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1年8月7日至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以“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近百名来自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荷兰、丹麦的汉学家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
举办本次学术会议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对话,借鉴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方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进入21世纪,国际文化交往日趋紧密,与此同时,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日见频繁,面对世界文化格局的空前变化包括文化霸权的压迫和各种文化身份的诉求,文学和文学研究是否还有自身存在的理由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学研究者能够为中国和世界提供怎样独到的见解,从而用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促进各国、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之间的理往和相互理解文学研究者们希望借助“文化”的范畴来同时处理上述两个问题,在经营自律性学术的同时也希望加强学术与生活之间已经弱化的功能性关系.然而,与会学者发现,他们之间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正如文学研究所钱中文所指出的:西方近年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我国学者一贯坚持的“大文化研究”是不同的范畴,其间蕴涵着“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不同诉求.其次,学者们还发现,同样是“大文化”研究,当着眼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文化与个人、文化与文学、文学与学术的不同关系时,基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之间的思路也有相当的差距.但是,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本次学术会议,学术对话是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不仅激活了诸多可能的学术生长点,而且不同思路之间的对话正可形成一种互动互补的、景观式的学术视野,这无疑将有力地拓展今后中国文学研究的可观前景.
一、全球化知识中的世界图景、权力关系与身份转换
当经济全球化扑面而来的时候,是坚持普遍论、世界论的立场还是民族论,文化论的立场再次成为学者们“艰难的选择”.学者们注意到,起源于西方的“全球化”知识尽管以普遍性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其中无疑也裹挟着西方世界的文化偏见,并且对后发展国家的接受者来说蕴涵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如何看待这种内涵复杂的“全球化”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文学研究所孟繁华认为,在“全球化”叙事已从想象变为语境的今天,全球化正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从地域情景移植到全球化语境中,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全球共同的“文化经验”.但我们必须注意全球化话语中被遮蔽、被神秘化的那部分,其中隐蔽的权力/支配关系已不仅仅在理论上存在,而且也已在实践中存在,文化霸权的支配力量无处不在.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每个人从集体意志当中脱离出来提供了可能性,个人的重要性被强调了,但同时我们又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于是认同、身份的问题又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焦虑.
韩国朝鲜大学金河林也承认文化霸权的存在,他是通过对文化产业的分析达到这一认识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功能是复杂的:一方面,文化产业强化了大众文化在政治和思想上“操纵大众”的支配作用,其中渗透了掌握文化霸权的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也在减少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目前,各国一方面通过保存、继承传统文化以追求本国在政治上的正统性和团结,另一方面则利用文化产业来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普遍化和国际化.但他又指出,全球化并不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强制,而是基于国家独立性的“自由选择”,但这的确存在着阻碍保持传统文化特性和导致文化支配、文化霸权的危险.
英国伦敦大学赵毅衡以“师、生”关系的比喻描述了中、西文化交往的不平等关系,他认为,中、西文化的交往模式从来都是单向道:西方人为师,中国人求学.此种师生关系至今未变.在文化交流的实践中,今天的格局仍然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赵毅衡的“师、生”比喻在会上引起了争论,但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关于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汲取并未导致普遍性知识的提法.
如果全球化意味着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以“师、生”关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那么,中国的确早已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只是“师、生”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确定.实际上自从中国加入世界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就一直与西方的现代性处在互动或相互质疑的关系之中,正是此种质疑推动了西方现代性实践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从更深的层次讨论现代性的“师、生”关系.武汉大学於可训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所提供的现代性经验.他说,尽管不能把文学创作完全看作是某种群体经验或时代潮流的再现,但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受制于这种群体经验和时代潮流.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当代中国文学正是这种中国经验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从而用艺术的方式将东方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处境凝聚为一种独特的生存经验和智慧,同时也可能给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带来一次历史性的艺术突破.
由于“全球化”的概念难以涵盖和处理复杂的现象和问题,文学研究所杜书瀛认为最好区分“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不同.他的“全球化”概念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交往在某些方面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虽难以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
文学研究所高建平从“文化交往时代的文学评价标准”的角度介入了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他提出的问题是,在文化全球往的今天,还有没有普遍的文学艺术标准存在他没有简单使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概念来回答上述问题,而是基于普遍人性与文化间性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在文化交往中,文学的普遍标准问题才会出现,也只有在交往中,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而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从不同文化视野中形成的不同的“复数的世界文学”观念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应成为我们寻找不同文化之间文学与艺术价值观沟通的正确途径.
