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2年6月24日至27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承办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大型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大学召开.会议汇聚了国内外30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资深教授与学术新锐近70人.与会者认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问题的提出是对传统的文学史观的超越,意味着对20世纪以来这一文学历史过程的一种新的学术眼光和研究视野,基于此,也即意味着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文学史范畴的形成,在当今的学术格局中,这种研究姿态与视角为文学史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对此,专家们坦陈了各自的看法和研究思路,展现了在新的学术语境中本学科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可以预见的良好前景.
一、现代转型是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姿态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在王德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看来,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过去文学史观只强调时间流变的传统模式,现在更应考虑的是文学史的空间因素或是要素.对现代的文学转型研究或是文学史的重构,必须要用一个空间的概念让这些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时机相互累积在一起,才能看出文学史本身的丰厚的潜力,如何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整合不同的时间的段落,把这些时间的段落空间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他认为文学的转型是永远不断在进行的,而现代观念的本身,最原始的意义就是推陈出新,永远的在不同的立场上,永远地提出质疑.现代观念给予我们的启发到现在仍然是非常生动的,值得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辨的,现代所代表的当下意义,所代表的对已有的建构重新予以思考,是所有现代文学从业者最关心的议题.
就会议的议题,孔范今(山东大学)的发言颇为引人关注,他认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新的学术姿态,并应把它当作文学史的一个基本范畴来看待.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基本范畴的提出,一种新的视角的呈现、新的姿态的实现却有一些为传统的研究姿态所难以做到的新的可能：这个范畴具备了更明显的动态性的、包容性的、超越性的东西,这种范畴的提出如果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它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过去那种对单一的、依附在单向度的历史行为,超越在历史的功利性理解下狭隘的、偏窄的文学意义的寻绎；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过去那种把文学意义与历史进步的意义作意义同构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过去那种机械性进化论的意义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复现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转变的完整面貌,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过去二元性的对抗设置的评价姿态,包括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新文学与传统文学.
李杨(北京大学)对上述意见表示感动,并认为首先应该对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解构,有人要捍卫五四,实际上捍卫的是二元对立的模式.再者,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像孔老师所说的经常以一种断裂论的方式处理文学历史的延续性发展,从而压抑了许多主流话语之外的文学的丰富的现代性内容,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50-70年代文学何来90年代文学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周来祥(山东大学)从美学角度谈了他对"型"与"转型"的理解,并认为转型是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现代文学无法研究,他通过具体分析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一个近代的转型,在21世纪它也许还面临着一个新的转型.现实生活呼唤着新的文学形态.研究文学应该把感性形态(现代文学现实)和理性形态(文学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文学要既讲理论又讲艺术,使理论形态与文学形态相对应.
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形态分析
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考察是与文学史观的调整并与文学史的具体形态联结在一起的复杂学术问题,孔范今强调,文学转型的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他认为,从文化、文学转型主导性观念产生的时间上讲,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因为只有当历史进步从政治经济转入思想文化领域的时候,文学革命或是文学转型的启动才成为可能.要把握这段历史过程,要重构这段文学史必须要有一个自觉的结构问题.结构包括很多侧面,比如在文化态度上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新传统主义等,各有道理,形成张力,共同保证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的历史过程,另外从文学的价值方面看历史功利主义的、休闲娱乐的、京派为代表的那种文化审美的等等,我们都应放在一个结构里边看,而且这个结构的调适发展、变动过程又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许多与会专家表示对现代转型这种整体性结构调整和系统性调整的具体问题有所思考.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对此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它是通过什么方式、路径用什么价值尺度来衡量这个转型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在现代人学影响下,以人为本的文学样态是否标志着文学已经转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学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是不同步的,如何认识文学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是否现代主义才代表着文学的现代性尺度在文学转型中有许多不同的倾向,如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他们对文学转型的作用是一样的吗关于转型的时机,他认为真正文学的转型在晚清,这次转型主要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完成的,力度比较大一些, 到五四以人为本的文学思潮真正标志着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完成.而在转型的合力影响下,文学的现代转型是有限度的,不是完全的,还留有很多残破的问题,它并没有彻底和传统文学决裂.
