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的江苏

更新时间:2024-01-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028 浏览:16339

新时期以来,与一代又一代江苏作家持续成长同时成长着的是我们对江南士风流逸到今的江苏文学“南方性”的想象和塑造.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作为江苏省会的南京正在无限的膨胀和扩张,但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似乎这个城市的每次掘地运动都会触摸到已经逝去的历史.这座城市的许多马路、街道是民国时出来,民国之前六朝金粉南京的沧桑、颓废成为这座城市幽暗的记忆.于是在我们的想象中,江苏文学就应该如同南京,和再往南的苏州一样,它怀旧、感伤、精致、雕琢,充满着书卷气和脂粉味.按照这样的想象,一个江苏文学的版图和谱系被我们描画出来,陆文夫、高晓声、汪曾祺、储福金、黄蓓佳、范小青、苏童、叶兆言、鲁羊、车前子,再后便是毕飞宇、郭平、荆歌、王大进、罗望子、朱辉、叶弥、朱文颖、魏微、庞培、育邦等等.对这些作家做一些减法,我们就可以得到“历史”、“文人”、“女性”、“形式主义”这些和“江南”铆合的江苏当代作家特性.但当我们集中精力从这一方面去论述江苏的文学特点时,显然会对它的一些反叛或异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赵本夫、朱苏进、周梅森、韩东、朱文、周洁茹、戴来、李樯等整个写作和这些特征的难以合缝,比如像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魏微等自己反对自己呈现出的偏离江苏特征的离心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构成了江苏另一些文学传统与特质,而这些特征由于我们想象的先入为主往往被遮蔽着.把这些被遮蔽的揭示出来恢复的是文学复调的江苏.


江南之北

作家的写作联系着特定的地域.地域是识别不同写作风格、趣味的一个重要指标.江苏作家的谈论往往在“江南”和“江南士风”的地域和地域文化背景上展开.“江南士风”历史上就联系着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因此,曾经有这样的时代,“江南”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是名实相符的.但当代行政区域的划分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积淀了深厚文化内容的区别性、差异性的地域由整一走向破碎.从省域的角度去描述文学不再一定和特定的文化区域重合.当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来自不同地域作家集结某一特定区域风格、趣味趋同的案例,比如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但即便如此,特定地域、特定的文化涵育还是会让聚合在某一省域的作家大同中见出互异.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讨论某一省域文学的共同性时,省际文学的共同想象常常会遮蔽当代行政区划中同一省域内部的地域文学差异.就江苏而言,虽然不算地理空间的大省,自南而北也是一马平川,但由极南的苏州到极北的徐州,地域文化、风俗、世情还是由吴越绮丽而入楚汉悲风的大相径庭.

江苏文学江南之北的极点是赵本夫、周梅森小说的粗犷、强梁,和江南贵族文化、废都文化润泽的精致、雅驯相对存在.豪放与婉约,从美学风格上,江苏评论家汪政认为,赵本夫是江苏文学的叛徒和敌人.复调的江苏首先是地域文学景观的错杂.

和江苏作家一样,赵本夫也多写乡村.但他的乡村不是高晓声、苏童、毕飞宇、陆文夫等江苏作家“文人化”、“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乡村、市井,而是上续秦汉真正农耕原色的乡土世界.它不简化,不修饰,因此也更广阔,更粗放.而且他不局限在土地和农民写乡土,《卖驴》、《绝药》中的江湖异人,《刀客与女人》、《涸辙》、《地母》中的兵、匪、盗、丐、渔、商、医、妓等,他们或者因为灾难被挤出家园,或者自己选择漂泊的生存方式.我曾经用“江湖”来指认赵本夫的乡土世界.从《刀客与女人》、《涸辙》、《走出蓝水河》到《地母》,赵本夫绘制出他的农业文明地图,以“柴姑”为中心的草儿洼农业社会,其形态指向前农业文明向农业文明过渡的荒蛮与文明杂糅的景观;以小迷娘为首领的乞丐团伙和以瓦为代表的土匪队伍,则指向农业文明边缘的“江湖”世界;而狼、犬、蚂蚁等兽物的世界则自足存在与人之间构成痛痒相关的幽微关系.赵本夫写这个复杂世界的苦难和抗争.《涸辙》中,鱼王庄人求生保种的精神意象对应着栽树造林,在“栽”、“保”、“伐”、“栽”的戕害和复苏的流转中书写生命的苦难和抗争.而这样的苦难和抗争到了《地母》中则是更根本的“失去了粮仓,失去了牛羊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尊严,但惟独没有失去一寸寸土地”的苦难和抗争.在赵本夫的小说引人注目的是蛮性的男人和魔性的女人人物系列.他有意识地将他们“去文明化”,把他们还原成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因此,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赵本夫书写着乡土中国的“前世”,而高晓声、苏童、毕飞宇、陆文夫则书写着乡土中国的“今生”.