在讨论中,学者们意识到,文化性是制约普遍性知识生成的重要历史因素,那么我们还有可能接近普遍性知识吗美国依利诺斯大学蔡宗齐提出了文学研究中“内文化、跨文化与超文化视角”的问题.他说,提出这些批评视角是为了抵制各种文化偏见和种族偏见,包括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话语.内文化视角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根基及其历史的发展而明言不借助文化比较的手段.跨文化视角旨在驳斥陷入困扰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两种观点:相似论与差异论.但是,跨文化的比较模式只是提供了克服相似论与差异论的可能,却不能保证绝对杜绝对相似性的过分强调和对差异性的忽视.于是,蔡宗齐又提出了超文化视角的概念,即超越于不同文化视角之上的比较研究的可能.但是,超文化视角的提法在会议上引起质疑,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在实践中彻底摒弃文化性的存在,尽管都有追求普遍性的愿望.
如何获得跨文化的研究视野文学研究所叶舒宪在发言中提出文化身份转换的问题,他指出,知识的全球化引起本土学者空前的身份(认同)危机,反过来说,知识全球化的前提首先是获得身份的全球化转换.人类学的异文化体验和文化相对论可使学者借助跨文化的他者眼光重新认识本土传统以转换文化身份,从而也就能够使得理性的文化再阐释成为可能.
二、文学的民族国家主题、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
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中的民族国家主题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焦点问题.文学研究所戴燕指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与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文学史”一样,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观念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文学史”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教材,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普世的原则,以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为理想.不过,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看似方向不同,在“中国文学史”中却始终是一纸的两面.
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一样,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同样具有文化认同的性质.文学研究所张中良认为,整理国故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民族文化传统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不是几位学识渊博者偶发思古幽情的个人行为,而是新文学阵营集体参与的不同文化派别的共同事业,不是阻碍新文化运动乃至社会改革的消极策略,而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关系的自行调整.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心理内趋力缘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这使得新文化派和保守派在整理国故问题上取得一定的共识.
清华大学旷新年则主要从民族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主题,他说,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在民族国家―――新中国的建构中起了重要作用.梁启超的《新小说》把小说的“私人”和“市民社会”论述提高为政治的、公共的和国家的论述,五四文学革命一方面提倡“人的文学”,另一方面的目标则是“国语的文学”.现代民族国家将个人从传统家族中解放出来,因而在中国,救亡和启蒙的内涵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但文学研究所胡明的发言对此构成了实质上的质疑,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始终与政治文化、文化融为一体,即使五四以后,文学也没有真正独立于政治文化,只是到了20世纪十年代,随着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形成,文学才真正从文化中剥离出来.胡明的意思是,在现代中国的具体语境中,如果表达个体精神的文学还没有从超个体的现代文化织体中获得自律的性质,个体如何可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建构原则
文学研究所陈晓明使用“历史化”的概念阐述了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趋势的理解.他说,文学的历史化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来,有历史化一步步加剧的趋势.文学的历史化意味着文学以一种总体性的、发展的观念理解、把握人类社会的现实,探索和揭示其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建构一个时间性的、完整的文学世界,以此对现实起到能动的作用.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非历史化的现象,文本实验引发了非历史化的表意策略,90年代作家在重新关注现实的时候,写作被商业主义的审美趣味所引导,使其批判意识被颠倒,在重新历史化的写作冲动和商业主义的审美趣味相混合状态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张力机制.21世纪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本土化的强烈诉求中,重新历史化的可能性非常强,但另一方面,商业主义审美趣味的大量渗入,也许可使作家找到一种新的审美表达途径.
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文学建构文化身份的问题日益突出,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注意到,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范畴,意味着这是一个处于不同语境中的群体和个人借以建构自身话语权利并使之合法化的有效手段,文化身份的建构首先意味着对不同性质和形式的文化霸权的反抗,意味着对全球化语境中各种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抵制.