关于转型的大致时间,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郭延礼(山东大学)以1898年前后作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怎么发表生转型的时间,文学的全面转型在1902年,他从创作主体、文学观念、语言、传播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证.黄修己(中山大学)对此表示认同,他形象地用"戴帽穿鞋说"来表述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849年至1898年这一段是古典文学的失败,它主要还是应算为古典文学.大约在1900年前后,文学出现了许多因素,开始出现了现代转型,中国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开始培育与成长,在文学商品化的条件之下,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成长准备了条件.科举制度的停止、新式学堂的成立又培养了以留学生为主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而且也培养了新文学的受众.同时为了适应市民的需要,新式出版业和传媒的发达,推进了原来文学的传播,使白话文运动有了大发展,出现了市民文学.只是由于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发展的不健全,所以无法在市民文学中诞生新质的文学,同时也因为市民社会的不发达,使得创造中国新文学的启蒙知识分子失去了强有力的社会依托,最后他们又不得不回归到以文学为政治工具这样的道路上去.所以研究市民文学的发展情况不但对清末民初的文学有重大作用,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也将产生深刻影响.把1900年之前的文学划分给古典文学,给它穿鞋；把其后的文学划分给现代文学,给它戴帽.他觉得这一个大胆的检测设,把近代文学解构了,研究近代文学的可能不会接受.沈永宝(复旦大学)认为迄今200年的文学历史都可看作新文学,在清末,存在一个政论文学阶段,古文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文人要抛开桐城与骈文,重新创造一种文体.在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约40多人的努力创造下,文学在约10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政论文时代.这一百年最有文学天分的人物都在写政论文,刊物除了韩邦庆主编《海上奇书》以外没有一个文学刊物.事实上,是政论文首先把八股文送上了西天,政论文学对新文学开创的意义很大.文学的转型是从局部开始,然后逐步推进到各个方面的.政论文已经改变了中国古代以古为法的作文方法,变为以西为法,梁启超等人引进了外国公报体的写作方式,为文学转型的先声.由此以后文学界才转入了第二阶段全方位的变革.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政治化倾向、议论化倾向都能从政论文中找到根源,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看到政论留下的阴影.钱虹(华东师范大学)则介绍了华东师大王铁仙等学者编撰文学史的一些想法,他们不同意19世纪末转型说,仍采取将转型开端放在1917年文学革命前后的"旧说".章亚昕(山东社科院)则把从晚清到现当代的文学都看作中国文学转型期.贺立华(山东大学),也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并未彻底完成,王德威虽未明确说明现代转型的时机,但他认为从战争以来,近、现、当代这三段时间事实上可以变为一个想象的空间化的文学史,因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成绩及思考模式,事实上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现代转型的丰富性、复杂性也是与会者较为关心的话题.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以《礼拜六》在五四前后倒错式的变化,《良友》向新市民文学范畴的现代转型,《小说月报》向中国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转型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不同,《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文学期刊普罗文学与现代派文学混杂的现代转型为例,说明中国文学中多样的现代转型的并存格局和丰富复杂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容,强调不能用一把梳子来梳理文学史,应该重视文学在现代转型中存在的"众声喧哗"的现象进行扎实的研究.张学军(山东大学)认为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新旧文学是并存的.袁国兴(吉林大学)从文类误读与20世纪初期文学转型角度具体地切入会议的议题,认为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游离的问题,研究者应反思在文类立场上如何把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文类意识进行对接.宋剑华(湖南师范大学)、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钱虹、田建民(河北大学)、孙基林(山东大学)等则从"现代性"角度阐释了各自的看法.姜振昌(山东师范大学)从立人和强国作为内在驱力决定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向方面,解洪祥(山东大学)从中西现代转型的区别的方面,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着眼于文学与媒体、龙泉明(武汉大学)针对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的调整与转化对文学转型的具体形态进行了精当的剖析.
三、文学史重构：多样化学术规范理论自觉
正如王德威用巴赫金"众声喧哗"一词所表述的预期一样,会上关于文学史重构的思考,可谓见仁见智,但尊重多样性、反思过去偏狭的文学史观和单一写作样式的弊端却是大家的共识.
孔范今认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这一文学史范畴的提出,其意义还在于一种更重要的可能性,即超越过去那种启蒙的、政治革命等种种偏狭的立场选择,来看待这段历史过程中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问题.
审美现代性的这种意义过去是被忽视的.在20世纪这100年当中,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混为一谈的意义同构,以科学主义、本质主义来取代人文文化的特殊性,抑制了人文文化的发展,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回过头来反思这样一个历史是我们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从研究角度的多样性、意义阐释的多样性、研究侧面的多样性、研究目的效果定位的多样性四大方面探讨了文学史研究的理念问题.李杨、张清华(山东师范大学)等在呼应了王德威所认同的"考掘学"方式基础上,对50-70年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分析.
关于港澳台文学及海外华文如何入史、汉语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也是会议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黄万华(山东大学)阐发了他的观点.他从中华民族本根性的考察入手,从天地人的史观来观照,超越古典性和现代性的纠结的传统说法,进而捕捉到一同性和分合性的纠结.他以50-70年代汉语文学的形态为例,从文学整体性的价值意义,创新意义和对汉语文学世界的重大影响三个方面考察,可以发现那时存在着台湾文学的发达时期.
朱寿桐(南京大学)表示不排斥多角度尝试,但强调要力戒比附式的文学史操作.田建民也认为,我们强调众声喧哗,但绝对不是无主题变奏.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批评了文学史标准单一化与标准混乱的状况.
期待更具学术深度与个性的文学史,不仅要依靠在资料挖掘上下功夫,更需要在文学史理论的创新上实观凤凰涅.孔范今认为在"现代转型"这种新的学术格局、学术视野当中,自我的理性反思,包括基本理论上的调整、变更非常重要,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单一的、教条的文学理论的教育、文学史教育所带给我们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重新思考,我们应该有理论生成的自觉,这个文学史的重构过程,也是新的文学史观念和理论生成和建构的过程.陈继会(深圳大学)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是一种从容、平和、宽容的心态,需要在一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的学术自信.王德威则从地理、考掘、时段三种不同的空间观念及想象修辞诸方面较系统地介绍了自己重构文学史的理念.庞守英、黄发有(山东大学),李掖平、吕周聚(山东师范大学)等在文学史的内涵与外延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这次讨论会最重要的特色便是选题与发言中展现出了强烈的对文学史理论的创造愿望,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本次会议也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史识与史学理论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山东大学中文系施战军 刘方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