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在英美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十分重要.在这一阶段,批评不但摆脱了传统的印象式文学鉴赏形式,在文学内部被重新定义,而且逐渐被专业化和制度化,成为大学教育中的一门学科.这一过程中,瑞恰兹、克莱恩、兰色姆和弗莱几位批评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讨论这几位批评家是如何重新定义文学批评并使之适应大学教育,并最终使批评独立于其他学科的.
[关 键 词 ] 文学批评；瑞恰兹；克莱恩；兰色姆；弗莱
[中图分类号] IO[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094—06
客观地讲,在英国和美国,文学研究的职业化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当时的结果是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成为大学教授,但是大部分文学批评家还游离于大学之外.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也有学院派批评家,但从事文学批评的大多还是记者（journalist）和所谓的文人（men of letters）.专业的批评家进入大学成为文学教授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30年代.这一变化就是20批评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
要进入大学,就要符合大学的知识观念与学术规范,也就意味着要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改造,要重新回答批评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并且要使文学批评理论化和学术化.不仅如此,批评要进入大学还要面对大学中以文学史研究为代表的文学学术研究（literary scholarship）的抵制和传统批评家的反对,尤其是前者.
本文所选取的几位批评家在批评进入大学的过程中就为批评的重新定义和理论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以这种理论化为武器,推进了批评的职业化和制度化过程.
一、
在瑞恰兹之前,占据英美文学批评主要阵地的还是印象式的审美批评和阿诺德式的“人生批评”.也就是说,批评缺乏一种客观的标准.1924年,艾·阿·瑞恰兹出版了《文学批评原理》,这本书很快便在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书的第一章,瑞恰兹评点了当时“批评理论的混乱”,指出当时的批评都是空话连篇：
其中有三言两语的揣测,应有尽有的忠告,许多尖锐而不连贯的意见,一些堂而皇之的臆说,大量辞藻华丽教人作诗的诗歌,没完没了莫名其妙的言论,不计其数的教条框框,无所不有的偏见和奇想怪论,滔滔不绝的玄虚之谈,些许名副其实的思辨,一鳞半爪的灵感,启发人意的点拨和浮光掠影的管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如此类的东西构成了现有的批评理论.[1]（P2）
在瑞恰兹看来,目前的文学批评都没有切中要害,而批评的关键在于力求辨析经验和进行评价.辨析经验也即是经验的交流,“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交流的方式.诗歌交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交流的以及诗歌交流内容的价值形成了批评的主题.”[2]（P11）进行评价也即是价值判断.因此,关于艺术的价值理论和交流理论便是瑞恰兹批评理论的主要内容.
瑞恰兹如何运用心理学阐释批评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虽然瑞恰兹从心理学角度看待价值问题,但他将价值视为批评的核心问题,这一看法与传统文学批评一脉相承.因为正是价值判断使得传统批评得以区别于学术研究的事实（fact）判断,因此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这个立场上,瑞恰兹显然和传统批评家们站在一起.我们随后会看到,批评观念的发展直到弗莱才完全摆脱价值判断这个层面.另外,瑞恰兹十分强调艺术的心理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没有脱离传统批评的窠臼.
但瑞恰兹与传统批评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为价值判断建立一种客观的标准,这就需要一种理论化的话语体系.瑞恰兹的失误在于去心理学中寻找这种理论话语,虽然达到了文学的理论化这个目标,但却使文学批评成为了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也正是后来的批评家们所反对的.
1929年,《文学批评原理》的姊妹篇《实用批评》问世.在这本书中,瑞恰兹试图将《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的理论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学批评方法,同时倡导文学批评应该排除种种外部干扰全心全意地进行文本分析.
于是,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就有了两个层次,那就是批评理论与实用批评.这个区分后来被广泛接受,而且意义重大.因为它使以后的批评家意识到,批评要想进入大学文学教育,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武器.批评实践要有理论作为指导,因为理论是一个知识体系,是大学学术规范的需要.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2期辛雅敏：文学批评的改造与独立 从艾·阿·瑞恰兹到诺斯罗普·弗莱
另一方面,瑞恰兹在《实用批评》中记录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剑桥大学教书时,他要求一个实验班描述他们对一组诗的反应,但是作者的姓名和诗的标题被全部抹去.瑞恰兹试图分析学生们对这些诗歌的解释中的错误,指出其原因.虽然这种实用批评的教学实验还很不成熟,但却实实在在地挑战了传统的文学教学,可以说是新批评一系列教学实践和文本细读方法的先驱,为批评进入大学提供了教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而且,实用批评拒绝历史方面的考量也使得它成为了挑战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的重要力量.“实用批评承诺了一个不需要历史知识的帮助而通向伟大作品所体现的永恒的、普世的传统的入口等‘历史’不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成了问题.”[3]（P171）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用批评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从此,在文学史研究和批评的对立中,批评有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武器,从而开始占据战略上的制高点.
