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３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本届年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进入新世纪以来举行的第一次盛会,来自全国１００余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韩国的２３０余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回顾了４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所展开的日常工作、学术活动和取得的工作成绩及经验教训,并展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态势和学术动向.
在２１日的开幕式上,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王瑶学术奖举行了颁奖典礼.除著作奖一等奖空缺外,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分获著作奖二等奖,樊骏的《认识老舍》、陈平原的《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分获优秀论文奖一等奖,李今的《日常生活意识与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洪子诚的《５０―７０年代中国文学：左翼文学矛盾与冲突的延续》、王富仁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李怡的《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杨义的《五四运动和现代中国人文建设》分获优秀论文奖二等奖.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８７人组成的第九届理事会.
与会代表就“四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胡风与沈从文研究”及其他学术话题展开了深入切磋、研究和探讨,表达、阐述了各自鲜明的观点和精当的看法,气氛非常热烈,突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无限的青春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盲点的突破：关于四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
选定４０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研究这一议题,正如严家炎（北京大学）在开幕词中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学界不太重视对它们的研究,其中存在着大量的盲点.因此,与会代表就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呈现出了非常活跃的态势.
就４０年代文学研究来说,与会代表涉及到了很多的方面和内容.
一些代表从宏观着眼,具体考察了４０年代文学的研究情况、文学思潮、文艺分期及文学背景.严家炎着重分析了４０年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及其特性,认为人们重视解放区文学研究,但把国统区文学当作被改造的文学,而沦陷区文学又较国统区文学受到轻视,被认为是汉奸文学.实际上,沦陷区多数作品表现了人生的困境、苍凉与苦闷,只有少数作品是汉奸作品.他指出４０年代文学在清醒地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又在努力追求文学的现代化,五四时期开始的文学雅俗对峙正在走向相互交流,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得到了广泛传播,从内容到形式都孕育着许多成功之处.黄曼君、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认为４０年代文学思潮总体上呈现“反思”的特征,如以“大众化”为核心、体现现实关怀精神的政治反思,以“人性”为内容、体现道德关怀价值的文化反思,以“民族性”为宗旨、关注文学审美品格重构的艺术反思等.黄万华（山东大学）认为４０年代是一个可以被一再审视的文学空间,主张把４０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重新命名为战争文学八年与战后二十年文学.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不太受重视的文学社团、女性文学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注意.罗振亚（哈尔滨师范大学）着重估衡了九叶诗派的价值,他认为九叶诗派成功的秘诀在于诗歌观念与感知方式的革新、人与文的双重自觉、古今中外传统的融汇创造.周仁政（湖南师范大学）集中评说了京派、海派的异同及相互关联,从文化学意义上对４０年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究.刘川鄂（湖北大学）论析了４０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曲折命运,认为４０年代中后期成为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短暂的黄金时光.王晓琴（首都师范大学）指出女性性别意识的深化、写作形态的多样化、言说形式的民族化显示了４０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巨大变异.
文学载体和文学资料,既是一份丰富的精神资源,又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也是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整理和研究具有较大的难度,也易为人遗忘和轻视,但却是学界无法推卸的历史任务.刘增人（青岛大学）对４０年代的文学期刊予以了集中考察,指出创刊时间的阶段性、创刊空间的流动性、办刊模式的多样性、刊物内涵的复杂性是４０年代文学期刊的明显特征,阐述了对这一工程进行细致调查和深入研究的意义.
学界对４０年代各体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小说,而诗歌、话剧及其他文体的创作虽成绩斐然却为人忽视,与会代表对此给予了一定的反拨.龙泉明（武汉大学）指出４０年代诗歌向大众化和民族化方面发展,关注人生、命运和自身,深沉博大,有大家风范,但也存在作家缺少个性探索精神、情感不够深沉、艺术单调粗糙等方面的缺失.虽然流派分界不明显,有趋同倾向,但依然同中求异.马俊山（辽宁师范大学）认为４０年代话剧创作辉煌的缘由在于市民社会的崛起成熟与国家监控实际上的削弱,话剧创作得到了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思想、文化、经济资源.李标晶（杭州师范学院）对４０年代的散文诗予以了评说.张鸿生（郑州大学）则考察了４０年代城市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４０年代一些比较独特却备受争议或被历史遗忘的作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刘涛（河南大学）从生存体验的角度解读了张爱玲小说的深层意蕴.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无名氏的文化立场有一种文化守成主义（宗教主义）的倾向,而《无名书》的真正价值在于探索人们的三种信仰.王文彬（安徽大学）考究了在民族危亡的冲击波中著名诗人戴望舒的感情悲剧.
