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赡的文学之河与缺位

更新时间:2024-02-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7754 浏览:32036

伴随着自战争以后我国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而出现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征程,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由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热点的转换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对于这百余年来许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也是潮涨潮落、纷纭变幻.我们认为:在和平发展、多元开放的今天,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更为阔大、兼容的心态,重新梳理与检视这百余年来的文学成果,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发现这百余年的文学史竟然会是如此的丰富与复杂,如此的繁茂与多样,同样也可能发现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压抑与遮蔽.下面,我们试从这百余年文学历程中选取两组极不对称的例子,来看看我们的文学之河是如何的丰赡,而我们的研究又是如何的缺失或者是有意识的忽略.而这,对于丰富与拓展这百余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一、 鲁迅与张恨水

尽管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先生要比出生于1895年的张恨水年长十四岁之多,也尽管鲁迅先生发表于1918年的重要成名作《狂人日记》比张恨水出版于1930年的重要长篇《春明外史》要早十二年之久,不过,他们的共同点却在于,从时间角度说20世纪上半叶的二三十年代均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期.他们都是在这段时期创作了在文学史上产生影响的主要作品,并形成了在这一时期纯、俗两个不同文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家.

发人深省的是:对于这两个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产生的重要作家,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乃至更为广泛的社会阅读大众却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接纳态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度沉浮.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旗手的鲁迅,在他刚刚发表文学作品时其实并没有一开始就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与欢迎.1924年2月,《呐喊》刚刚结集出版不久,创造社元老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这样说道:“《阿Q正传》是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1)其时创造社尚没有与鲁迅先生发生论争,因而成仿吾的这些话并没有带上情绪化的偏激言词,而应该是这时成仿吾的文学趣味与价值观念使然.其后不久,张定璜先生在1925年1月也是这样评价着《呐喊》:“《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2)对鲁迅先生的小说采取了轻视乃至批判的态度.

如果说成仿吾、张定璜等人对鲁迅作品的否定或者误解可能是因为不算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偏见,那么周作人、茅盾等人在当时对鲁迅作品语带保留的评价就不能作如此解释了.周作人在《阿Q正传》刚发表不久,便于1922年3月1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题为《阿Q正传》的评论文章,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等因为他多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作为鲁迅的亲兄弟,同时也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周作人在这里所注意到的还主要只是《阿Q正传》在艺术上新的探索与追求.同样地,茅盾先生在1923年10月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也是着重惊叹于鲁迅先生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等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3)

其实,鲁迅先生是有备而来的.他在创作《狂人日记》时抱定的就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4)的宗旨.他在1918年8月致好友许寿棠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等前曾言中国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5)显然,鲁迅先生是想通过小说来表达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真知灼见.同样情况也反映在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真实动机中.1933年,他在《再谈保留》杂文中谈到当初创作《阿Q正传》的想法时仍然认为:“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6)可见,鲁迅当时的念头并不是为了“新形式”的创新,也不是为了当时适应《开心栏》的要求故意滑稽或者冷嘲,他其实有着坚定的文学功利性与目的性,只不过他的这种功利与目的在当时还没有为人们所重视和所瞩目罢了.

事实上,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在最初时并没有能发现鲁迅作品的深刻与伟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中,并没有将小说赋予过于强烈的社会使命.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宣称:“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起‘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在鲁迅看来,他创作小说只不过是想利用小说的力量,其目的则是在于改良社会.因而,他自觉地与传统小说划上鸿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他明确宣称创作小说的目的:“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基于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功利心,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艺术上也自然出现了新的特质与追求.他这样叙述着小说创作的技巧:“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批.”(7) 内容决定形式.适应着鲁迅先生强烈的社会功利要求,他小说中往往出现的是勾勒式的白描手法,以致到后来,他不满意于小说功用的缓慢与晦涩,而径直转向到直面社会与人生的杂文创作中了.