香港文学的文化认同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文学研究所赵稀方认为,香港曾是殖民地,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叙事想象是多方面的,既有“殖民叙事”也有“反殖民叙事”.后殖民语境中香港的文化建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问题在于香港从来只能存在于他人的叙事之中.与赵稀方的看法不同,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指出,虽然香港人自己创作的文艺小说(纯文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一向相当有限,从来都很少有香港的中短篇小说会引起市民大众广泛注意而改变一代社会思潮甚至影响香港的文化、教育政策,也罕有小说家会因其创作而进入政府公务员体制同时直接间接地影响政治生态.但即使是在社会上如此边缘化的文艺小说,在90年代却也有意无意地承担起建构、改造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即香港意识)的使命,对此应当予以关注.
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文学研究所吕微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现代性在追求理性普遍性的同时,必须通过各个文化共同体―――民族国家方才得以将普遍性付诸实践,因此,现代性的合法性来源就不仅要诉诸其自身的理性普遍性,同时也要诉诸各个民族共同体特定的文化性,而民族文化传统就实质言具有信仰、情感皈依和审美体验的非理性性质.现代性的合法性建立在理性(普遍性、世界性)和非理性(民族性、文化性)的双重基础之上,这是现代性之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现代诸人文学科危机的根源之一.
与文化身份的问题相关,文学研究所杨义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他说,中国文学是一多民族、多区域的复合文明体系,但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眼光专注于汉族文明,使得对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功能和动力的解释处于以偏概全的状态.他特别强调“边缘的活力”给中原文化带来的开放性.他说,少数民族文学对于整个中国文化来说具有边缘性,但边缘的东西没有模式化和僵化的性质,处在流动状态,因而表现出精神的原始性、原创性和多样性,具有超越中心模式化和僵化的倾向,同时也是与边缘外文化接触的前沿和文化交流的相似度检测站.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奇迹般地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文化核心的凝聚作用之外,尚有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为之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因而,“边缘的活力”是中华文学的动力学原理,同时也要求重绘中国文学完整、多样的总体地图.
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通过解读沈东子的文化体验小说,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何谓“边缘的活力”以及边缘、弱势文化认同与人类普遍精神的关系.黄伟林认为,维护民族性的真谛并不是狭隘心性的显现,却往往是对于真正的普遍性的坚持.他说,全球化是技术和经济支撑的世界一体化,以技术、经济为前提的全球化为不同文化的认知提供了可能,但也可能导致全球文化的一元化.这是20世纪这个“文化大发现”时代的悖论.不同文化之间本来没有高低之分,但是由于文化背后的技术、经济、政治有强弱之分,就造成了芸芸众生对强势文化的追求其实深受文化背后的强势技术(优越物质生活利诱)的强烈驱动,而立足于弱势文化立场的主人公的伤感也就成为对于人类普遍精神包括异质文化精神遭受冷遇的伤感,对于多元文化的捍卫也就成为对于人类精神自由本质的捍卫.
三、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建构以及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主题都离不开本土传统,正是在与传统的关联中,文化身份和民族国家主题才是可能的命题.文学研究所杨匡汉在发言中探讨了传统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联系,他认为,传统分远传统、近传统,甚至后传统,即使个人化写作也不可能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苏州大学朱栋霖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体现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但其根本动因却在自身内部,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化对文学提出变革要求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文学是一种血缘关系,渗透进作家人格、文学精神风貌与审美心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主张可以自觉地甚至故意地表达出对传统文学主张的反叛,但是创作个性、审美个性的内涵却不仅仅止于用理论术语表述的文学观念.
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从另一角度讨论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问题,他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从吸收西方文化开始,而是从摆脱自身文化困境开始,借助西方文化只是摆脱自身困境的一种方式.东、西方文化本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如果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对我们摆脱自身的文化困境有用,人们就会将这种文化因素界定为西方文化的整体,于是不同的人眼中就会有不同的西方文化形象,而这与人们摆脱自身文化困境时采取的不同策略有关.
香港大学童庆生、北京大学周小仪同意中国的现代性有其内在动力的说法,但却更强调中国的现代性是在与传统对立的形式求得发展.他们指出,产生于启蒙时期的现代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美学的话语,也是社会政治话语形式之一,是西方现代性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政治功能.20世纪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是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得以在中国移植的历史背景.传统与现代的美学价值对立,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形式“诗话”等被现代性话语所取代是在中国的现代性构造中发生的.而回归传统或重建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的诉求仍然是现代性思维关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理论框架的表现形式,这一诉求带有民族认同的现代性话语色彩.
