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与那些置身于文学中心漩涡之中的,简直就是红得发紫的作家批评家相比,并不为多少人所知的牛学智的批评位置当然是边缘化的.然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之所谓文学中心,并不是指精神或者艺术意义上的,与文学的本质有着直接联系的,从根本上决定着文学之为文学的那样一种文学核心,而只是指一种世俗意义上的,与诸种社会阶层并列存在的文学界的中心而已.应该看到,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界,确实存在着一批引领着文学时尚的作家与批评家.他们之间既有着比较密切的私人交谊,同时也有着共同的文学利益,或者其他别的一些什么利益.这也就使得他们于有意无意之间结成了某种大约可以称之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盟关系.只要约略认真细致地打量观察一下当下的中国文坛,你就不难发现,正是这样一些红得发紫的作家批评家们一起构成了所谓文学界的中心,正是他们之间在彼此呼应地不断掀起或者制造着文学界大大小小的事端与现象,主导并引领着当下中国文坛的文学时尚.照理说,文学理应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作为个性化创造的文学绝不应该与时尚这样的词语搭配在一起使用.事实上,当文学与时尚发生关系的时候,当文学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的时候,文学就已经在背离着个性化创造的本意了.或者,也可以说,文学就已经在远离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了.然而,偏偏地,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学界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现实.完全可以想象,置身于这样一种文学界的中心漩涡之中的那些作家批评家们面对文学时自认为真理在握的那样一种自得之色.殊不知,当他们以如此一种居高临下的高蹈姿态面对文学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恐怕早就不知遁身于何处了.很显然,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的牛学智根本不可能置身于这样一种繁杂热闹如纷攘街市的文学界中心,与这样的中心相比较,牛学智的批评位置似乎只能是边缘化的.然而,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边缘化的批评位置,对于牛学智所欲真正追求的文学批评事业而言,其实乃是幸事.因为置身边缘,所以牛学智才可以免除诸多文坛人际关系的缠绕与影响,从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发表自己对于文坛独到的见解与看法.因为置身边缘,所以牛学智才可以不受所谓文坛时尚风向的遮蔽与左右,冷眼旁观,客观思考,对于文学界的思潮动向,对于具体的作家作品作出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解读与审美判断来.这样看来,其实貌似边缘的牛学智从来也不曾离开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中心,他一直以来都在以一种严肃认真的姿态,在一种边缘化的批评位置上,对于真正的精神意义与艺术意义上的文学中心问题进行着独到深入的思考与论述.《叙事与现实》、《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等两部批评论著,集中体现了他近十年来对文学理论的宏观梳理,以及以作家个案研究为突破口,对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个性化思考.尤其被收入2007年《21之星丛书》的批评文集《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相对而言,《叙事与现实》中所收文章的关注点散了些,而《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显然是一部几近成型的批评专著,至少是由几组成体系的系列论文组成.通过它可能更方便观察牛学智的批评实力和观照文学的较完整的批评思想）,其实已足够代表牛学智的文学批评所已经抵达的高度,从其中足可以概括提炼出牛学智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色来.
