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想与遗憾》序

更新时间:2024-03-0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2900 浏览:57146

记忆力衰退,记不真是不是高尔斯华绥的某个剧本里,检测人物之口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聪明人把很复杂的事讲得十分简单,笨人则把十分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
据此,则耿庸应该归于聪明人一类.不过要讲清楚,只限于在谈文学的场合;别些方面,比如,在生活里他是既迂又笨,绝对不比我高明多少.他谈文学能把复杂的现象讲得很简单的印象,我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留下的.
那一阵,几乎每天晚上,几个朋友都聚集在淮海中路耿的寓所神聊.除我以外,到场的有张中晓、罗洛和王戎.如今前两位都已先后弃世,只剩下我、耿和王戎了.话题大抵是与文学有关的种种,争得脸红耳赤的时候也有.有时谈得很晚,就到近处的街头酒馆去吃夜宵,边吃边赓续着话题.记得有一夜,大约是胡风案发前的1955年春天,因议论当时批判胡风的各种论调,谈得很晚了,耿和我和王戎出来吃夜点心,附近的店家都已打烊,直到兴国路转弯角上,才有一家小酒馆还开着,没有别的菜肴供应,只有咸蛋一味,我们便啃着咸蛋下酒,哓哓不休地争论着一路谈来的活题.快分手时,耿庸总结性地说:所有文学上的各种纠纷,各种争执,不论多么纷歧,是非多么纠缠不清,归根究底都是现实主义与各色非现实主义的对抗.
这真是驭繁于简、一针见血的论断.当然,这是指正常的文学论争,横加或竖加到文学中来的实用的功利性的目的和手段自作别论.
其实,耿庸这句归结各种文学论争的底蕴的话,道理也极平常,不过经他一点明,确成了我以后阅读和思考中验辨各种学说和主张的标准或曰定性分析计.在我,是十分受益的.
那几年我们切磋文学问题的乐趣,多少年后回顾犹令人神往.但如所周知,1955年5月降临的一场灾难将我和耿都卷入其中,彼此暌违了二十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隔离中我和耿仍在“神交”.先是,我在被拘禁中,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什么可以追究,只能追查我和“分子”们交往间的“反革命密谋”,而接触较频繁的是耿,于是穷追我和耿的交往言谈.这就促使我在狱中也不断回忆彼此间的关于文学的交谈,乃至反复吟味,作为我囚居中打发难堪的光阴中的消遣.1966年初,耿被释放,我们在一次会场中邂逅,如非凛于严酷的局势,我真想和他私下会晤,倾谈别后对于文学上的一些想法;我相信耿也有同样的愿望,而且深信他即使在蒙难中也不会放弃他的文学思索.直到“”造反派将我的书抄走以前,我还保有他的《〈阿Q正传〉研究》,我还暗自读着,并在书上批注着我的意见,期望有朝一日能同他讨论,哪怕争得脸红耳赤一如当年.
没想到这样的对话竟会在万难料想得到的年月,即“”期中的1970年以通信方式重新进行.在那种年月中我们竟干这样的事,简直是昏大胆,居然好整以暇地讨论起现实主义来,如果当时有个窥伺着我们的舒芜式的人物,那后果还堪设想么!
那几通历劫幸存的书简收入了1987年出版的《文学对话》一书中,这书又收录了我们两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系列谈文学问题的信简,只有1979年发表在香港《开卷》杂志上的关于话剧《王昭君》的一组通信,当时没有找到而没有收入,经耿的允许收在我2000年的文集《零年零墨》中.此外还有几封发表在《文论月刊》上的论文学的信也没有收入.
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两人共同主编《青年文学手册》,这次合作以后,因为各人忙于各人的事,两人间的文学对话才结束.前于此的几十年中,这种切磋迤迤逦逦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对话的中心都环绕着现实主义这一命题.终止对话的原因,主要恐怕在我.因为我愈来愈感悟,这种讨论几乎是白费劲.文学的运作全不系于文学本身的思维活动,过去如是,如今也是如是.耿当然也不会不察觉大气候的厉害,比如,政治和钱袋之类更左右文学的命运,以至管事的宁肯听任诱人做白日梦的武侠小说,脑后长豚尾的皇帝小说等标准的“精神复辟”这类玩艺狂轰滥炸;而严正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则极少容身之地,更不谈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泛滥的“现实主义过时论”了.但耿本着对文学的情痴,可说是积疾难治吧,九十年代还在诉述他的《文学苦话》,我虽然对文学现状泄气,一面也对耿在寂寞中的孤诣独往心怀感佩―――因为,不论怎么萧条寂寞,事情总归还要有人来做.
现在耿将他历年的言谈裒集出版,我以为有多重意义:存记一个时代的文学风习;表明石在的火种不会熄灭;呼唤甘耐寂寞的同道和勇敢的继起者等在我,则更有一层,这集子也包含着我们间堪珍惜的友谊.
2003年4月,沪西天钥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