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和《北京文学》的友情,是在1973年结下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不过那火爆的、“摧枯拉朽”的“革命”已现颓势.或许是当权者感到只讲政治确乎单调或许是他们更为急需“文艺”的鼓吹以麻痹欺瞒就在70年代初期,文艺似乎渐渐有些“复苏”了.《北京文学》(当时叫《北京文艺》)的复刊,亦应为这“复苏”园地中的一株颤颤巍巍的小草.其实,说是“复苏”是不准确的,说是“”在剪灭“十七年文艺黑线”后,要“重新组织作家队伍”、要搞他们的所谓“工农兵文艺”似乎更为贴切.随着上海《朝霞》的创刊,这种“阴谋文艺”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
我就是这个时候步入文场的.那时我是京西木城涧煤矿的采掘工人,每天扛着比我那稚嫩的身体还重的风镐,连滚带爬出入于掌子面.有时则在奔驰的矿车间跳上蹦下,用哨音调动车辆.除了劳动的艰辛,我还因藏有农村插队同学的“反动文章”和背诵了《日出》里的一首诗歌,被疑似为“恶毒攻击“的反革命.有几次还被钦指派去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心惊肉跳地看着身边窜起几名大汉,揪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当场批斗,当场逮捕,不能不惶惶然不可终日,推想下一个被揪出的,会不会是我等当然,就在这期间,我也时不时会被召去党支部,有时是严厉的训诫,有时却是出人意料的“美差”.比如让“非党”的我替党支书写一份学习“九大”的辅导报告,让我捉刀替矿上的劳动模范写一首赛诗会的朗诵诗等“”后,我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感慨:那时的我,虽然还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却已不能不承担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我们被当权者打压,焚坑之灾、文字之狱,朝朝相袭,一方面我们为当权者使唤,欺世华章、诛心谀文,代代不息.我之走入文场,就是这样一次被“使唤“的结果.我最早被派去参加的,是北京“著作出版办公室”(其实就是北京出版社的前身)的“创作会”――我们被授意每人一篇小说,歌颂北京“工业口”自“”以来方方面面的“伟绩”.虽然也不过是一次“使唤”.然而,今天的自嘲却无法遮掩我当年的得意.向“工农兵”张开了臂膀的文场,无疑撩拨起了我的作家梦,至少,我不必再泡在硝烟弥漫的掌子面,更不必置身心惊肉跳的宽严大会会场.
我们这个“工业口”的小说撰写班子和“农林口”的报告文学撰写班子同住在花市东兴隆街51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似乎曾经是北洋政府海军部所在地.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成了“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招待所.当年出没于东兴隆街的人,很有几位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骁将,比如理由、陈祖芬、郑万隆、张守仁等等,而孟广臣则成为著名的农民作家,陈昌本先是成为北京市广播电视方面的领导人,最后成为的副部长.当时令我们大家颇感到意外的是,同住在东兴隆街的,还有浩然和李学鳌.浩然来这里写他的《金光大道》,李学鳌则写他的长诗《向秀丽》.一个是来自农村的著名小说家,一个是来自工厂的著名诗人,尽管后来有人用“炙手可热”来形容他们在“”时期的处境,我却觉得他们朴实、平易、热于助人,当时他们对于那位主宰文艺的“女皇”也不失清醒,私下里还表露过不满.当然,毋庸讳言当时文学观念的封闭与偏狭、肤浅与无知,但大家心存郁闷,怀疑、质疑的声音时有倾泻,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这就是当新时期开始以后,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人迅速挣脱旧文学的羁绊,成为文学新局面开拓者的原因
李学鳌是带我入《北京文学》的恩师.
既然浩然与学鳌是如此平易近人,我们当然就不失时机地奉上我们的习作.给浩然送的是小说,给学鳌送的是诗歌.短叙事诗《欢送》,记述的是矿工们欢送一个“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的故事.这其实不是我的诗歌处女作.我的诗歌处女作是《煤矿工人这双手》,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署名不是我,而是我们矿区的劳动模范陈景泰.如果那首算是为人作嫁,《欢送》也只好算是我的处女作了.更为寓意深长的背景是,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刚刚被取消了“工农兵学员”的资格――虽然党委让我写“九大”辅导报告,捉我之刀“讴歌”“煤矿工人这双手”,我仍然是个“反革命嫌疑”,因此虽然班组里的工友推荐了我,我还是被刷了下来.《欢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近十年后的1982年,我曾经回忆过自己当年的心态,我说:“那时的我,是一个被时代所挤压,却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的我,是一个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怀疑,却不断寻找论据,证明存在合理的我,是一个已然被生活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不惜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我等”《北京文学》就是这根救命的稻草,李学鳌就是那个递过这根稻草的人.
