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已经成了具有特定所指的术语,专指1978年至2008年的文学发展进程.政治文化形态的剧烈转型,文化规范的哗然转身,决定了这三十年文学以及文艺的审美诉求与内在逻辑在不断地延续与超越之中进行.三十年中文艺学中走过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两个阶段之后,某种延伸与超越持续不断.“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1978至1989年为启蒙论转向,1990至1999年为专业论转向,2000年至今为素质论转向.”.而文艺学三十年的美学逻辑转型最完整也最明晰地体现于小说的三十年发展进程之中,小说非常敏感地感应着叙事语境的裂变.虽然小说流派和现象纷纭杂陈,但这其中依然可以清理出继承与超越的美学脉络.细腻地总结与深情地回望,不仅是归纳,更是对未来的规范和引领.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从政治专制的伤痕中清醒过来,力图以经验加理性的思考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到九十年代,从启蒙精神向专业精神的转向体现了作家们在叙事领域的不倦探索,小说书写从更多意识形态的关注转向了对文学自主性的关注.
一、启蒙话语中的小说
80年代的文坛充满了生机勃勃和活跃的氛围,但是80年代小说注定是过渡性的形态,因为这一时期的小说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生活基本同型同构.小说家虽然有自由选择作品题材的自由,但这一时期的作家们纷纷选择了伤痕和反思的题材作为叙述的内容,在叙述风格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现实主义叙述手法.这一时期小说的同质化现象十分显著,是因为作家与历史之间独特的视点决定的.伤痕小说的叙述者与现实生活太近,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距离太近,因此这种叙事模式都是千篇一律的,对叙事的技巧还没有更多的自觉和太多的注意.“小说的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视点问题――叙述者所处的位置与故事的关系问题的控制.”韦恩C布思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小说距离美学,他指出叙述者应该和小说中的故事以及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艺术和现实的距离完全弥合,艺术就将毁灭.美国著名的叙述理论家杰拉尔德普林斯在《叙述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中更是发展了前者的距离叙事美学,他指出,好的小说中,一个叙述者可以距所叙述的事件、所展现的人物、和／或他的叙述接受者有一个较大或者较小的距离.这种距离可以是时间上的；它可以是身体上的；它可以是理智上的；道德上的、情感上的等等；当然一部特定的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过程中一种特定的距离可能变化不一.伤痕小说因为和现实距离太近,不论是身体还是情感以及理智上的距离都太小,所以小说所呈现出的戏剧性特质显得十分稀薄,小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是显得比较脆弱,因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互为声援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当文人意识开始复苏,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摩擦开始显露,伤痕文学很快就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出了.
伤痕文学之后,文学的启蒙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中,伤痕文学那种怒目金刚式的现实主义开始消褪.陈思和教授指出,结束了“”后,八十年代的文学领域中“五四”新文学传统渐渐恢复活力,“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开始恢复了.启蒙精神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励新图治的文化先锋姿态,以及引导民众走出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信心.伤痕文学是这种姿态的最早代表,而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在叙事主题和叙述风格上都有了较为自觉的超越.反思文学中的小说,大都有相似的叙述立场,较为普遍的是将个人苦难和民族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有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以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反思文学的书写者基本都坚持着历史理想主义色彩,叙事艺术往往最终落入大团圆式的结尾.他们的小说作品往往有较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思想容量,突出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加强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尖锐批判意义,凸显了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迫害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信息.这种叙事立场的转变,决定了反思文学的审美艺术革新和转型.反思文学的叙事跨度增长,而仓促的文化心态还没有完全沉淀,因此,作家们自觉的文体选择是中篇小说,因此中篇小说热成为反思文学的共生现象.文体的自觉选择,对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结合,使80年代小说叙事耳目一新的冲击.尤其是茹志鹃的《剪错了的故事》、和宗璞的《浞淖中的头颅》和王蒙的一些小说都开始以意识流为叙事线索和表现方式,西方现代派叙事技巧开始得到体现,其叙事显示出一定的“非人格化”的冷静和理智,作家在叙述情感态度上的不动情和叙述技巧层面的不介入形成了一定的叙事风格.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叙事,坚持的是小说的认知和实验功能,描摹与反思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社会现实,指向的是曾经被深深压抑的乌托邦式幻想.
二、叙事领域的狂欢化突围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叙事领域更像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宣言,那么九十年代小说的精神寻根既是对前者的延伸,又是文学从外到内转向的发展必然,必然呈现出一派狂欢景象.经过80年代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省与自觉,小说家的创作更多转向了对小说文体美学的思考.作家们纷纷认识到文学过多依恃非文学因素,必然只是浅表的一时热闹.作家文化观念的觉醒,必然转向博大的传统文化,不管其叙事技巧和叙事风格有多大差异,也不管其叙述的题材偏重当下的世俗现实还是塑造理想文化人格,九十年代的小说各流派都呈现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美学境界,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传统文化的觉醒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不仅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创作过于直接的时代性和政治性的反动,更是冷静后的文学自觉.“陈忠实《白鹿原》的写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对此期作家探讨本土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八十年代,寻根作家虽然在关于“根”的定位上有偏差,他们探索也有些流于表面,但他们的书写为后来的叙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铺垫.