华中师范大学陈建宪借助“廪君神话在当代复活”的现象也讨论了传统如何存在于现代之中的问题以及民间文学学科的历史机遇.他认为,现代学术以folklore(真民俗)为研究对象,而排斥fakelore(伪民俗),然而,神话―民俗既是传统文化又是文化传统,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性.Folklore具有多种存在形式:原生态、再生态、新生态、衍生态.fakelore是folklore的衍生态,经过考验的fakelore可以转变为新的folklore,因此不应将其排斥于民间文学学术之外.
在荷兰莱顿大学柯雷看来,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诗人和诗评家关于“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也是一个“现代性中的传统”的典型问题.柯雷指出,论争由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或命题所构成,如:中华精英与西方化、本土自豪与精神殖义、置身于日常中国经验与脱离此经验、南方与北方、外省与北京、自然发展的地方语言与意识形态性的异化的普通话等.但奇怪的,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在论争中几乎没能起作用,而且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的明确的诗观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兼容.据此,柯雷视此论争为20世纪中国诗人的认同感危机在后时期实验空间之内的再次呈现,并认为两个阵营同样是在争取获得中国古代传统诗人在社会中理所当然地曾经拥有的身份的继承权.对此,清华大学蓝棣之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只有了解了这场论争的“80年代末”的具体文学和政治语境,才能懂得诗人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不能仅仅依靠对作品和宣言的文本分析.但蓝棣之通过文本分析概括出另一个问题:21世纪中国诗歌写作的几种可能性.他问道,在科技和商业时代,诗歌已不再是一个时尚的话题,诗歌写作还有可能吗未来的诗歌会是什么样子蓝棣之认为,90年代后期诗坛出现了旁观者难以索解的论争,反映了诗歌处在边缘和压力的情况下,重新寻找艺术方向的苦闷和执著,诗歌无前途,但总会有出路.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至今仍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无论说现代性是传统内在冲动的选择,还是说传统存在于现代性的回顾之中,其实都直接关联着学者们自己提问的立场和角度,而不是实质的分歧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言传统、言现代往往是一纸的两面.
四新研究的学术生长点与方法论
在新世纪,面对媒体形式的革命和图象时代的来临,文学和文学研究是否还有可能是否会出现如欧美学者所说的现象―――“哲学、文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的终结”对此,文学研究所钱中文在发言中说:欧美学者认为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单纯研究文学己不合时宜.这可能对他们是如此,对我们来说却不尽然.其中隐藏着出发点,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别.现今流行的文化研究源于对欧美后现代现象的研究,其中贯穿了后现代性的诉求,与我们原有的文化研究并不相同.我们引进欧美的文化研究,宜从现代性的诉求出发,使之成为我们原有的大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我国学者将会在现代性诉求的前提下,汲取欧美文化研究的合理因素,取得自己的成绩.
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将通过怎样途径获得新的创获呢扬州大学王小盾回顾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经验以后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的经验证明,方法、材料,视野的更新是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他本人接触到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汉喃文学资料,这些资料都有激活未来文学研究、孕育新的学科范式和学科分支的意义.对王小盾的发言,文学研究所徐公持补充说,要把材料的更新转换为对象的更新,将方法的更新转换为工具的更新,将视野的更新转换为研究者主体能力的提高,学术的发展应当更多地依赖主体研究能力的提高.
关于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及其方法时,文学研究所周发祥提出“跨学科研究之潜能”的命题.他说,跨学科研究又称“超文学学科研究”,或“科际研究”、“科际整全”.可与文学联姻的比较对象种类繁多,广涉数学、物理学、哲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以及音乐、绘画、雕塑、电影、建筑等艺术门类.其间的联姻,构成了诸如媒介、孕育、融合,渗透、共生、影响、平行、移植等多种复杂的关系,正是这些相互关系,决定着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类型,以及文学研究的深化,而“深化”是防止“泛化”的有效方策之一.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从近年来西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为西方“性别研究”带来空前震撼谈起,讨论了全球化语境中“知识重构”的问题.她说,近二三十年来,西方性别研究理论对汉学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汉学研究在性别差异、权力、、身体和性意识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与西方性别理论的不同之处,足以为后者提供许多新的视角.她认为,未来的知识全球化有待中、西文化的双向影响,即不但西方批评理论会继续影响汉学,汉学也会影响西方学界,此一有深度的批评与修正是今日的学术研究应当拥有的文化视野.
