)是否确定,以及它的精神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等等问题当中.正如何其芳所说：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曾有人否认阿Q是农民,或者从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句话,断定他是从地主阶级破落下来的,和一般农民不同.这种企图单纯从阶级成分来解释文学典型的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按照小说本身描写,阿Q的雇农身份谁也无法否认.阿Q是一个“农民”,这和阿Q精神的“可耻”为什么会产生困难和矛盾确切地说,这并非文艺批评本身的难题,而是文学批评和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定位在话语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了微妙冲突.基于这种困难和矛盾,有的叙述者干脆就否认阿Q是一个“农民”.而何其芳认识到这种解决办法的局限性,同时认为将阿Q视为一种精神的性格化、人格化和典型化,或者是各种阿Q主义的“集合体”,与阿Q作为一个典型的“活生生的人物”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在何其芳看来,阿Q形象的“概括性”或“代表性”并不能等同于“阶级性”,也不能涵盖阿Q形象所具有的特殊性格.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实际的生活中,在文学现象中,人物的性格和阶级性之间都并不能划一个数学上的全等号”.同时,他还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并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而是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因此,何其芳的表述就将“典型性”的问题从阶级性引向了“超阶级性”和“普遍性”的层面.对于阿Q这个形象或者意象的典型性和阶级特点,他进行了这样一个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这样,阿Q就不是中国人精神方面的各种毛病的综合,不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不是一个集合体,而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而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典型了.从阿Q精神来说,存在于阿Q身上的是带有浓厚农民色彩的阿Q精神,并不是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虽然它们中间有着共同之处.从农民来说,阿Q只是具有强烈的阿Q精神的农民,只是一种农民,并不是农民全体,虽然他身上有着农民的共性.何其芳的叙述仍然带有启蒙主义的色彩.应该说,何其芳对阿Q的解释其实并没有多少超越前人观点的地方,他确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但为了避免“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所带来的困扰,他更为强调的是阿Q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本身的“个性”,而不是它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只不过在面对新的话语规则对“农民”的想象和要求,他将阿Q叙述为“只是一种农民,并不是农民全体”.在此立论的基础上,他将阿Q理解为“个别”,而又将阿Q精神引申为一种超越阶级的普遍精神现象,作为具有“农民”身份的阿Q,只是具有强烈“农民色彩”的阿Q精神而已.何其芳所要做的,一方面是重新阐释“典型性”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就是要解决阐释阿Q所面临的那些矛盾和困难,努力调整文艺理论与批评和其时“农民”话语规则之间的关系,试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谐.
其实,对阿Q阐释的矛盾和困难,更深层次地来自话语规则的内在矛盾,那就是在新的时代对“农民”的一种特殊的想象和要求,以及对阿Q这一经典意象和鲁迅的文学史地位的经典化确认.只不过,对于文艺理论批评话语而言,话语规则是不能被置疑的,只有努力调整自身的阐释途径和话语方式,去解决阐释阿Q所面对的那些矛盾.