要想谈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写作,关键的一点首先就是应该对他的文学批评观有所了解.具体到牛学智,我觉得,《现实：能否成为批评家的一个出发点》这篇文章,乃是帮助我们理解把握牛学智文学批评观的一个相当理想的途径.在其中,我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置身于遥远的西部的青年批评家牛学智真切的心灵脉动,它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些解读剖析西部作家作品的文章会成为牛学智批评文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虽然牛学智深知“在‘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谈论‘现实’显得尤为困难”,但他却仍然坚持对于“现实”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在牛学智看来,“作家可能有多个‘现实’,可是批评家却应该只有一个‘现实’.这一个现实就是社会人心、天地良知”.更加具体地说,牛学智所强调的“现实”,首先意味着“面对文学不能撒谎更不能睁眼说瞎话,具体作品的是与非不可能与特定思潮没有一点联系,但要先看清楚作品是什么,而不是先认为该思潮一定就有怎样的作品”.其次则是在强调“批评要有一颗朴素的心态,任何声音的批评认真找寻基本上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参照,关键不是谁的理论先进谁的理论一定具备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含量,所谓的真理含量始终与脚下的生活、与生活着的现实血肉相连”.再次则又意味着“批评只是一种‘交流’,是在交流中愿意征服对方的对话策略”.虽然牛学智个别观点的表述,比如关于批评是一种“交流”的表述就存在着一种语焉不详不够深入的问题,但作者的基本意图仍然是表露得十分显豁的.很显然,对于那些置身于文学界中心的当红批评家们忽视当下文学的现实存在,而只是一味地沉迷于文学思潮的概括提炼,沉迷于一轮又一轮来自于西方的现代与后现写作技巧论话语演练的文学批评行为,牛学智不仅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也表达了极大的愤怒.作者这一结论的提出,当然直接地来自他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界一种基本现实的观察与洞见.“在‘后革命时代’的今天,当职业化思维已经开始挤兑鲜活的感觉,敏锐的直觉之时,当学科的细化相当程度地构成人们的心灵体验的障碍之时,批评反而不具备辨析常理、发现常识的最低能力了,批评开始在学术的名义下绕弯子,甚至在审美、纯文学的旗帜下一次次地掩埋着本来赫然的‘现实.’”“现实”在牛学智那里,强调的其实就是批评家要有“全程性”的眼光.“生活的镜像可以直接变成作品,批评要说出真相,显然要多一份对生活的,征服性即表现在认识生活与作品上,也表现在判断镜像与作品的关联上.”作为一位具有着相当审美素养的文学批评家,牛学智当然清醒地知道那些文学理论的概念术语对于文学批评工作的重要性,他同样十分清楚文学从本质上说当然是一种审美活动.然而,当牛学智发现所谓的理论与审美在当下的文学界已经成为一些作家批评家在现实面前背过脸去或者闭上眼睛的遁词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就要刻意地强调“现实”,要强调“现实”能否成为一位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时的基本精神出发点的重要性了.
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当牛学智在文章中不无沉痛地引证谈论着钱穆、王晓明、李建军、王彬彬们的时候,作者其实是很有一些夫子自道的意味在其中的.在他的理解中,这些批评家都是以他所强调的“现实”为批评的精神出发点的批评家.说到底,牛学智在《现实：能否成为批评家的一个出发点》这篇文章中,其实是在强烈地呼唤着一种能够真正地直面文学的现实存在的,及物具体的而非空洞抽象凌空蹈虚的,具有突出的批评道德感的优秀批评文章的出现.所谓的批评道德感,并不是要求所有的批评家都成为道学家,都要从所谓社会道德的角度去解剖分析文学思潮与文学文本,而是要刻意地强调,在当下这样一个鱼目混珠文学现实极其纷繁复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批评家们经常被迫或者自觉地指鹿为马说着言不由衷的瞎话的时代,批评家应该恪守基本的批评道德底线,应该绝对地遵从自我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从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对于文学思潮或作家作品作出一种毫无夸饰的真实判断.在此基础上,能直面文学的现实存在,就还不只是这些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求批评家能在潜藏在作品背面的思维意识、认识局限乃至人品格调上发力.一句话,就是要能在个人的立场上说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已经透露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及其精神走向,这是牛学智“现实”里的核心思想.从《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这部批评文集所收入的全部批评文章来看,具有这样一种文学批评观的牛学智,其实也正是在向着这样一个明确的批评目标而奋力进发的.
然而,强调“现实”的重要性,强调批评的道德感在当下时代的重要性,却并不意味着仅仅具有了批评的道德感,或者只要是把“现实”作为了自己的批评出发点,就能够成为一位合格的文学批评家.正如同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需要具有一定的艺术天分一样,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也同样是需要具备一定艺术天分的.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当然需要具备相当的文学理论素养,需要具备相对丰富的文学史知识.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与文学史知识,却并不足以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位合格优秀的批评家.这也正是在当下时代,尽管文学博士大批量地出现,然而真正合格优秀的批评家却并没有增加多少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我个人的体会理解而言,成为一位合适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他必须具备一种超乎于常人的艺术感悟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特别的艺术感悟能力,他才有可能从文学文本中发现他人未必能发现的思想与艺术特点,并将自己的发现形之于既形象生动同时却又极富理性逻辑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悟能力,正是批评家艺术天分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首先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艺术天分,你所拥有的那些文学理论素养与文学史知识才会充分地显示出各自的存在价值来,才会显示出一种格外鲜活的生命力来.而牛学智,则很显然正是这样一位具备着一种突出艺术感悟能力的文学批评家.这一点,在他的这本《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中自然有着格外鲜明的体现.尤其是其中关于陈继明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的批评文章,能够最突出地体现这一点.