作为早期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于鲁迅的创作转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充分的肯定:“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从容地把他底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强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8)在这里,瞿秋白对鲁迅杂感乃至他所有文学创作的肯定在于:鲜明的政治立场、深刻的社会观察和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这已经不在于艺术技巧方面,而是主要转移到思想观念的层次.到1940年,同志在《新主义论》中给予了鲁迅最高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几乎是空前绝后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不但等而且等”是一个递进关系的从句,如果没有了后面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那么,鲁迅先生也可能依然是一个文学家,也可能依然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肯定不可能赢得人们如此高的尊重,也肯定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担当起旗手的重任.在以后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上,鲁迅先生是以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三者合一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人们长期以来也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各自理解与塑造着他们心目中鲁迅的形象的.

与伟大的鲁迅相比,同样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张恨水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不值一提.

论数量,张恨水一生创作大约三千万言,发表了一百余部中长篇小说;论影响,张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发表后人们争相传阅,并不断被改编成电影、评弹和戏剧,阅读的人数应是远远超过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1931年,他曾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记述《啼笑因缘》发表时轰动一时的盛况:“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风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9)即如鲁迅的母亲当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张恨水迷”.她十分爱读张恨水的小说,还常常托鲁迅在上海购写后给她寄去.比如,鲁迅在1934年5月16日《致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三日前曾写《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10)可见,张恨水在当时是妇孺皆知、老少咸宜,影响极为广泛.

不过,论起文学史上的地位来,张恨水比起鲁迅先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不是将张恨水视为毫无社会价值的通俗作家避而不谈,就是将他看做游戏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代表作家大加讨伐.记得80年代初期,我在大学中文系上现代文学史课时,采用的是唐、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得益于当时“”粉碎后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其中有范伯群先生执笔的几千字有关张恨水的介绍.不过,这样的介绍似乎也是出于对张恨水这样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重要作家不得已的安排,并没有真正从文学史观念上肯定与彰显张恨水的价值,因而,到198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压缩后的一卷本三十五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时,便将张恨水作为无足轻重的作家压缩掉了.

为什么创作出一百余部的中长篇小说、字数多达三千万言的张恨水长期以来在文学史上没有充分的地位呢?说白了一句话,就是没有思想性和革命性!

与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采取的决绝态度相反,张恨水其实是一脉相承地沿袭着中国传统的“闲适的”小说观念,并将这种观念贯穿于他几乎整个的创作道路之中.1932年,他在为《金粉世家》所作的“自序”中,这样阐述着他的小说观念:“等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也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我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11)与鲁迅抱定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观念根本不同,张恨水只是认为小说本就是休闲、娱乐的小道,小说家只要将小说做好,便就“毕其使命”了.因而,他对那种将所谓深刻的思想加诸于小说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他说:“有人说小说是‘创造人生’,又有人说小说是‘叙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写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写着宇宙间之一些人物罢了.然而我觉得这是纯文艺的小说,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万万不敢高攀的.”(12)基于这种对小说观念的理解,张恨水自然摒弃了在作品试图对社会与人生作出思考与判断的努力,也不想在作品中好为人师,力图在作品中给青年展现出一条康庄的理想大道.他作的只是小说,他想得最多的自然是如何将小说写好.