二、
1931年,一位叫做埃德温·格温罗（Edwin Almiron Greenlaw）的学者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做《文学史的范围》（The Province of Literary History）.在这本书中他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文学史研究遭到了来自批评家的攻击,并为文学史研究进行了辩护.格温罗的这些辩护显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因为“对于像格温罗这样的学者来说,还没有哪个批评流派掌握了能够被学术界接受的严谨的方法论”.[3]（P146）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35年,刚刚当选芝加哥大学英语系主任的罗纳德·克莱恩（Ronald Salmon Crane）教授发表了《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与批评》（History versus Critici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成为芝加哥亚里斯多德批评学派的成立宣言,也重新定义了文学批评的概念,重申了文学批评要进入大学教育的主张,因此也成功挑战了传统文学学术研究的权威.
克莱恩首先肯定了历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但同时指出,学术研究应该对文学批评提供背景资料和文献学、语言学的帮助,不应该喧宾夺主.现阶段更需要的是对文学作品审美性质和内部结构的研究.紧接着,克莱恩开始论述什么是文学批评：
“要理解批评家所想要的,关键在于理解如何把文学当做艺术来看待.当我们将诗歌或小说当做个案记录并试图在其中发现作者的个性而非艺术时,批评就不再是批评而是心理学.当我们为了获得关于行为、思想或‘时代精神’的知识而阅读文学作品时,批评就不是批评而是历史学或社会学.当我们把文学作品当做扩大和丰富包括道德理想在内的生活经验的方法时,批评就不是批评而是文化.当我们满足于表达自己的喜好或从作品出发大谈我们自己的灵魂历程的话,批评也不是批评而成了自传.我们所应该理解的批评不是这其中的任何一类,而不过是一种训练有素的考量,是把文学作品当做艺术的分析和评价.”[4]（P12）这样一来,克莱恩就把心理批评、社会批评、批评、传记批评等之前活跃于文学批评界的种种方法排除在了批评之外,并且提出了把文学作品当做艺术来分析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 克莱恩进一步提出了批评的定义,他将批评定义为“关于想象性文学作品的理性话语,其表述主要限于作品自身,并欣赏它们作为艺术作品的特性.”[4]（P11）这个定义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它将批评定义为一种“理性话语”,因而也就将批评彻底和文学分离开来,同时也否定了瑞恰兹的所谓的经验交流.其次,它将批评的对象限定于作品本身,也就是在文学作品的内部考察作品的艺术特性,带有一定的形式主义色彩.这一点我们在新批评与弗莱那里还会看到.另外,在这个定义里我们看不到关于“价值”的描述,克莱恩虽然没有否认价值判断,但价值已经不像在瑞恰兹那里那么重要了.
文章的后半段克莱恩又一次强调了对于批评的这种理解,“关键在于它们（批评理论）的应用不能退化为语言学的和历史调查或个人品味的展示舞台,而应该一直指向它的应有对象——根据相关的知识和原则,从欣赏角度去阅读的作为艺术产品的文本本身.”[4]（P23）这里,语言学和历史的调查显然指的是大学里的文学研究；而个人品味的展示则指的是传统批评家在大学之外进行的业余批评.这一点在后来的新批评那里得到了全面的论述.
在文章的最后,克莱恩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针：“我建议的补救措施是在文学院里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革,针对的是在上一代人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政策——或其中的大部分.文学史和观念史的课程和研讨会还需要照常提供,尤其是在研究生层面.但是在讲授类课程中,即便是研究生层面,也需要减少此类课程.”[4]（P22）后面这句话说得还是比较温和含蓄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减少文学史和观念史的课程, 并以文学批评课程取而代之.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克莱恩从瑞恰兹那里继承了理论与批评的划分,并且将这个划分介绍到了美国.在克莱恩的带领下,芝加哥学派也是在这两个层面开展其批评活动,既有理论构建又有批评实践.
抛开批评理论上的分歧,新批评派的兰色姆和维姆萨特都对克莱恩的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克莱恩的重要性在于,不同于瑞恰兹的学院派批评家身份,他本来就是一位在学术界有很高威望的研究18史的专家,是文学史学者中的一员.这个身份使得克莱恩对批评的提倡重重打击了文学史学术研究在英语系的传统地位.所以兰色姆在1937年发表的《批评公司》中说克莱恩是“第一个主张把它（批评）作为英语系一个主要方针的大教授”,“很可能要在学术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5]（P388）维姆萨特也说克莱恩的文章是“一个革命性的文献,是批评的显著胜利”[6]（P50）.