八十年代的小说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九十年代的小说在多元化趋势的社会语境中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而转向了表达个人的体验和感受.九十年代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也使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角色发生了转换.知识分子虽然无法选择生存境地,但如何在市场经济中面对原有的精神传统,他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早在九十年代文坛上显露并且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的流派就是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是中国文学多年后第一次将关注焦点转向了下层的市民生活,曾经长期被抑制的世俗内容在小说话语中涌现出惊人的本色性真实.新写实小说家从目击耳闻的事实出发,搁置了沿袭多年的革命和启蒙话语,就事论事地摹写生活.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以及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都是新写实小说的典范.事实上新写实小说家强烈的世俗性情趣并不是九十年代小说走出宏大叙事的简单表征,而恰好相反,小说在远离了那一套启蒙与救亡、理想与正义、集体与民族为能指的意识形态后,直接投身于以物质崇拜、金钱万能的现代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种审美现代性在小说叙事中就表现为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取向转型的极力附和和认同.新写实小说关注世俗生活的执著、对空洞理想主义的拒绝以及朴素的叙事手法在九十年代的文坛中独树一帜.当然新写实小说的世俗性情怀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根源于中国儒家文化对现世生活的珍视传统,那些体现世俗情怀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上绝不是昙花一现的.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变,在新世纪,新写实小说的世俗性关怀也依然会进一步凸显并在多元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用共名和无名时代来命名这两个不同的时期,恰如其分地展示了小说的时代性诉求.八十年代小说叙事的精英意识活跃与高涨,90年代小说由于受到新的文化影响,共名时代一元政治时代结束,多元文化格局渐渐形成,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化叙事.无名时代就是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多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小说开始表达无限的多元价值取向.国家权利意志、知识分子、以及个人写作三分天下.主旋律文艺作品、消费型作品、纯文学的创作都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市场.在这个三分天下的格局中,身体叙事在九十年代小说叙事代表个人写作脱颖而出.消费社会,对身体物质性的打造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身体的消费属性被空前地彰显.身体在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通过消费逻辑和消费政治找到了栖身之地,因此身体叙事,极其顺当地成为了九十年代小说中最核心的景观.身体叙事或者说身体写作是由新生代作家挑起和发扬光大的.朱文在其长篇小说中大胆地宣言,所有身体问题,也就是生活的问题.“不仅仅朱文有这种看法,其实在陈染、林白、韩东、李冯等1960年代新生代小说家都存在着一种将身体放大,他们用大写身体来应对意识形态,以身体写作作为反抗意识形态的手段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写作首先是发现身体、回到身体,在存在本体论上找到身体,把消除身体和存在割裂当作自己的目标.”.可以说新生代作家只不过是借用身体写作,来绝对地超越群体社会、共名时代的写作姿态而已.事实上正是新生作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后现代景观,后期新生代的作家(尹丽川、卫慧、棉棉、魏微等)更是发起了更为激进的攻势,把以身体叙事为中心的话语彻底地建构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不满意于“身体写作”这一说法,直接宣称他们进行的是“下半身写作”.不过我们完全不必要夸大中国女性写作与西方女权运动的因缘关系,它的出现其实只是中国文学整体边缘化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学整体边缘化表明作家已经不再一味地为时代的主旋律同声合唱,不再在好尚中博取俸禄,而是开始寻找自我的存在方式.新生作中女性写作的崛起,这种对的的歌咏、对身体的热恋,彻底地消解着小说的传统意义.后期的新生代是彻底的启蒙叙事的反对者,也是彻底的革命叙事的反对者.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新生作是小说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谋反.新生代作品不仅与意识形态对抗,也与90年代初期的商业文化以及普罗大众的审美趣味为敌,用身体标新立异的书写为大众不断刷新审美感受.这种小说中身体写作的美学核心就是审美的泛快感化.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中解释说的那样,身体可以提供更多的感官感受或表象.当身体或者人体官能快感真正成为文学的焦点时,人们无法不对之刮目相看.可以说新生代书写在美学上的颠覆性主要表现在拒绝文学与非文学、审美与非审美的界限,让小说找回了“下半身”的日常生活色彩.遗憾的是,新生代尤其是后期新生代作家,他们的写作既是反抗同时又是妥协,是与市场消费逻辑的合谋,是先锋的也是保守的,也表征了物质繁荣时代的精神滑坡.他们的书写,最后主要局限在和性,因此,其颠覆性的美学意义也没有得到最广泛地承认,得的到却更多的是误解.