周梅森写作的根同样扎在赵本夫书写那片大地.只不过周梅森关注的视点则是这片土地上近现代中国的煤窑和小镇.像《黑坟》等一系列小说,有着和赵本夫来自同一片土地的刚烈,但书写的不是从荒蛮到文明的农耕世界,而是从洋务运动到“”的煤矿史.细细考辨下去,赵本夫、周梅森和我们共同想象中的江苏作家有着不同起点,他们并不是从江苏文学内部反出家门的叛徒,而是我们省际文学共同想象的叛徒和敌人.如果我们从赵本夫、周梅森看江苏文学,那么江苏文学就是粗野、朴拙的刚劲,而非颓败、感伤的绮糜.

在南北两个极点之间的江苏是广阔的里下河、江淮和东部沿海平原.这是江苏文学的暧昧不明的区域.从这里出发的作家,汪曾祺、曹文轩、鲁羊、毕飞宇、罗望子、庞余亮、魏微、鲁敏、顾坚等他们亦南亦北,亦阴柔亦坚硬.他们可能像鲁羊、罗望子那样投向形式主义江南的唯美作坊,可能像毕飞宇那样会心默契于女性式的江南.但也可能像魏微、鲁敏的微湖闸、东坝那样生活在暧昧的江苏之“中”.在魏微的世界里,乡村是宁静、平和的.“村舍掩映在绿荫之中,尖尖的红屋顶的房子,江淮一带的民居等正是农闲季节,村庄好像睡着了.”不同文化的衡长较短,乡村审视中的意识形态预设让位给日常乡村的敞亮,不是“诗意”,而是自顾自地呈现.一草一木,万物生灵,在魏微的土地上显示了别样的活泼.它们是那样的和谐,具有朴素的美质.鲁敏的近作《逝者的恩泽》、《颠倒的时光》也是这样写到东部沿海平原和谐的美质.如果这样去辨析毕飞宇,他的乡村其实也和真正江南文人的乡村有了一定的距离.他的《玉米》、《玉秀》、《玉秧》、《平原》,同样是女性的乡村上,却多了世俗气和烟火气.这构成了毕飞宇自己小说内部的复调.

在世者

在文学的省际想象中,江苏作家俨然成为集体的逃世和避世者.他们逃向时代不详的前朝旧乡,他们于乱世中应对裕如,处变不惊.苏童《妻妾成群》、《米》旧式生活的精细刻画,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旧式文人怀旧的伤感,陆文夫《美食家》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沉溺,这些早已成为江苏作家的典范之作.但在这样的“逃”与“避”的“躲闪”中,江苏作家的另一个形象反而在对峙中更加清晰了,那是一个“入世者”各擅其长的江苏文学.这不仅仅因为苏童《蛇为什么会飞》、范小青《城市表情》、《百日阳光》、叶兆言《去影》、《马文的战争》这样历史和现实两副笔墨,自己对峙自己的复调,而是因为江苏作家中有着周梅森这样大写现实中国的作家.

周梅森的小说不仅在风格学意义和江苏作家构成一种审美反对关系,而且从最显性的题材的“主旋律”上就构成江苏文学一个独特的存在.《人间正道》、《绝对权力》、《中国制造》、《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旧式的“正邪相对”、“清官模式”被周梅森嫁接到新时代中国的官场社会.在这些小说的书写中,周梅森对中国官场社会的洞悉能力,对大众乌托邦幻想的驾驭能力,同时将叙述控制在主流意识形态宽容的范围之内,显示了“主旋律”题材的江苏文学可能的高度.在199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之下,周梅森,包括范小青,复活了近代曾经一度风靡的“政治小说”传统,并赋予“弘扬主旋律”的时代内容.

在面对现实的问题上,江苏作家显示了能“上”能“下”的从容.和周梅森的宏大不同,韩东、朱文、吴晨骏、黄梵、郭平等却沉溺于小说“小”说,他们进入的是俗世庸常世界,关注的是心灵幽暗之处的卑污.他们写无聊的城市青年,猥琐的男人、无辜的女人、垂危的病人、婚姻的失败者、痛苦的单恋者、精神胜利的单身汉、丧失名誉与前途的人等,如朱文所说:“小说文本的呈现,如同生活的流动.”现实似乎无须经过刻意的拣选,无须经过作家的过滤,一切皆可朴素、本色的进入到小说.

