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文化交流活动在如今日益频密,使得文化差异这一往往会对交流活动构成障碍的概念凸显出来.文学创作作为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借助文学翻译构建了跨文化交际桥梁.文学翻译自然难以避免以各种翻译途径克服文化差异这一重任.
[关 键 词 ]文化；文化差异；文学翻译；翻译策略
[DOI]10.13939/j.ki.zgsc.2015.01.143
社会发展为人类实践提供了日渐广阔的空间,人类社会实践方式也异彩纷呈,种类繁多.各类实践在不同层面均涉及文化这一范畴,不论是语言文化、科技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其中文学创作作为反映社会现实、抽象人类规律的实践方式之一,牵涉跨文化交流这一目下时势所趋.因而文化差异也就必然成为文学翻译中不可回避的内容.
1.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定义
有关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的定义分歧与争端早已结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信仰与规范集合（the totality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1]或“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文化差异（Culture Difference）则是跨社会形态、模式的信仰与规范集合的不同.文学创作作为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文化活动势必背负其烙印,反映其特定信仰与规范集合；因而导致文化差异,这一相对异质文化形态接受者形成的解读障碍.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则是跨语言体系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往往是语际（interlingual）,而非语内（intralingual）概念.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是不同文化的镜像；语际翻译是不同语言体系间的交流与合作,势必面临文化差异的处理.
2.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关联
文化差异不以政治意义国家疆域为划分标准与界限.虽然政治这一往往涉及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文化活动有不容忽视的操控能量,其影响时常见诸翻译活动；文学创作,这一社会图景的写实手段,更难离政治.但政治意义的国家疆域却并不形成文化差异划分的唯一量度与界限.因为从文化角度出发所探讨共享一套信仰与规范的社会,是不以国家疆域界限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概念.因而文化概念的不同社会是与不同国家既相交又分离的共核概念（Common Core）组合.即,一个文化概念的社会形态可以跨越国界,一个政治意义上独立的国家也可涵盖多个不同文化社会形态.是以文化差异不一定平行于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正如霍奇森所指出的那样：“将文明视为一个不连续的区域性存在的思想是毫无疑义的.”[3]文化与文明的不可分割性,使其也体现同样特性：跨地域连续性.但尽管在保持其连续性同时,文化也呈现地域差异.在同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如此,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亦复如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例,在宗教源起之初,基督教是以犹太教为蓝本的.因而其教义与犹太教颇有渊源.独立之后,其信众的单一性也使宗教文化折射出单一性.但随着基督教在世界的广为流布与接受,其宗教文化也日渐丰足与多元起来.迄今为止,基督教已分化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主要分支、105余派”.[4]此时,人们已经完全遗忘了犹太教对基督教文化的肇始作用.而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在拜犹太教所赐同时,这种多元与其流布接受过程中的地域人文情态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以形成基督教遍布世界的众多流派与相应文化活动.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以不同文化为背景的作家自然会流露出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差异.如霍桑的《红字》,作品通篇贯穿基督教赎罪意识；而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则试图抹杀对穆斯林及其文化与宗教的认同；丹布朗的《达芬奇》被宗教界人士斥为歪曲宗教信仰,但文学作品及改编电影备受非教派人士追捧.这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对跨文化背景文本的接受差异不失有趣的文化现象.同一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核对不同受众引发的接受反映可能截然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本成功与失败.所以文化差异意识对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不可或缺,而后者正是上乘文学翻译的前提.因而文学翻译中应对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译者应考虑接受读者的文化语境,意识到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意味着在译介新文化,同时在接受文化中重构包括社会、经济及语言等层面的源文化.文化差异作为文学翻译,这一时常跨越文化背景进行译介活动的重要又不可回避的层面,本身也是文化现象之一；而对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也同属文化活动领域,二者均被文化研究所囊括.所以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是呈双向、同质交织运动状态的手段与目的、客体与本体关系.
3.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应对策略
文学作品在翻译学中被定义为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处理涉及地道或习惯表达,如俚语、歇后语、问候语等；习俗或常规如节日、婚丧嫁娶、礼仪等；历史渊源如朝代更替、政纲演进、人物交迭等；上述仅为文化差异在文学文本中体现之万一,但不论它的体现形式怎样,译者译介行为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将以不同程度改写源文本（因而有了译本比较研究这一翻译实践研究模式）,因为接受文本（Receptor/Receiving Texts）中无可避免会出现以忠实（Fidelity）为前提对源文本的增删.而改写程度大小则视译者手段运用而定,或译者译介意图而定.接受文本或意在引介异域文化或实现重构后在目标文化中对源文本的接受.前者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异域情态（Exotici）及独有特征（Realia）,通常会采纳音译、异化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引致阻抗（Resistancy/Resistance）现象,异域文化负荷有可能会丰富或动摇目标文化系统.后者着眼于在目标文化系统中重构源文本,词汇替换、归化等手段会是选择的对象,从而产生冗余（Redundancy）现象；使目标文化多样化,巩固其系统.此外,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策略还常涉及建构性翻译常规（Constitutive Translation Conventions）、折射（Refraction）、预先规范（Preliminary）等.译者对源文本的处理策略将不仅使接受文化读者能接触源文本,左右其对源文本的接受；也能对源文本所根植的接受文化（Receptor /Receiving Culture）多元系统（Polysystem）构成操控作用,从而对目标文化体系构成影响.以中国传统文化书信表达为例：信末文言体“顺祝/颂教/商祺!”现代汉语体“祝安!”“安好!”等在很多情况下无差别地被译为“Best wishes to you.”反映出东西文化尚礼与尚简生活态度的文化差异.又如《前赤壁赋》开篇中最后一行后半阕“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富含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底蕴.A.C.Graham在译文中处理为“hovering above as though we had left the world of men behind us and risen as immortals on newly sprouted wings.”其中“world of men”、“immortals”是典型基督教文化符标.两个截然不同体系中的文化概念在此交会,这恐怕是苏轼始料未及的.再有译界佳话：张谷若先生对“Did Copperfield”中顺口溜的翻译.“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我爱我的所爱,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我恨我的所爱,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我带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一家,和她谈情说爱.我请她看一出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久你亲我爱.她的名儿叫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翻译实践中此类神来之笔不胜枚举,策略多样,无一例外体现译者意识形态对文学文本中文化差异的作用与体会.进而展现译者意识形态与作者意识形态的融合与冲突.
文学翻译对接受文化而言是一个改写源文本但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其异质文化特征的过程,而这一异质文化特征与接受文化背景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它可能与接受文化背景有同源关系.通过这种译介手段从异域文化汲取养分,可视为接受文化充实自身的途径之一.通过文学翻译中对文化差异的客观建构,也可驳斥如东方主义（Orientali）、中国威胁论等这类对异质文化的曲解与误读,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跨文化交流障碍,建立更畅通的文化间理解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