针对何其芳的观点,批评家李希凡对阿Q形象的阐释首先也是直接从“典型性”问题的直接切人的.我以为何其芳同志在这个困难问题的探索里,却没有找到农民的阿Q和消极的可耻的阿Q精神的“归根到底”的“相适应”,而是阉割了阿Q性格的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现实内容,以为把典型性格的复杂的现象,导向纯化了的人类普通弱点之一种,就可以取得解决,实质上这却是另一种简单化的极端.基于此,李希凡从人物性格的“历史现实的根源”和“历史传统的因素”来证明和强调“典型性”中所包含的“阶级性”：但是,阿Q究竟是一个活的典型,一个特定时代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所承受的,是现实的人间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压力,因而,他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尽管概括得深和广,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现象,却不能脱离他所生存的历史时代.从李希凡的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阿Q精神仍然“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李希凡与何其芳之间应该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但是,李希凡将“历史时代”、“历史现实”和“历史传统的因素”作为阿Q性格或者精神产生的依据,以“历史时代”和社会的“阶级性”说明阿Q这个典型身上所存在的“阶级陛”,尽管不是某个阶级整体的现象.从这一点来看,李希凡在试图规避.但也仍然无法规避阐释阿Q所面临的那个矛盾和困难――阿Q的“农民”身份(应该是好的)和“阿Q精神”(肯定是坏的)之间的悖论.另外,李希凡还从历史认识的高度阐释了阿Q这一具有阶级性的典型形象的典型意义：因此,阿Q精神的巨大的概括性和思想意义,首先就是中国近百年来被压迫的民族的历史在入的精神上所形成的时代的社会的烙印,它是在精神上阻碍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大的绊脚石.阿Q不仅是一个特定阶级的典型,而且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时代的综合的典型.很显然,阿Q并不是一般农民的典型,而只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在鲁迅笔下曾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这些虽然都是在压迫和奴役的生活和精神的悲剧形象,但在他们身上,却也反映着强烈的人民固有的气质.显然,李希凡在此对阿Q身份的理解也仍然是限定在“落后农民”的范围中进行的,这和何其芳所说的“一部分农民”也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在这次集中讨论之后,李希凡又在另一文本中对其观点进行了补充和调整.他认为阿Q精神实际上是受统治阶级思想毒害和“沾染”的结果,是被统治阶级灌输了一种“奴才”意识的结果.因此,李希凡以此进一步论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带有阶级性的“奴才意识”是阿Q精神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第一,我认为阿Q是一个处于特定时代(辛亥革命前后)阶级矛盾中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人物.第二,我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形形色色的奴才,就是生长阿Q主义的阶级根源”.第三,我认为,作为农民的阿Q的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及其精神毒害的结果.李希凡的叙述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待“典型性”的问题的,从对阿Q的认识的意义的重要性来表述的.他强调的是阿Q精神的历史原因,其中显示出一个更大更宏伟的叙述目标,那就是革出这些“历史因素”和这些“绊脚石”的重要性,从而说明“革命”、“斗争”、教育“农民”这些叙事话语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李希凡的叙述将文艺理论批评,即对“典型性”的阐释和当时的“农民”话语规则协调起来了.而何其芳的叙述,并没有过多地从“历史现实”和阶级关系上去讨论,而是主要针对阐释阿Q的矛盾性,从理论逻辑上寻找解决这种矛盾和困难的办法,从而达到和“农民”话语规则相协调的目的.
从何其芳与李希凡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都认为：阿Q是一个典型、阿Q是“农民”,阿Q精神同样也是一个典型,但绝不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普遍的现象.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于：何其芳主要在“典型性”的理论、概念内涵等问题上下工夫,用阿Q形象的“个性”和“阿Q精神”普遍性来避免阐释阿Q的那些矛盾,认为阿Q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普遍特征,而李希凡则在“阶级性”的问题上下功夫,用历史条件和时代性将阿Q定位为一个“落后的农民”,认为阿Q精神是统治阶级思想毒害的结果,以此规避那些矛盾和困难.换言之,何其芳潜意识里认为应该将阿Q形象和阿Q精神分开讨论,而李希凡则认为应该用“阶级”和“历史条件”将二者结合起来.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论证阿Q是“农民”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典型,这一点也是他们都不可能景疑的.分歧的焦点正在于对“阶级性”和“典型性”是否对立,能否有机统一,以及“典型性”有多少代表性和概括性的问题.
