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客观的社会由历来的以政治为中心逐步转变为经济为中心,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一种上层意识形态,它必然呈现出这种新的转变.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文学创作的内容、表现手法,还是文学作品产生和运作的方法上.
经济的中心地位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文学的生产和运作方式上,使得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与文学商品化趋势相适应的是商业写作的出现.王朔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题材多样化
商业写作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作品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并购写.然而,任何一个社会,它的结构总是多层次的.从年龄、文化水平、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可以分出众多的群体.而一部作品或者说一种类型的作品明显不能满足众多层面社会人群的需要.因此,商业写作者要想他的文学作品得到更多的读者,实现商业写作的目的,让自己的文学创作题材多样化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王朔小说创作题材是多样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四个大类.第一类是侦探小说即单立人探案集,《人莫予毒》《无情的雨夜》《毒手》《人命危浅》《我是狼》《各执一词》《无人喝彩》等都属于这一段范畴.第二类是他的纯情系列小说,这里面包括《空中小姐》《永失我爱》《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过把瘾就死》《浮出海面》等.第三类就是顽主系列,主要有《橡皮人》《顽主》《玩的就是心跳》《一点儿正经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是一个俗人》《许爷》等,这一类也是王朔之所以最为引起争议的关键所在.第四类为他的影视类创作,如《谁比谁傻多少》《修改后发表》《刘慧芳》《渴望》《爱你没商量》等.王朔选择这么多的题材来进行他的创作与他的商业写作目的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王朔在满足了他经济的“生计的需要”以后,所面临的是更高级的需要,那就是“名”的需要,用王朔的话说就是“混个脸熟”.而名的需要对一个作家的要求是严格的,它要求一个作家能够独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拥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的作品,且必须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对于一个进军文坛的文学新人来说,自己的东西最方便最有效最快捷的获得方式就是“自我表达”.按照自己的个人生活、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创作能力所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拥有自己的风格.因此,就有了顽主系列小说的开始.对于这一部分小说,王朔说“这些小说都是以我和我的朋友的生活为对象写的.”因为,建立在个人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个人“自我表达”往往能够反映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而这种社会存在不是只仅仅存在于作家个人的身边,它的存在是普遍的广泛的为多数人所熟悉的.因此,建立在这种普遍性社会存在基础上的真实往往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心理认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他商业写作的成功.
张新颖在《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中说“王朔从八五、八六年开始引人注目,1988年走红运,几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一时该年有‘王朔年’之称.从此王朔愈发不可收拾,小说与影视俱热,热遍中国.”1他的这段话大致概括了王朔从1986年以后的创作状况.
在影视上尝到的甜头让王朔有了从事影视的愿望.于是海马工作室便出现了,王朔也开始写一些纯为影视而作的小说《修改后发表》《谁比谁傻多少》《懵然无知》,以及后期的《刘慧芳》和电视剧《渴望》《爱你没商量》等等.同时他的其他小说创作也开始受到影视的影响.“我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从某一天起,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导演或演员,他们一天到晚给我讲故事,用金钱诱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便他们拍摄等这些单纯为了影视写作的小说就不多说了,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混饭吃的,说他们毫无价值也无不可.”2可见,相对于早期的侦探小说来说,影视的创作给王朔带来的是他的“混口饭吃”愿望的极度满足.
二、独特的话语体系
文学创作的语言形式往往决定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对于商业写作者来说,如何让自己的语言为绝大多数读者所认同以此取得商业写作的成功,是每个商业写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王朔创作成功的另一个要素在于他的独特话语体系的运用.
第一、对话建构小说的主体.
对话是任何一部小说所不可或缺的.但是,把对话当作小说主体的作家并不多见,王朔就是其中一位.王朔从他的成名作《空中小姐》开始就有了大量的对话成分.除去小说一开头那一部分夫子自道般的对自身的情况叙述之外,他小说中主人公之间感情发展的情节就开始通过言语对话来进行推动.从他们最初的相遇到相识到相知到相爱,都是通过他们的语言对话来完成的.非语言成分在小说中只相当于一些注释,它仅仅是为了让作品的人物能够进入到对话的场景当中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甚至连侦探小说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以后,由于受到了影视创作的影响,王朔小说中的对话成分更多,他的顽主系列小说《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等几乎全部是由对话构成,在里面很少见到其他描写成分.这种靠对话来建构小说是王朔小说的一个特色.