在他们中间,郭平是一个讨论得比较少的作家.他写退休工作者(《金先生的旅行箱》、《此岸彼岸》)、小公务员《投降》)、身名不彰的艺术家(《眼睛般的湖泊》、《后来呢》)、小职员(《一个长得像我一样的人》、《钟声此起彼伏》、《寻找晓云》)、大学普通教师(《是哪个白痴在说话》、《方向》、《紫色》)等.这些人,或者接近生命的末途,或者是我们世界的边缘人,或者生活得捉襟见肘仓皇失措.以小说的人物论,从文学谱系的角度,郭平似乎接续的是现代中国文学对“灰色的小人物”和“零余者”书写的传统.这些“灰色的小人物”和“零余者”的刻划在小说“大”说的现代中国文学传统里被置换成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宏大主题.而郭平的小说却没有这样明显的置换企图.《金先生的旅行箱》中防疫站退休工作人员金先生的漂泊和停留,到最后“很潦草地被火葬场的人拉走了”;《一个长得像我一样的人》中“我”对一个长得像我的人的跟踪;《钟声此起彼伏》中大年对各种各样时钟的迷恋和摆弄;《此岸彼岸》辛任之对彼岸的好奇等所有的这些在郭平的小说中很难刻意地作出特定意识形态读解和哲学追问.芸芸众生各安其生,生活意味着一种无法言说,无可把握的流逝.

和郭平一样,在他们的小说中,人物差不多都是穷途末路者,身份卑微,精神痛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文人”成为一种理想生活境界的江南士风的世袭领地,他们在揭破芸芸众生检测面和真相的同时,把解剖的刀子指向了自己,指向了“文人”的后备军、接班人.像吴晨骏的《筋疲力尽》、韩东的《我的柏拉图》、《革命者、穷人和外国女郎》、朱文的《我爱美元》,反复证明着的就是“文人”之藏污纳垢远甚于庸众.从价值意义上,这些关于“文人”世俗生活的书写本身就质疑、瓦解着江苏文学的预予“文人”的清洁、自持的价值前提.对这些小人物的生态和心态的书写,他们最终的根本问题落实在“写作与真理的关系”.(韩东)庸常的世俗生活和智性的真理追问,感性和理性、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沉溺现实和逃逸现实,如果要对这样一群江苏作家命名,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简朴的日常主义者、哲人和批判现实主义者.他们的背景是我们对江苏文学在迷离的历史中穿越、飞翔的共同想象.

新青年

以南京为中心,历史烟雨中的“江南”是乱世频仍的“江南”.江南士风中一直沉潜着文人乱世图存的生活智慧和处身之道.在江南士风的润濡下,当代江苏文学、江苏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留下了从容不迫、心如止水的面影.而对这样的所谓“江苏特征”的强调恰恰遮蔽了江苏文学中一直激荡着的迷乱、不安、焦躁.魏微有一篇小说的题目叫《尖叫》.因此,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江苏文学中文人、士大夫的迂回、压抑和节制,而是直接的“尖叫”.可以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苏童和毕飞宇都被认为是典型的江苏作家,但我们也看到苏童从早期的《刺青时代》、《舒农兄弟》、《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到晚近的《人民的鱼》、《骑兵》、《私宴》和《西瓜船》一直流淌沸腾着少年血,而毕飞宇从《雨天的棉花糖》到《平原》也有一直灌注着青春的躁狂和不安分.