文学研究所党圣元也讨论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视界融合问题.他说,提出此问题是基于对传统文论现代阐释中文化立场和学术理念的思考.所谓“视界融合”指研究者对传统文论资源进行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应从中国文化的原点出发,深入体认传统文论的人文特色,把握古人从创立概念范畴到实际批评运用的思维义法,消除文化隔膜,在还原的基础上对传统文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予以整合、建构.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有一条源远流长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宗教释经学的解释学道路,即内生于中国文学的本然系统和传承系统,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在实践过程中自身选择的发展方式.非逻辑的审美浑沌性,阅读论、欣赏论、体验论的整体体悟方式,化、道德化、人格化的艺术情感表现方式,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解释学的特点.金元浦试图在中、西不同解释学的对比中突显本土文学解释学的学术传统,也力图使之成为一种能够反观西方解释学传统的、新的学术立足点.
关于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问题,一些学者特别提出当前加强文学本体研究的必要性.南京大学朱寿桐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心理学研究,80年始涉历文化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在新世纪的文学研究中,文化学研究不应取代或遮蔽美学等的研究角度,文学研究最可贵之处往往在我们可能忽视的视野之中.台湾清华大学朱晓海也认为,异文化视野和跨学科角度固然是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但“求诸本心”可能更属中国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文学固然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领域,但文学并非全无独立的空间,将文学仅做社会文化的缩影,这样的文学―文化研究将膨胀到不恰当的地步,在强调了文学之社会文化功能的同时忘记了文学的第一要义.武汉大学陆耀东认为,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置于文化视野之下是必要的,但不能丢弃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特殊性,不能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这是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荆州师范学院王泽龙也指出,借助文化视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表现为:文化视野对政治视野的超越,文化视野与现代文学对象的切近,以及文化视野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其局限性则主要体现为:文化视野是一种外在于文学本体研究的非文学视野,因而仍然是一种受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影响的泛意识形态批评.
文学研究所王保生探讨了现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他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十分拥挤的学科,30多年的历史,却有四五千研究和教学人员.至今,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200多部,但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大同小异,缺乏新意,二是入史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庞杂.今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要向经典化转变,那些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的作品,应摒弃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即使那些在当时形势下有过一定影响,但艺术上乏善可陈的作品,也不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再占据一席之地,对过去被视为名家名作的,也要用新的眼光来打量,不轻易许人以“著名作家”、“史诗作品”.
会上,许多学者发表了他们的专题论文,如清华大学清王中忱考察了19世纪中叶兴起的以铅字活版方式印制的书刊到五四时期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书刊的物质形态与生产、流通方式的特征,以及由此建立的文学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五四时期叙事文学表述特征形成的历史原因.清华大学张玲霞探讨了早年清华(1911―1949)校园文学繁荣的缘由和意义,以及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
大会组委会主任之一、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在大会结束前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这是一次文学多学科的学术会议,无论古今、雅俗、史论、中外、传统与现代、宏观与微观,各个层面的交流和相互质疑使得各种学术思想形成热烈的对话局面,“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探索的空间.但本次会议还只是冒号而不是句号,是一个新的学术起点.20世纪我们引进西方文学理论,但西方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是一种有缺陷和局限的世界性,中国学者有责任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转化为具有现代性的学术资源,以补充、丰富世界文化、世界文学.杨义再次强调了“文学三世说”.他说,中国古典文学观是“杂文学观”,20世纪我们接受了西方的“纯文学观”,使得文学本身成为一个学科,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和进步.但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又发现西方的纯文学观与中国传统的对文学的体验存在偏差,于是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大文学观”,“大文学观”既吸取了“纯文学观”学理的深刻性同时又吸取了“杂文学观”知识的渊博性,从而在新的时写作技巧性的基础上融合、铸就一种新的文学观,这个文学观的基础就是文化视野和文学的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吕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