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角度出世与入世

更新时间:2024-03-2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6079 浏览:21156

摘 要:出世与入世永远是中国文人探究不休的话题,道家追求清淡无为,与世无争;儒家讲究积极入世,忧国忧民,但说到底是互通的.中国文学正是包括了儒道佛思想,著名学者徐复观就曾表示,谈哲学也好,谈历史也好,都不如谈谈文学.这些作家们不但在作品里渗透了哲学观点,就连人格也在里面.笔者从文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略谈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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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冯友兰所说,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则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正好相辅相成.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超凡脱俗高蹈隐逸的理想;采菊东篱,凝视南山,是陶渊明自然而然的原生状态;而陆游,这个动乱之后,寂寞时代的伟大诗人,与心如磁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文天祥,沧桑傲岸的龚自珍,更是演绎了忧国忧民的万千气象.

一、出世之游

“游”,是一种彰显着主客两忘,了无间隔的审美境界,是庄子建立的精神自由的王国.庄子的自由之境充溢着积极的本真情感和情感自由,表现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独与天地相往来”的逍遥游.“游”是在内心感受中得到体现的,“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而是本体论等只有具备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才能发生丰富多彩的现实性.”

“疏影暗香,和靖孤山梅蕊放;轻阴清昼,渊明旧宅柳条疏.”(李笠翁《笠翁对韵》)渊明之乐,不在山水,而在田园.陶诗中,自然与人是浑然一体的,田园景物远没有山水诗那样绮丽、奇峭.如《归园田居》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和那些壁立千仞的高山,特异峻拔的松石不同,而是一种恬静悠然的生活环境.再如《饮酒》,描述了诗人悠然宁静的田园感受,创造出一个超然高远的田园意境,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看作是陶渊明的最为贴切的自画像.诗人在心神驰骋的精神状态下,目光无意与南山偶遇.“没有了主观意志的诗人是悠然的,凭着这份悠然,诗人才能和随物赋形、安详自在的南山妙合无间,才能体会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陶诗描述的景象都是人们日常接触到的事物,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其中的云朵、飞鸟皆平淡无奇;又如“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兮辞》)又是家常生活的场景,朴实完整,随口道出.这平淡自然的情感中体悟出的生命之道,高远的生命境界,被王国维称为“无我之境”.如李泽厚所说:“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渊明用平易的田园景象构建了同庄子类似的精神王国,并在这个国度里,逍遥遨游,感喟无穷.

二、入世之忧

忧患意识是徐复观提炼出的一个原创性概念.在忧患意识指导下,儒家以人自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作为探讨和思考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仁”的文化,在礼崩乐坏之际,儒者将“礼”的精神加以创造转化,使“忧患意识”取得社会认同.从屈原到曹操,从杜甫到陆游,直到龚自珍、鲁迅,他们都隐含着一条忧患的意识链.

曹操诗歌是时代精神和他个人气质相结合的完美体现,也是他复杂内心世界是真实袒露.《龟虽寿》中,在悲叹万物皆有死亡之后,突然曲调高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如:“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短歌行》)情感如潮水般荡气回肠,更可贵的是,诗人不沉湎于这种忧伤悲凉的情绪,而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力地奋起全诗,是诗歌的主体情绪由悲凉哀婉升华为慷慨激越,抒发诗人积极有为的人生信念,一个政治家悯时怀伤的情怀和兼济天下的忧患思想.

自幼习儒的杜甫,对国家民生有着深切的关怀;又生逢乱世,终身过着颠沛流离、漂泊无依的生活,其悲天悯人的情怀远远超过了其他唐代的诗人,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到因饥饿而失去幼子,感到“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悲痛.而此的杜甫却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其胸怀之博大深沉,确实令人深为感动.诗人虽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但日常生活常联系于家国天下,儒家的修齐治平正是是诗人立身处世之准则.杜甫的诗不仅是人生的历史记录,也是时代的历史记录,所以杜诗有“诗史”之称,而其人也有“诗圣”之誉.

三、进退之悲

这里要说到的一些人,是热切希望能够兼济天下,最终却难以独善其身的悲剧英雄们.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激烈斗争,使士人举步维艰,朝不保夕,士人大多陷入苦闷忧郁.他们在感慨世道荒诞,生命脆弱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名教的厌恶,一些名士从自然出发,蔑弃礼教,以放浪形骸的姿态宣示了对世俗政治的鄙弃,向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世俗观念发起挑战.竹林文学是魏晋时期最富人格个性,最具哲理情思的文学.七贤之一嵇康的人生遭际犹如一只折翅的凤凰,给后人留下许多艺术的遐想;阮籍的人生则是一个“苦闷的象征”,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迷团.在混乱险恶的时局下,文人不得不埋藏起自己的志向.进不能建功立业,退不能隐居躬耕,在其诗文中吐露了自己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与怀才不遇的深切悲哀.如阮籍的 “恸哭而反”、刘伶的“死便埋我”、嵇康的“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谢灵运的“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四、笔者之感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开篇就把官场视做“迷途”,把进入官场称为“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所以“在他的盛年激流勇退,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彻底突破了千百年来困扰着无数士大夫的出处大关,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再也不像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是勇敢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然而在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之情背后,又深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并且“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这说明在诗人的晚年,心情并不平静,但他还是恪守信念,以至终老.


与陶渊明隐隐作痛的情怀相比,苏轼能将思想引入更深的一种境界.苏轼一生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更沉重.“苏轼不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对社会的退避,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赤壁赋》即可展现当时苏轼之游的真心与真修养.“苏轼是把全人生融凝呈露于日常生活与普通应酬之中,随意抒写人生世态,他成就的境界是中国文学界最高的理想境界,也是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

不论出世的陶渊明,入世的杜甫,还是进退两难的悲剧英雄,他们有一共同点,即皆立足于现实社会之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儒道两家的精神,在生活实践,文学创作中常有转换,出世与入世之间会互相滑动,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入世便以我观物,出世便以物观物,内在与超越,执着与旷达,是相对而言.貌似对立,实则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