商业化文学作品的目标接受群体为普通大众.在当前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和高度的工作压力之下,这种文学接受群在接受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喜欢一种简单的方法.而对话所构建出的小说毫无疑问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它使得这部分文学接受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就像看一段小评,听一段笑话来的那么容易.王朔正是抓住了这点,所以他作品的读者群是庞大的.
第二、讽刺手法的运用.
中国历来的文化使命是“文以载道”.通过文所承载的“道”来实现教化的目的.而到了新时期,对与普通文学接受群体来说,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娱乐.所以商业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打破这种禁区才能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对传统突破在文学创作中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讽刺了.
王朔作品中运用最多的讽刺手法是政治话语反讽.
用我们传统观念中已经完全形成了的具有一定政治含义或者道德观念的语言来形象地描绘一些不具有任何意义的甚至是低下的行为或者事件,这在王朔的作品中极为常见.
在他的最有代表性的顽主系列作品中更是处处可见.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三替”公司的具体意思吧:是解难解闷受过的简称.如果撇开这部小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要求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但是这种我们传统中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却被王朔很结实地使用到了杨重、马青等闲人身上,而且使用得让人觉得那么贴切得体.
这种通过讽刺手法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在一定程度上环节了新时期高压力下生活群体的精神疲劳,使其能得到精神世界短暂的轻松.这类作品也自然成为该群体的精神食粮.抓住这点也是王朔商业写作成功的秘诀之一.
三、写作者自身的造势
当前的社会是信息密集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一个商业写作者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推销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名人,这样才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才有可能取得商业写作的成功.
王朔在这方面做的同样非常成功.他通过两种手段完成了这一任务.
第一、新闻媒介的频繁接触.
王朔深知新闻媒介对一个人的声名的作用.他跟新闻媒介最早的接触是通过他小说向影视转变来实现的.在八八年王朔的几部小说同时改编为电影,使得王朔的名字在这一年红遍大江南北,这一年也就有了“王朔年”的说法.王朔也满足了他所谓的“混个脸熟”的愿望.
尝到甜头的王朔此后更热衷于影视所产生的效应,更加卖力的在影视圈闯荡.电视剧《渴望》曾经一度引起全国的轰动.
王朔跟新闻媒介的接触有时来得更为直接.
在《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它》中他说:“92年我见了足有两三百名记者,都见到了,大报小报,北京外地,同一张报纸见了文艺版的见影视版,见了副刊的见周末版的,自己也说乱了,惟恐红不透,惟恐声音不能遍达全国城乡各地.与此同时,图书销售应声而涨,每本均破十万大关,且持续节节上升.到当年底,我看着镜子里日渐发福的身体和吃胖了的脸,对自己说:你小子算混出来了.”3由此可见,新闻媒介成就了王朔,但是王朔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第二、“王朔现象”的引发.
“王朔现象”是通过他“无知者无畏”式的评论方面引发出来的.世纪末王朔对现当文学各个领域上有突出贡献的一些作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场批判的开幕式是王朔在1999年11月1号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看金庸》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王朔把金庸的作品可以说是从头到脚贬得一无是处.把自己看金庸的小说形容成为“一次很糟糕的体验”,最后通过这次糟糕的体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一时之间关于此话题的谈论沸沸扬扬.然而王朔并没有就此停止,他仍然继续的骂下去.接着挨骂的就有张艺谋、老舍,甚至还包括了他自己和鲁迅.这些文章依次可见于《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我看老舍》《我看王朔》《我看鲁迅》等.
这种现象的引发使王朔再次成为社会一时议论的焦点.毫无疑问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脸熟”任务.
王朔做到了以上三点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这说明这些确实为商业写作生存之要素.同时这也是当下甚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商业写作者们所遵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