在这篇批评文章中,牛学智首先对于以《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为突出代表的当下文学批评界对于陈继明小说“粗暴地简化”的批评倾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当批评者以所谓的“人格扭曲”、“人性异化”、“心理分析”、“存在哲理”等理论术语来指陈概括评价陈继明小说的时候,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读懂陈继明,并没有能够将陈继明小说的个性化创作特征真正地捕捉并表现出来.在否定指斥了批评界的粗暴与虚妄之后,牛学智提出了自己对于陈继明的基本看法：“细读陈继明的某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品,感觉他并不是自闭式的心理分析,他对人物精神存在性的剖析是严重地介入现实结构,并且眼光向外的.或者说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物的现实处境、历史处境.”能够鲜明有力地支撑牛学智这一基本看法的,正是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以及牛学智对于这部长篇小说所进行的个性化细读分析.《一人一个天堂》差不多可以被看作陈继明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对于这部作品,因为作家在其中主要讲述的乃是“”期间一个麻风病院的故事,所以很多的批评家便会由此入手,便会自然地从“叙事”的角度而将其解读为一部社会政治小说.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当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对于这一点,牛学智自己也是认可的：“政治主题可能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显在结构,尤其麻风病与‘’在时间上的这种重叠关系,很容易把读者引向‘政治小说’的思维囿限.作为‘政治小说’,《一人一个天堂》是自洽的.”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解在牛学智看来是存在问题的.那就是,从这种理解出发“很难充分地理解作家为什么把叙述的视角非得放在麻风病人这一特殊的人群”之上.实际上,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入手,牛学智更进一步地挖掘出了陈继明《一人一个天堂》中隐藏更深的一种人性主题,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父性文化”的批判性思考与表现.在简略地回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长期存在着的一种“弑父”主题之后,牛学智首先指出“拒绝‘父子关系’中‘子 / 父’的鲜明的价值预设,尤其打破单方面的儿子立场,是《一人一个天堂》由父亲形象上升到父性文化批判的一大诗学突破”.紧接着,通过对小说文本中若干细节与人物的细致分析,牛学智继续逻辑性地循序推进自己的基本观点.“那么,由‘遗尿’到‘尿失禁’,正说明父亲心灵创伤的内心化过程.如果就此扩展一下该话题,关于父亲的种种叙事――挤兑、亵渎、反叛、戏谑、偷窥、追杀,等等.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样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不禁要说‘救救父亲’.”“对世俗生活的逃避、憎恨和仇视,实际上是对具体、细微、琐屑、生活化、个体化的反感.表明作为父亲的杜仲对父亲概念的模糊,对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和父亲职责的严重匮乏.这是对中国文化中父性不足的尖锐批判.”很显然,牛学智的这种建立于文本细读基础上的论述逻辑是自洽的,当然也是能够成立的.我也曾经很细致地阅读过陈继明的《一人一个天堂》,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我觉得,牛学智的批评判断中可能的确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如艾柯所言的“过度诠释”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在作者与陈继明关于《一人一个天堂》的对谈中已经有所体现了.最起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牛学智的所有论述及结论并不都能够令我信服.然而,能够敏锐地发现并充分地论证《一人一个天堂》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叙事”的社会政治小说,即使只是从这一点而言,牛学智那样一种出众的艺术感悟能力的存在,就已经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的了.当然,所有自称或被称为批评家的人,都或多或少拥有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只是,我读出的牛学智的艺术感悟能力,它不单是封闭的文本分析能力,也不是一上手就离不开套用的常见的扮演着理论搬运工角色的所谓学者做派.他的批评文字的别样,既能看到作家主体的精神努力,也能看到文本的审美得失,属于文化视角的主体性批评,努力地呈现着这个时代的文学主体形象.这就与相当一批把精力放到单维面的审美追逐的批评家拉开了距离.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在关于陈继明《一人一个天堂》的这篇《陈继明：在暧昧的文化语境中出场》中,在被收入《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中的其他一些批评文章中,牛学智那出众的艺术感受能力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能够天然地拥有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的艺术天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果然就在从事着文学批评的工作,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应该说作为批评家的牛学智当然是一位有福的幸运者.
