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户籍制度的变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贫穷,大批农民以民工的身份涌入城市谋生,他们是城市生活方式和文明的追求者、城市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劳动力, 又是城市的底层和牺牲者.新时期文学对农民工进行了大规模的描写, 形成了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 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关 键 词 ：失“根”者新时期文学形象变迁
作者简介：赵耀,女,四川遂宁市人,1969出生,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0-0221-02
“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术语,是指进城打工的农民.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户籍在农村,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土地也在农村,但他们离开乡土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因此,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叫做失“根”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发展的各个环节都闪烁着“农民工”的身影和智慧,也成为大众文学关注的对象之一.据统计,光从2001年第五期到2003年第十期,以著名文学期刊《收获》、《十月》、《当代》、《中山》为调查对象,关于农民脱离土地进城的题材共约300篇,足见数量之巨.在这些作品中,“农民工”的形象可分为：“城市身份的渴望者”、“精神漂泊的返乡者”、“金钱下的堕落者”、“生存的抗争者”等形象类别.
一、城市身份的渴望者形象
在中国,对农村和农民的文学书写有几千年的历史,回望20世纪的中国文学,对农民的书写是一个主题,回望20世纪的中国社会,对变迁的记录是一道风景.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等都是亟待启蒙的、愚蒙的旧式农民的代表,而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则是农民纯净、美丽的象征；赵树理的“山药蛋”、孙犁的“荷花淀”是农村在革命与变革面前冲锋向前的新形象.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农村和农民,给了作家不同的视角和灵感.对农民来说,乡村赋予他们生存的基本权利,却没有给予他们较富足的物质和优裕的生活,物质的匮乏和对现代生活的向往使他们离开土地,离开生养他们的乡村进入城市,梦想成为城市里的一员,但城市并不是他们理想的栖身地,城市给他们的只是最低廉的收入和最苦最累的工作,他们被看做社会结构中最低等的人而饱受城市人的鄙视,他们虽身处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成了城市的另类或边缘人.
纵观新时期以来,农民进城主题的小说中,对城市的这种特殊的陌生感一直存在,也恰恰是这种掺杂着物质和诱惑的陌生感引起了主体对于城市表象的迷恋.现代性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而农民工在城市这块磁铁面前,只是一粒细小的铁砂.他们厌倦它,却离不开它.即使在其中吃苦受罪,伤痕累累,也始终不能与之完全割舍,“震惊进而着迷”可以说正是农民工对城市的最初、最直接的理解,对都市物质性的震惊使得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对于物质性、现代性的迷恋,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困苦的都市底层生活着,而不愿意离开城市.
二、精神漂泊的返乡者形象
“返乡”在这些反映打工者生活和境遇的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离开家园的时候,大多交织在两种命运之间――漂泊抑或返乡.漂泊意味着离开家园来到城市,返乡则意味着告别城市返回家园.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乡村永远是他们的大后方,是他们精神的栖居地,加上传统中国恋乡恋家情节,回乡就成了打工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城市这种近乎残酷的启蒙中,他们自觉地开始回望自己的故乡,回望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在其真正返乡之前,个体在精神层面已经完成了一次返乡.
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讲述了打工竞争中遭到挫折的段志不得不回到思念的家乡,但家乡封闭落后的生活同样使他不适应,于是又回到曾经务工的“别人的城市”.在城市里,段志、齐乐一度跳槽,经常更换工作,很难在一家公司长久地干下去,没有了归属感的心灵,虽然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是乞丐,但他们却像乞丐一样精神漂泊.
小说《下一站》,最早刊发于1989年《特区文学》内刊,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打工者尽管行走于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间有些迷茫,却在内心深处渴望“下一站”,渴望在“下一站”找到自己精神上的归属,找到家,让自己的精神不再流浪.不过更多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这一时期,农民工的心理上有了巨大的落差,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李铭的小说《幸福的火车》中,在城市中饱受折磨的两姐妹最大的梦想就是坐上饭店旁天天呼啸而过的火车,幸福地回到故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睁开回望故乡的那双渴望之眼.故乡成了疗救困难的药,故乡成了她们继续活下去的方向和希望.到了最后,主人公在想象中完成了告别城市、回归故乡的伟大决定,踏上了回往故乡的火车.
三、金钱下的堕落者形象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上个时期相比,当下表现来自于乡村的“农民工”小说中,就人物形象而言出现了一个鲜明而突出的变化,那就是：进入城市的乡村女性形象及其城市境遇和遭际,进入作家和文学的视野.女性进入城市改变自己的存在处境的渴望,不仅来自于经济物质,也来自于追求真正的平等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人性” 和人格诉求,当然, 也不排除个别人的虚荣心理――进入城市或在城市生活标志着身份、地位和精神心理上的优势.然而在乡村生活中,女性的性别因素使她们处于劣势和弱势,进入城市,与男性“农民工”相比,性别因素在就业、谋生和报酬等方面依然处于劣势,因此,她们来到城市后的就业、谋生和发展,面临着相当严酷的环境和压力,生存竞争中的劣势和屡受打击,无情地粉碎了她们的城市梦幻.在这种情形下,城市生活的严峻和不甘于理想破灭的一些乡村女性,力图重新发现和寻找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市场价值与可资依仗的优势.在金钱的诱惑下,大多数农村女性不得不选择了堕落.借用吴玄的《发廊》中的一段话可以这么说：“发廊改变了我妹妹的命运,乃至全村所有女性的命运.通过发廊,女人可以赚钱,而且比男人赚得多,我妹妹一个月寄回家的钱,就比我父亲一年劳作赚得还多.后来,村里凡有女儿的,日子过得大多不错.从此,村人再也没有理由重男轻女,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乡村姑娘肉体和道德的沦落,在这种现代性的沦落背后,居然印着村人的集体认同,出卖身体被塑造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发廊里的
女孩被塑造成村人的榜样.
四、生存的抗争者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农民工”的形象开始由来到城市沉浮,过渡到渐渐融入城市,这个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登上打工舞台,与他们的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是伴着电视和网络成长起来的新式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感情已经很淡,他们对农村的生活已经慢慢疏远,他们受乡土文化圈的约束已经很小.受其影响,整个“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变化,来到城市打工,他们的追求不再是挣钱养家,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简陋、艰难地去享受生活.
依燕的《飘零燕》(《佛山文艺》1998年第12期下半期)等作品传递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打工者的形象,他们或者在“新二元”的夹缝里探寻生活,在探寻中慢慢堕落下去,或者抓住机会成为打工一族的成功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或者成为打工一族的精神领导者,喊出了打工者心底的豪迈.栩栩如生的打工画卷,被这个时期的打工者记录下来.《打工女郎》中的康珍,从一个扛石头的建筑女工,不断把握住机会,勤奋学习电脑操作技术,到大学中坚持业余充电,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美丽的白领丽人.
五、结语
农民工的形象从农村的,城市的边缘开始,这些形象是流浪的、孤独的、也是抗争的,他们带着户籍制度深深的烙印来到城市寻梦,他们是以一种“生存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他们的形象开始“进入”城市里来,参与城市的发展,这是他们在前辈的脚步里开始在城市的夹缝中扎根,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堕落,但更多的是求生存,他们肩负着更多的是一种“发展者”的形象,进入新世纪,这批农民工大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网络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要给这类人的群体形象归类的话,表现为明显的“融入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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