因而,我们在张恨水众多的“序言”、“后记”和“创作谈”中,他说得最多的便是如何“营造”小说.例如他认为一种小说的构成,除了命意和修辞之外,还应该考虑如何叙事.他觉得叙事应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渲染,二是穿插,三是剪裁.且看他如何理解这三种技巧.“什么是渲染?我们举个例子,《水浒》‘武松打虎’一段,先写许多‘酒’字,那便是武松本有神勇,写他喝到醉到恁地,似乎是不行了,而偏能打死一只虎,他的武力更可知了.这种写法完全是无中生有,许多枯燥的事,都靠着它热闹起来.”那么,如何穿插?张恨水的理解是:“一部小说,不能写一件事,要写许多事.这许多事若是写完了一件,再写一件,时间空间,都要混乱,而且文字不容易贯穿.所以《水浒》‘月夜走刘唐’顺便插上了‘宋公明杀阎惜娇’那一大段.‘三打祝家庄’又插上‘顾大嫂劫狱’那一小段.”至于如何剪裁?他的理解是:“等我们看《史记》第一篇《项羽本纪》,写得他成了一个慷慨悲歌的好男儿,然而也不过鸿门垓下几大段加倍地出力写,至于他带多少兵,打多少仗,许许多多起居,都抹煞了.我们岂能说项羽除了本纪所叙而外,他就无事可记了呢?这就是因为不需要,把他剪了.也就是在渲染的反面,删有为无了.”(13)等这是一个真正的小说本体论者.他关注的是如何将故事写好,如何将人物写活,而不在乎如何在这故事和人物中透渗怎样的思想,让读者去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无怪乎他的小说是那样的引人入胜、沁人心脾了.

风水轮流转.当历史的脚步进入到当今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时,人们对鲁迅、张恨水这两位作家的评价又出现了微妙的倾斜.青年学者葛红兵在他那篇众说纷纭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对那种“思想型写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种写作被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为‘卖身契’写作.20世纪中国文学观从根基性上说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但是也正是这种人的文学观,被司马长风看成是为文学写了一张卖身契.此后文学就成了一项所谓的严重的工作,它和消遣、游戏绝了缘,进步的势力试图拿它来作为宣传,反动的势力也试图拿它来作为宣传.结果文学成了政治的婢女.”(14)并直接指名道姓将鲁迅视为这种思想型写作的典型代表.我不完全同意该文的观点:它一方面缺少对鲁迅那些思想型作家在当时特定境况下对中国社会可贵贡献的尊重,同时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与鲁迅几乎同时代出现的张恨水们纯小说的创作努力.与现今鲁迅不时受到的攻击相反,张恨水倒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推崇.不仅他的小说被接连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再次掀起一阵阵的“张恨水热”、“金粉世家热”,而且对于他的研究也正在成为一门显学.台湾学者赵孝萱在她的博士论文《张恨水小说新论》的“序言”中这样评价着张恨水:“他是中国20世纪真正有经营故事、场景、人物、气氛等小说功力的‘好’作家,而不是抱持着载道关怀、小说本身却不忍卒睹的‘伪’作家.”(15)这种看法可以说代表了一批对张恨水喜爱者的共同心声.

我们在此无意比较鲁迅与张恨水在文学史上孰高孰低、孰上孰下,我们只是觉得这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可喜现象,一种真正让文学史走向阔大、宽广与公正的开端.除了张恨水之外,包天笑、周鹃、毕倚虹、朱菊、向恺然、姚民哀、顾明道、程小青、范烟桥、宫白羽、郑证因等这些都曾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上相当活跃的作家理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只有当我们摒除了一切的偏见,让一切真正有思想探索或艺术追求的众多现代作家进入我们的文学史,我们这门学科才可称得上初步的成熟与定型.

二、《人民文学》与《故事会》

1949年10月25日,在亲自过问下,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在北京创刊,著名作家茅盾为第一任主编,除去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外,在五十余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它一直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作为中国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它的定位是发表能够代表国内最高文学水平的作品,因此也有人套用国内当下高等学校评定职称时学术刊物分类的做法戏称其为“权威刊物”,或者谓之“国刊”.确实,《人民文学》在当代文学期刊中的权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且不说“”前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发表于斯,即如进入新时期以后,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莫言的《红高粱》、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毕飞宇的《玉米》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最初也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就是在最近两年,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晓航的《师兄的透镜》、杨少衡的《林老板的》、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刁斗的《哥俩好》、曹征路的《测谎记》、钟晶的《家谱》等等,也都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