总结回顾三十年的小说美学逻辑,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基本还属于传统美学中的严正悲苦风格,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距离基本为零；那么到九十年代由于身体写作的出现以及各种流派纷呈,出现了更多具有喜剧品格的小说.这里的喜剧美学风格是指小说作品在叙述效果上带来的道德标准的模糊化.从此各种叙述声音混杂在小说中,其中作为个体以及女性个体的声音最为高亢.这种承载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被米兰昆德拉视为小说存在的唯一存在理由.刘小枫更是认为,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存在的喃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的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可以说小说从八十年代的对民族和群体的关注转向九十年代更多的个人和个体的叙事,体悟到了最高道德法官缺席后的对个体生命困境关注的使命.这种转向的必然结果是小说从漫长的严正悲苦美学基调转为喜剧性反讽的狂欢色彩.严正悲苦基调从古代文学的“诗可以怨”开始,一直是文学正宗的基调.而欢愉之词难工的美学认识也让喜剧性文学难登大雅之室.然而九十年始的重大的小说叙事革命不仅仅在于瓦解了一种秩序,也让整个年代的小说美学品格形成了喜剧性反讽的狂欢风格.“正如我们从1990年代的小说中看到的,他们对于历史宏大叙事的消解、对于爱情神话的怀疑,对于身体归属性的思考,对于父子的重构,对于故乡的亵渎与荒诞演义,对于人的拘禁命运的喜剧化阐释,等等,都集中体现出一个时代文学的叛逆性精神.尤其是在对喜剧性表达方式的选择上,使小说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叙事革命.”这里基本提到了九十年代盛行的诸多小说流派和作家.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新生代作家以及女性主义写作对传统小说观念以及美学品格的颠覆都是彻底而大胆的.喜剧或者说谐趣,是以游戏的姿态,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有趣的意象去欣赏.大家在噱浪笑傲中忘形尔我,揭开文明人的面具.朱光潜认为,谐的审美品格是摸棱两可的,谐的对象往往是中间状态的人,既不是尽善尽美,也不是穷凶极恶之辈,往往都有些缺陷,而这些缺陷又不至于引起深恶痛绝,恰恰成为笑柄.因此谐又具有了一定的讥刺意味.而对于人事的乖讹,如果一味地吐露,一味地心存怨望,又不能成为谐.九十年代小说中最具有这种喜剧性反讽品格的是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王小波的小说力图质疑历史理性规训I下无可逃遁的自我身体的反抗以及最终失败的命运.他的时代三部曲以身体作为叙事的视点,通过戏谑地建构了人在所拥有的此在世界中的所有可能性.在充满禁忌与规训的生活里,他让主人公充满了傲慢与蔑视的姿态.因此他毫无遮掩地将性引入小说,以此作为一双善于窥探的眼睛,去发现禁忌与规训背后的虚伪和污浊.可以说,“无意识通过一种审美的逻辑而起作用,用艺术加工这种巧妙的机会主义来淡化和取代其表象.”事实上王小波作品中的狂欢色彩以及戏谑的狂欢性正是其价值所在,这既是一种压抑后的文化结果,也是对专制文化的深刻反讽和隐喻.新历史主义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在一个检测定的历史形态中于质问与探询生命、社会、历史、文化及精神.作家在一个经过自己故意误读的历史世界中隐晦而含蓄的观照现实境况.他用随意搭建的宫廷,按作家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的叙事姿态本身就极具有喜剧色彩.余华的作品则侧重以喜剧的方式拒斥理性,赋予父子重新省视的可能性.与王小波和苏童一样,余华的《呼喊与细雨》以及韩东《三人行》和朱文的《我爱美元》的作品,都以一定喜剧姿态拆解了传统的父子叙事,从而彻底摆脱了父亲共名时代强加在身的原罪意识和宿命悲剧.“狂欢化文学所进行的作品世界的地形学还原,旨在针砭片面的的严肃性,凸显一种内在于狂欢化文学的非的严肃性.”.不管是新写实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也不管是新生代的女性写作还是余华为代表的暴力叙事,都是拆解之前的共名时代的叙事严肃性,消解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叙事权威,颠覆的是叙事领域的乌托邦幻想,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实现了狂欢化的地形学还原.
总之,三十年小说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简单的阶段划分是困难的,其中小说的超越和延续是纷纭变化中的两个方面.八十年代的伤痕小说叙事因为与历史进程的距离太近,导致了其叙述的单一化,反思文学经过一定的沉淀,终于找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选择,并形成了非人格化的叙事特色,不论是作家的情感态度还是叙述介入都开始淡出,小说文体自足性得到了重视.九十年代小说在无名的多元文化境遇中,个体和女性的叙述声音尤其高亢.新写实小说和新生代作家的身体写作标志着多元化时代对共名时代的宏大叙事的绝对超越.九十年代众多的书写姿态使小说从八十年代的悲苦严正转向了喜剧反讽的美学风格.这种喜剧反讽的书写方式旨在颠覆小说传统的所有内涵,这是小说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叙事革命.纵观三十年小说发展进程,以儒家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基因深深地潜伏在每一个时代作品中.在小说叙事变革的众声喧哗中,依然有大量的作家在小说中执著于传统理想人格和文化精神的表达,拒斥着文学现代性的异化,书写着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为中国文坛贡献了一部又部精彩的文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