与许多现代作家不同,赵树理是跨越四五十年代两个历史阶段更引入注目的一个作家.与会代表从不同层面对赵树理进行了新的阐说,体现了赵树理研究格局的新开拓.萨支山（中国社会科学院）以赵树理为中心考察了当代文学的源头,认为延安文艺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可以看成是一种局部的文学形态推广到全局成为大陆唯一的“文学事实”,但延安时期被誉为“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却没有成为当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赵树理方向”也很少被提及,这并不意味着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存在差异,而是意味着文学意义秩序的建构是一个不断产生差异和矛盾的过程.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论述了赵树理建国后在当代意识形态的光环中逐渐淡出的根源在于赵树理与新体制之间的逐步疏离、疏远乃至背道而驰.刘玉凯（河北大学）认为赵树理追求文学的大众化并没有违背五四精神,而是把五四精神延伸到了中国农民身上.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例探究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形式.苏春生（山西大学）以赵树理与丁玲之间的恩怨为基础,颇有新意地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场文艺思想论争―――“东西总布胡同之争”.
虽然十七年文学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时间跨度有限,但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却是或将是很大的.因此,十七年文学研究更成为本届年会的“热点”.长期受到冷落的十七年文学重新进入研究界视野,应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一种表征.
５０年代的一些出版物具有非常充分的历史实证品格和非常深刻的文化变迁意义,但长期以来却成为了正规文学史研究的“三不管地带”.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绿皮书工程”为个案,深刻反省了“５０年代对４０年代的修改”.他指出可以从现代文学版本学价值、现代作家在修改过程中透露出来的精神文化学价值、三四十年代文学名家名作在共和国初期被接受的程度和方式的文化接受学价值等方面考察“绿皮书工程”的价值,他认为给五四以来一批著名作家出选集、选本和文集本是颇具规模的文化建设性举措,但在５０年代波澜不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文艺片面政治化的气氛中,作家未能从容地、深思熟虑地清理和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就急于动手修改早获公论、定评的名作,从而只能是用一些初步学到的理论概念和社会要求对本来具有生命完整性的艺术作品进行一些削足适履的删节和修补.“绿皮书”的修改多是政治性的,甚至是为了政治的明晰性而不惜损伤作品的艺术完整性和多样性.他指出如何处理政治价值体系和文学观念体系之间的整体性和差别性是一个需要长期摸索的历史课题,和平建设时期的大国文学应该有大国的风度和气象.温儒敏（北京大学）就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观察了５０年代文学史的“生产模式”,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情形.
对十七年文学的或褒或贬、或誉或损,与研究者的评价方法、评价思路有很大的关系,一些代表就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十七年文学是一个题材上具有政治化特征、题旨上含有意识形态化倾向、文学生产流通中也隐含着政治权力运作机制的独特存在,因此“进入”十七年文学的渠道、方法和途径也必须是独特的,从而提出把“政治文化”概念引入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之中.田建民（河北大学）呼吁人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能意气用事,不要以简单化的态度和单一的个性主义价值标准给十七年文学或戴上“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帽子或定位为“御用的宫廷文学”,应以宽容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评价十七年文学.王本朝（西南师范大学）认为从文学体制的角度关注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丰富矿藏.岳凯华（华中师范大学）指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制度性”规约功能的文代会、文联、作协、出版社等会议或机构则促使５０年代文学逐渐向单一化文学形态推进与演变.
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不能离开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正确估价和认识.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在多元文化场中对４０―６０年代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成与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工农兵走向中心、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李运抟（湖南师范大学）论述了十七年文学思维定势化的原因及其在思想、情感和艺术形式等三方面定势化的具体表现.范培松（苏州大学）以２０世纪散文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了十七年散文所表现的“工农兵中心主义”的形成渊源.颜敏（江西师范大学）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检视和思考了十七年战争文学的生产方式,认为十七年战争文学作为红色经典可能还会留存于史但可能不再是作为文学的经典而存在.魏建（山东师范大学）论述了十七年山东作家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从表面并无关联的文学现象中寻找海外作家与十七年文学的内在联系,论述了十七年时期林语堂在美国的文化小说创作.
其实,十七年文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学场,对外它也有摄取、吸收和交流,虽然不如当下文化交流的频繁.方长安（武汉大学）对十七年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历程予以了详尽描述,认为对俄苏文学、欧美文学、亚非文学的译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和文学三重话语所构成的复杂语境决定了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时期的嬗变与特征.
二胡风与沈从文：今日研究的意义
２００２年,是胡风、沈从文的百周年诞辰,年会对这两位从左翼文学内外部做着许多努力而又有着异乎寻常遭际的作家予以纪念,自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宗明义地指出,今日研究沈从文、胡风不禁引发我们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对象的“贫矿”与“富矿”的思考,目的在于如何让“贫”变“富”,提炼出现代文学史发展中的精华,去伪存真.胡风在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上反对组织领导文学,在排他性中保持着文学的独立性,排斥客观主义,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这是今日研究胡风的意义.沈从文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对文学进行批判,坚持纯文学,这是今日研究沈从文的意义.不过,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可一概而论,要进行多层面的探讨,譬如对沈从文的现实主义、胡风的主观主义等论调均可提出质疑.沈从文的命题是神性在生命中,但在《抽象的抒情》一文里却认为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抽象的抒情,可见沈从文的创作是现实与浪漫、客观与主观的融合.而胡风派文学的创作观潜层上是主观主义的,但隐性层面又向浪漫主义打开了大门,反对现实主义的变质,反对用阶级、派别划分作家作品.