四、“阶级身份”、“普遍性”及其他相关争论
在此期间,随着何其芳和李希凡之间论争的影响逐渐扩大,也随着当代文学“农民”话语规则的进一步调整和变化,以及当代文学对“农民”和“农民阶级”的本质的寻找和确认,关于阿Q的争论也总是在“落后农民”、“破产农民”、“普通农民”、“一般农民”等等概念的游移当中进行.其中,有这样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看法：“阿Q精神”终于是中国人的精神的特质,那是难于否认的等阿Q虽然是闲人阶级,有他的流氓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可阿Q毕竟还是中国入,还有他的中国人的共同性心理.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分享了阿Q的“同胞之谊”.等阿Q不能不是被压迫民族里最被压迫阶级――破产农民的典型人物.阿Q是一个流浪的雇农.当然,阿Q只是劳动人民中的一种消极典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他们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获得了最后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如果把阿Q叫做落后农民的典型,还不如叫做普通农民、一般农民的典型.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具体人物,阿Q是属于特定的阶级的,他是一个雇农,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但阿Q身上最突出的典型特点,阿Q精神,却不是一个阶级独有的现象.我们也必须记得：阿Q作为农民(普通农民)典型,是有他的特定的时代性的,――他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典型.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丑陋和苦难所构成的一种奇特的精神现象的拟人化.在以上列举的种种的观点中,认为阿Q是“落后农民”的一方潜意识里强调的是“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认为阿Q是“普通农民”的一方强调的则是阿Q所处的时代(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在这些叙述话语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立波的论述则从阿Q这一话语类型的叙述者鲁迅的“士大夫”出身的角度来说明.叙事”(想象)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阿Q这一形象或者话语类型本身的局限性,那就是因为鲁迅“究竟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又没有在革命实践中多多地和农民接触,他所看到的农民的气质只是一些消极的因素”.这些理论批评话语在和阿Q这一“农民”话语类型相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话语规则本身的含混性、不明确性和内在的矛盾性而出现了复杂的情形.
另外,还有其他相关争论和关于阿Q形象的论述.其中,关于“典型性”的代表性和概括性的问题,比较明确的是蔡仪的相关论述.他在论述艺术典型的根本性质时,则以“普遍性”和“个别性”之间的差异来论述了阿Q的典型意义：譬如阿Q是个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的阶级性是他的普遍性,但是阿Q作为典型性格的基本之点的精神胜利法,虽和农民的阶级性有关,却不等于农民的阶级性.所谓个别性和普遍性是事物在一定情况下它的属性的相对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在某一种情况下又是普遍性.我们说这里是阿Q的个别性,并不是认为惟独阿Q才有癞疮疤,也不认为惟独阿Q在被嘲笑时才说“你还不配”,而是认为在当时那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的说法和想法,整个说来,带有阿Q这个人的独特之点,是阿Q所特有的.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说这是他的普遍性等在这一点上,蔡仪的看法与何其芳和李希凡的看法都存在差异.蔡仪看法更具有理论的思辨性,他既不强调“普遍性”和“个性”之间应该区分来开,也不强调如何将二者联系起来,而是强调“一定情况下”的“属性的相对的关系”.归结起来,这些争论最终至少可以达成这样一些共识：阿Q绝对是一个“农民”,而且也必定是一个典型；阿Q精神也同样是一种典型.这些共识也是这些争论者必须坚持的.
问题出在这里：阿Q作为一个“农民”和艺术典型,能否代表“农民”整体或者这个阶级同样,阿Q精神作为一种典型,能否代表一个阶级共同的特点或者阶级性“典型性”能否等同于“阶级性”,能否等同于概括性或者代表性,其概括性和代表性又有多少,或者与“阶级性”会不会发生理论上的冲突换言之,同一个形象身上的两种“典型”(阿Q和阿Q精神)为什么产生了裂痕
从这些争论来看,可以发现“十七年”文艺批评话语阐释阿Q所面Il缶的基本矛盾：如果“典型性”等同于“阶级性”,那么阿Q和阿Q精神就会与“农民”(阶级身份和阶级属性)发生冲突,反过来说,如果“典型性”不等同于或者不包含“阶级性”,阿Q的典型意义和它的“农民”阶级身份就会遭到质疑或者遭遇阐释的困难.从这一系列争论再反观1956年何其芳与李希凡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共同的困难恰好在这一点上.