综合地衡量把握以《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为突出代表的牛学智的文学批评,大约可以归纳发现这样几个鲜明的批评特点.其一,牛学智具有着一种相对宏阔的批评视野.书中收入的文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纵贯于整个新时期文学中的若干重要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第二部分是总体思潮与作家个案剖析相结合的一组关于西部小说的研究文字,第三部分则可以更多地被看作是作者对于自己所从事着的文学批评工作进行的一种及时深入的反思性研究.虽然三部分之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并不均衡,虽然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乃是第二部分关于西部小说的一组研究文字,但是,对于文学批评道路尚未最后定型的牛学智而言,具有这样一种相当宏阔的批评视野还是十分必要的.批评视野的宏阔实际上意味着牛学智未来文学批评道路的开阔,意味着他所追求的文学批评事业具有着多种的发展可能性.
其二则是一种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具备.所谓问题意识的具备,就是说牛学智的文学批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只是满足于运用一定的文学理论知识对于某一文学思潮或作家作品进行相应的封闭性的阐释,类乎于跟踪式的带有一种明显的“遭遇战”色彩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带有突出的理论或问题探究意味的,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文学批评.是否具备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一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所能够抵达的一种批评境界.这是“因为在一个过渡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问题才是历史与现实的网结,只有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掘入问题的核心,才算承担起了澄明混乱和纠正鉴赏趣味的批评使命”① .牛学智的问题意识在其许多的批评文章中都有着显豁的表现.第一部分的研究文字自不必说,当牛学智在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后的今天,重新回过头来通过若干代表性文本的细读谈论“知识分子叙述”、“农民叙述”以及“对‘个人’的观照”这样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时候,其问题意识的存在乃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是第二部分的西部小说论析,虽然主体部分是三篇翔实的作家论,但因了《西部文学精神：“人”在现实结构中》一文的存在,作者意欲在当下时代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之下,对于西部文学给出一种恰当的定位评价的问题意识也就表现得异常明显了.第三部分中,无论是由文学创端而延伸至批评界存在问题的考量,还是对于易中天、张颐武的关注,也都很显然是从一种问题意识而出发的.
其三则是一种特别犀利透辟的人物精神分析.在我看来,这是牛学智的文学批评中最见作者批评个性、批评功力的一个方面.我的确不知道牛学智是否在西方现代的精神分析批评这一理论谱系上下过怎样的功夫,做过怎样的细致揣摩,反正从作者的这一本《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来看,其中对于小说或散文中的人物甚至于作家自身的精神奥秘所进行的深度剖析,是极为精彩独特的,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比如关于《活动变人形》中的倪藻.能够从《活动变人形》中特别注意到倪藻的存在,牛学智虽然不是第一人,但也依然充分地说明一个批评者的敏感与睿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者对于倪藻潜在精神奥秘的透辟洞见.“实际上,表达的是倪藻或者王蒙这一批知识分子在80年代的自我定位.这一批知识分子相当普遍地、不自觉地重蹈了倪吾诚‘大道理崇拜’的覆辙.与倪吾诚相比较,他们只是显得不那么凌乱、不那么盲目、不那么漫无边际地自我倾诉.不具体、不细致、不把他者放在眼里,或者抓不住时代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他们根本的精神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历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情结在作祟,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职责的转移.”能够将倪藻与王蒙联系起来,并进而发现他们的精神意识深层与其知识分子前辈倪吾诚之间某种惊人的一致性,所说明的正是牛学智精神分析能力的独到与深厚.再比如对南帆散文中“身体”的分析,洞见到一个时代极权政治必须先通过肉体的攻击,最终达到对人思想与精神消灭的时候,他那样一种锐利异常的诗学精神分析的批评特征也就随之表现得十分鲜明了.
至于文学中心,牛学智所主张的要发掘出文学综合性的“现实”肯定是最顽固的一块.可是,要发掘出它,似乎今天的批评语境已经相当的不适宜,制造一个个文学事件的快感,以及追求效率、追求速度、追求批评的音量,只能孕育批评的虚检测和毛躁,是不是表明“职业化”的批评时代已经来临了?或者,宁静、耐心的批评只能面对孤独、寂寞甚至冷漠?
2007年9月17日夜21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注释】
① 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