我还记得我是在周末的一天把自己的小说《“铁扁担”上任》和诗歌《欢送》分别送到浩然和学鳌房间的.他们都没在,我附了一封信,塞到他们的门下.周日晚上我回到了东兴隆街,刚走进房间,浩然就拿着我的小说稿登门了.他的第一句话是:“学鳌让我转告你呢,说你那诗写得很好,他已经给推荐到《北京文艺》去啦！”
《欢送》发表在《北京文艺》1973年第三期.
从《欢送》产生的背景、我当年的创作目的乃至作品本身都不难看出,我和《北京文学》的友谊,始于我创作的入门期.同样不难看出,那时的《北京文学》,慑于政治的高压,惑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同样在飘忽不定的政治形势中懵懂前行.所幸的是,无论是作为作者的我,还是作为刊物的《北京文学》,我们一起迎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或许越是遭遇过那种低眉顺目、丧尽尊严的处境,越是有着恢复文学的尊严、良知的渴望新时期以后的《北京文学》,忽然成为我国众多文学刊物中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者,许多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也都从《北京文学》凸现出来.我虽不才,几个短篇小说却也有幸被《北京文学》推出并且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比如《盖棺》《丹凤眼》《辘轳把胡同9号》等.那时《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是李清泉.我曾在清泉逝世后撰文回忆这一过程: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正在极“左”的泥泞中艰难地发轫,清泉是在那个时代以“”之身重新回到文学界的.他初到《北京文学》担任“负责人”时我就耳闻,清泉之遭遇坎坷,与当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李国文《改选》有关,与他向当时文艺界领导周扬同志提意见有关,与为“丁陈集团”辩白有关,因为不愿触痛历史的伤疤,我倒没有向他求证过.但他出任《北京文学》“负责人”时,未能彻底摆脱“”的“尾巴”,这是肯定的.那个年代,中国的上空依然飘荡着“左”的阴影,每有“争鸣”作品发表,都时闻“干涉”之声,这也是每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的.而李清泉,经他之手签发的作品几乎篇篇引起文场震撼.方之的《内奸》、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的《受戒》、李国文的《空谷幽兰》、王蒙的《风筝飘带》等等,今天看来是名篇佳作,当年签发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比如据我所知,《受戒》的“出笼”,其实就来自一次“文艺动向”的“汇报”.是某公向北京文艺界的领导汇报汪曾祺的“动向”,被清泉听了去.清泉找来《受戒》要“领教领教”,岂料读后拍案叫绝,当即决定发表.即使发表以后,我也还听到不少异议.当时真为尚未走出“”阴影的清泉老师捏了一把汗呢.清泉视力衰微,我认识他时大概几近失明.瘦骨嶙峋的他总是戴着一副茶镜,在稿件如山的办公室里摸索.他言语不多,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眼明心亮且铁骨铮铮的化身.渐渐地,《北京文学》的编辑们开始传诵清泉批的稿签儿,陈世崇、傅用霖、章德宁,几乎无不津津有味地向我“传达”过,寥寥数语,精到剀切,时时令我们一道抚掌称快.那时我就忍不住说:“啥时得动员清泉编一本《稿签大全》,留给文学界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0年小作《丹凤眼》送到编辑部后不久,编辑傅用霖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清泉稿签上写的是:“发头条,向作者陈建功表示祝贺！”我当即愣在那里,随即感到了清泉和我心灵的相通.自1973年开始从事写作以来,我一直徘徊于陈旧的创作理念与模式间难以自拔,多年来苦于创作上没有突破.《丹凤眼》尽管谫陋,却是自我风格的一次寻找.由此我当即便明白了清泉“祝贺”的含义.他那种溢于言表的欣喜,成为我开始新的创作里程的动力.
在《北京文学》的发展史上,李清泉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总编辑,他的文学精神和主张,奠定了《北京文学》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名刊的风骨.它不趋风、不阿世,怀抱纯正的人文理想,关注着变化的时代风云.既崇高,又朴实,既厚重,又灵动,既有一以贯之的操守,又有千姿百态的风格.可贵的是,自清泉调离《北京文学》以后,它的一任一任总编辑乃至编辑部全体同仁,皆秉承清泉的办刊方向,不断把刊物推向新的境界.坦率地说,自1995年调离北京作协以后,因为工作太忙,我不能保证期期拜读《北京文学》了,却又因时不时被请来担当《北京文学》某一奖项的评委,因此还有幸每年集中阅读该刊的精粹之作.读罢掩卷,几乎每次都感慨不已――在商品时代的滚滚红尘中,我总是能读出《北京文学》的坚定与坚韧,读出这个编辑群体的文学眼光和艺术才华.在这个五迷三道、扮酷炫彩的年月,能秉持一颗平和的、温暖的关怀之心,勤勤恳恳地耕耘我们的精神家园,这样的人,这样的园地,难道不值得我们报以崇高的敬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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