五、“历史”与“方法”：阿Q争论中的问题与思考
那么,“阿Q典型研究中的主要困难和矛盾究竟是什么”
这应该是近百年来尤其是自1950年代以来的阿Q学史上的核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这样的问题：阿Q的究竟是个什么形象阿Q的典型意义何在或者,阿Q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概念的层面来追究其“本质”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与其如此,我们不妨将“本质”问题转换为“历史”问题：与其纠缠于阿Q形象及其典型性的“本质”问题,不如将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转向阐释阿Q的“历史”问题.这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需要考察是哪些社会历史条件、话语规范和规则、话语系统决定了阿Q的阐释规则和阐释范围.这样的问题或许才是知识考古学式的追问.也即是说,在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和话语结构中,我们关于阿Q的阐释是怎样的一种话语形态和话语实践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话语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同样,对于阿Q形象及其争论,我们也必须考察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这些条件.
总的来看,1950年代关于阿Q的争论始终围绕着阿Q、阿Q精神、“农民”、“典型性”这一系列问题而展开.首先,在“十七年”当代文学的总体语境中,“农民”阶级作为一个已经被确认的“革命”和“历史”主体是不能以否定性的话语来进行叙述和阐释的；其次,阿Q精神绝对不能被当作这个阶级的普遍特征,更不能被当作其阶级性和阶级意识,再次,阿Q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或者典型意象,他的性格、言语和行为肯定是需要进行否定性叙述和评价的.最后,阿Q是一个经典化的艺术典型,《阿Q正传》及文本叙述者鲁迅也是经过国家领导人、国家文艺政策和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而确认的.
因此,在“农民”话语规则和这一系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设定之下,阐释阿Q肯定就会遭遇何其芳所说的那些矛盾和困难.应该说,何其芳和李希凡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主要在“典型性”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上想办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阐释阿Q的困难也许主要并不在于“典型”和“典型性”理论概念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于当代文学“农民”话语规则的调整和改变所导致的困境.“十七年”文艺理论批评话语与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经典形象之间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思想氛围中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在本文看来,这些矛盾和困难,正是由于早期新文学／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对“农民”的想象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是对“农民”继续启蒙,还是确认“农民”这一阶级的、革命的、国家的和历史的“主体”,或者是从中寻找到新的“国民”或者“国民性”当然,这些叙事话语的变革是多重因素(文学规范、文学环境、文学指导思想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合力的结果,并且正逐渐形成新的话语规则和话语结构.
1950年代关于阿Q的争论说明了这样一些问题：在新的语境和新的话语规则之下,无论是对阿Q形象,还是对“农民”的阐释出现了矛盾和困难；如何解决和处理这些矛盾和困难,对于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来说,始终是一个充满困惑、挑战与活力的话题.在这个话语空间里面,文艺理论与批评对“农民”的叙述和表达体现出了一种特别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会在“十七年”当代文学所建构的“农民”话语规则之外去寻找阐释的空间和可能性.当然,这种想象力也表明了它自身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它所不能突破的界限.
在“十七年”文艺批评语境中,无论是冯雪峰的“思想性典型说”、“精神寄植说”、何其芳的“共名说”,还是李希凡的“阶级说”,都力图从阿Q这一形象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来定性阿Q的“典型性”.应该说,这和“十七年”文艺批评的话语规则是相适应的.自“新时期”以来,关于阿Q形象的阐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论说,诸如精神胜利法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深层共性”、“全人类、全民族的普遍性”、阿Q形象是“人类普遍弱点火民族劣根性的抽象物”、“精神病患者”、“反常性”、“怪诞性”、“写意性”等新观点..总体上来看,“新时期”以来关于阿Q的研究,仍然还是主要在阿Q形象的“本质”和“本质意义”这一学术理路上进行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新时期”以来的阿Q研究,其实同样倚靠于新的批评研究语境和新的学术话语规则,诸如“重写文学史”、“纯文学”、“文学――人学”等学术批评话语同样影响甚至决定了阐释阿Q的范围和可能性.
随着阿Q学史的进展,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阐释,关于阿Q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还会不断继续而且深入下去.通过梳理和反思1950年代尤其是1956年关于阿Q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术话题其实不仅仅是理论思辨的问题,还和该话题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话语结构及其所受制于的某种话语规则有着深层的关联.这正是知识考古学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探究阿Q研究中的那些“方法”与“历史”问题,或许会绘我们提供更多的阐释空间,无论是针对阿Q形象的“本质”问题,还是针对其“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