“新青年”不仅仅指写作者的年龄,而是指江苏文学和“文人”对峙的“新青年”气质.而这种气质在我们的文学想象一般认为应该属于像上海、广州、北京这样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大都市.但事实却是在江苏,在南京、苏州,甚至在常州这样的小城一样可以孕育出叛逆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崛起最容易识别的就是对“青春”的自我观照和自我反思.从五四新文学发端,“青春”就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构成元素,一个郁结在心的情结.鲁迅写“伤逝”、郁达夫说“沉沦”,还有茅盾的“幻灭”,都是从青春喧腾的身体、迷朦的梦想出发,而抵达“伤逝”、“沉沦”和“幻灭”.没有年少轻狂的岁月,哪有什么“逝”而“伤”!还不只是鲁迅、郁达夫、茅盾,这样的青春如风而逝的疼痛和忧伤,几乎每一个现代中国的写作者都曾经书写.朱文的反叛曾经让我们措手不及,他用一直简单、直接、粗暴的方式把我们口是心非的道德颓墙推搡得摇摇欲坠.在《吃了一个苍蝇》质疑友谊,在《我爱美元》质疑我们的道德,在《弟弟的演奏》中质疑性、革命、艺术和青春.朱文的小说宣判的是我们整个意义世界的死刑.没有了山盟海誓、天长地久,有的只是彼此的苟且.朱文的意义不只在于他标举的叛逆和亵渎神圣的立场和姿态,而是对叛逆和亵渎延宕过程的耐心昭示.因此,他所背弃既是价值、世界观,同时又是那种雕琢的、形式主义的江苏叙事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简单、直接,甚至是粗暴的叙事方式.像韩东、吴晨骏等作家也同样选择了这样简捷的叛逆和叙事方式.

“青春期”疯狂、孤僻、残酷似乎成为“70后”的代际标识.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70后”作家出现,“青春”往往是被当作修辞手法或者意识形态隐喻进入到小说的叙述,是对现世批判的武器,是感伤的源泉.和前辈作家不同,“70后”作家少了青春回望中的梦幻、批判和感伤,而是直接逼视“青春”这朵“恶之花”.江苏“70后”的“新青年”放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有着属于自己的东西.周洁茹的问题少女不是卫慧、棉棉那样的都市糜烂.小城少女的叛逆自有其单纯的婉约和节制.像《你疼吗》,甚至有一种傻得可爱的执拗.对于“青春”这朵“恶之花”,李樯发现了“疾病”这个核心元素.这个“疾病”不是现代文学中少年唯美、苍白的“肺结核”,而是焦灼、不安、恐惧的身体渴望.“身体醒了”,在我们世俗社会里,成为一种隐秘的“疾病”.这样的“疾病”附着在《少年行》中的郝泊身上.但“疾病”没有就此罢休,它潜伏下来,在我们的细胞、血液,在我们的心灵幽深处.有一天,我们长大了,但我们却“生病”了.李樯《失眠的鱼》关注的就是青春不再之后,在我们中间潜伏的“疾病”,它怎样的被激活,怎样的被复制,怎样的吞噬我们.“青春期”的“疾病”硬生生地楔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觉到病灶,我们回避着,抵抗着,我们却不可救药.在李樯的《失眠的鱼》中间,“疾病”发展成为具有仪式感的东西.与疾病寄生的“青春”的非梦幻性、非隐喻性类同,《失眠的鱼》中“疾病”也是非梦幻性、非隐喻性的,它无所谓好坏,但它却时刻存在着,折磨着我们.就像桑塔格曾经做过,李樯所做的就是通过小说“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之所以要花这么多篇幅谈论李樯和他们的长篇小说,是因为意识到像李樯、育邦这样一些依然对文学保持一种探索热情的“新青年”对江苏文学未来的意义.而且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生活在沐浴江南士风的“新青年”难免和江苏文学大传统的纠缠不清,像周洁茹江南水乡的明丽,李樯的感伤和抒情,育邦对小说形式的迷恋.

行文至此,我们关心的是被压抑的和被遮蔽的“新青年”会不会揭竿而起成为江苏文学中的“弑父者”,从而彻底地改变江苏的文学格局.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断裂”,作为一件仪式感很强的文学事件,几乎已经让我们感觉到江苏“新青年”“弑父”的蠢动.但“断裂”最后的无疾而终似乎预示着后起的写作者永远摆脱不了前辈阴影的宿命,它并不会因为一次文学事件而改变.有意味的是这些“新青年”的写作中频繁出现“父亲”和“我”的对举.魏微的《寻父记》凸显了“父亲”出走和缺席所造成的精神惶惑和心理焦虑.而朱文的《我爱美元》关于“我”和“父亲”在化城市的“性”冒险,不同的价值立场,不同应对策略,最终的结局是“我”和“父亲”一样的失意和尴尬.江苏文学的格局就像他们小说中写到的“我”和“父亲”的关系一样,他们可以成为叛逆者,但永远不能无视江苏文学的传统而存在.而面对所谓的江苏文学传统,他们可以顺势而为成为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也可以背向这个传统成为异类和叛徒.所谓复调的江苏应该是这种反对中的动态协调.因此,复调的江苏文学就不仅仅是个体与个体审美和风格学意义上的差异性、区别性,而是一种健康文学生态的生成期待.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