胡风是一个理论家,对他的功过、成败的评价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严家炎从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的角度对胡风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四五十年代文学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文学转型,一是从４０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的多样格局转向大一统的狭窄单调,一是从５０年代后期走上符合文学规律、实行自由竞赛、既有主流又能多样化的开放道路,而这种真正的文学转型却至少迟到了整整３０年并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苦难和牺牲,胡风就是这样一位以自己沉重的苦难和牺牲推动后一种文学转型早日到来的殉道者.他指出了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五四”传统、对封建意识侵袭革命队伍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二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坚决反对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从而捍卫了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正确功能,三是１９４９年后即使处于左翼阵营内部反对派的位置被视为“异端”也毫不退缩,及时而自信地提出了防止革命文学理论僵化和体制僵化的措施.由此可见,胡风是永远值得纪念的.王丽丽（北京大学）以４０年代与胡风有关的三次论争为中心,辨析了胡风与左翼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歧异和碰撞,指出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在于胡风对意识形态“询唤”的漠视和拒绝.蓝棣之（清华大学）重点评价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则具体考察了胡风与茅盾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
对沈从文的认识,寄寓着与会代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有的代表集中论述了沈从文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化渊源.陈国恩（武汉大学）认为沈从文面对２０年代末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运动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自觉地退居边缘,描写湘西边地宁静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事纠葛,指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不是乡土文学而是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它与左翼文学思潮构成了矛盾统一、共存互补的关系,折射出了中国浪漫主义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的独特命运.涂鸿（西南民族学院）考究了楚巫文化对沈从文湘西地域小说创作的影响,指出沈从文湘西地域小说所追求的浪漫的情感世界、所展示的神秘边地风情、所表现的崇高民族精神都深深地打上了楚巫文化影响的烙印.喻大翔（海南师范学院）论述了沈从文在２０世纪散文史上的地位.杨联芬（北京师范大学）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反现代性”予以了阐述.裴春芳（清华大学）则着意于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研究.有的代表则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熟知的理论家、思想家的沈从文.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肯定了沈从文在小说理论批评上的特色,指出沈从文重视文学的本体性与独立性,重视创作的主体性,追求艺术美、人性美,强调小说叙述故事与文字技巧的“恰当”,体现了以节制、和谐、匀称为主要内容的古典美学的思想特点.
三众语喧哗：学术话题的多元
除上述议题外,与会代表还就其他学术话题展开了讨论和思考.
黄修己（中山大学）指出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是如何提高学术研究的品位,增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更加规范化.他认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要克服重主体轻客体、以论代史的主观主义的倾向,无视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往往抛弃史料、抛弃真实,建造空中楼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从空中回到地面.刘勇（北京师范大学）结合自己的编撰体会,畅谈了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姿态、如何评判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如何确定学术史构建的中心等问题.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情况,认为在大文学史观的确立、现代性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探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张福贵（吉林大学）认为“经典化的理解”是当代鲁迅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主题,神化鲁迅、专注于鲁迅缺陷的极端化认识现象都是近年鲁迅研究的不良倾向,要还原鲁迅.陈方竞（吉林大学）讲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复杂体验和切身体会,认为学术研究的民间性质是学术研究保持创造活力的根源.这些问题和方法的提出,对于摆脱当下学术研究的困境和拓展学术研究的领域必将有所助益.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处在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之中,其写作方式、思想观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朱栋霖（苏州大学）认为“人”的发现、“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动力.梁启超首倡“新民说”是对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呼唤,“五四”文学倡扬“个人”的旗帜是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是由把“人”的社会性再向另一端推进的结果,但３０、４０年代还有茅盾着重于“人”的社会性,巴金、曹禺执著于“五四”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人”的观念,老舍强调“人”的文化属性,通俗文学对“人”的世俗性的刻画.５０、６０年代“革命文学”禁绝一切其他声音但“人”的声音也若隐若现,新时期文学的一系列文学沿革是对“五四”“人”的观念的再寻找,而９０年代文学所体现的对“人”的新发现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刘晓林（青海师范大学）指出中国左翼革命的民粹主义潮流构成了左翼文化运动和文学写作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显在标识,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与民众情感和乡土价值由最初的对立冲突到最终的服膺、从启蒙者变为被改造者的身份转换的心灵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信念被割裂、被颠覆的悲剧性历史.高玉（浙江师范大学）论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审美中心主义.
对现代文学观念生成渊源、实践得失的厘定和评判,也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焦点.俞兆平（厦门大学）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了创造社成员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与康德美学的深刻联系,认为创造社的“自我表现”、文学“无用而有大用”等命题的提出标志着“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生与延展.钟军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借鉴陌生化方法与理论,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了胡适“作诗如作文”理论的得失.
本届年会的特色非常鲜明,参加会议人数之众、学术话题之多、活动密度与强度之大,乃历届年会所罕见,因此意义非常重大.正如钱理群在闭幕词中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次会议,我们这个学会,就是‘学术坚持’的一种象征.我说我们正在进行学术坚持,是有充分根据的,或者说是从这次会议上许多朋友的呼吁、发言中概括出来的.”［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岳凯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