不过,维姆萨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53年,克莱恩的著作受到了时间的检验,所以维姆萨特同时也说道：“虽然克莱恩先生在1935年是批评倡导者的先驱,但其成就仅限于美国大学之中.二三十年代瑞恰兹和其他作者已经掀起了文学批评的变革.泰特、兰色姆、布鲁克斯和沃伦、温特斯以及其他人的批评著作和教材在美国的井喷几乎与克莱恩的文章同时出现,关于大学文学教育的争论也并非一朝一夕.因此考虑到整个文学研究的状况,克莱恩在1935年的行为算不上是创新.”[6]（P50）正如维姆萨特所言,克莱恩的影响毕竟有限,而新批评诸公在理论与实践领域的通力合作和不懈努力则对这场运动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
韦勒克曾提到1927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根本没有美国文学课程,现代文学课程、批评课程也根本没有开设等新批评派的绝大多数是大学教师,因此不得不在一个对任何批评都持抵制态度的环境里逆水行舟”[7] （P247）.随后他又提到,在40年代初他在衣阿华大学任教时,批评家和文学史学者之间产生过激烈的冲突,“我依然记忆犹新的是衣阿华大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那场冲突的严厉程度”[7]（P247）.
在这种情况下,新批评派自诞生以来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抗传统学术研究,为文学批评在大学中的地位奔走呼吁,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一面与英语系教授论战一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克林斯·布鲁克斯一向温和,但也指出“他（普通的英语教授）本身不是批评家,他对一首诗或一个剧作的内部结构一无所知等总之,他常常不知道如何读作品”.[8]（P405）相比布鲁克斯,艾伦·泰特则激烈得多,多次措辞严厉地撰文抨击传统学者,在一篇名为《爱米丽小姐与文献学家》（Miss Emily and the Bibliographer）的文章里,泰特甚至借用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情节,愤愤然说道：“我觉得爱米丽小姐虽然可怖但却有几分可爱,因为她检测装一个已经死去的东西还活着,这总比文献学家们检测装活着的东西已经死了的好.”[9]（P40）.这里文献学家所视而不见的正是试图将批评纳入大学教育的批评家. 不过,将这个问题表达得最清晰也最有影响的还是布鲁克斯和泰特两人的老师约翰·兰色姆.
兰色姆发表于1937年的《批评公司》（Critici, Inc.）与克莱恩的《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与批评》堪称为文学批评的地位振臂疾呼的双子星,只不过在《批评公司》中,兰色姆走得更远一些.
与克莱恩的谨慎态度不同,兰色姆一开始就把战线全面铺开.“批评家几乎总是业余的,包括最好的批评家在内.他们没有受过文艺批评的专门训练,就把批评当做一项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工作干起来了.”[5]（P385）这是针对传统批评家的,然后是艺术家、哲学家、大学教授.这些人的批评都不尽如人意.随后兰色姆便表明了态度,将“建立明智的文艺批评标准”的希望寄托在了英语系的大学教授身上.并说道“批评一定要更加科学,或者说要更加精确,更加系统化,这就是说,文艺批评一定要通过学问渊博的人坚持不渝的共同努力发展起来——就是说,批评的合适场所是在大学里”[5]（P387）.“我认为,专业人员可以把整个事业认真掌管起来,以代替业余人员偶尔的批评”[5]（P388）.
当然,这里说的大学教授并不是当时的传统文学史和语言学学者,恰恰相反,“实现这个想法的阻力,主要来自在职的教授们”[5]（P388）.“在一个历史久、声望高的系里,既得利益者从来都是清一色的从文学史的磨子里碾出来的绅士等这个体系里的权利和光荣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自然而然地、非常本能地要把这个体系永远保持下去.”[5]（P392）“文艺批评应该得到自己的特权,应该独立发挥作用,这是战略上的需要”[5]（P401）.这里的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批评家应该进入大学,打破文学史教授的垄断,成为建立文艺批评标准的教授.而“文学史研究和语言研究的地位是一样的：语言和历史都是辅助手段”[5]（P396）.这个看法和克莱恩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兰色姆更重视当代文学在批评对抗学术中的作用.因为当代文学的批评是文学史专家们的一个盲区.“当代文学几乎没有作为正式课题进行认真研究,然而,如果要研究当代文学的话,那几乎必定是批评性的研究,那种通常的文学史是几乎无法进行的”[5]（P398）.
经过这种种反驳,兰色姆最终要定义什么是文学批评.在他看来,个人感受、故事梗概、历史研究、语言研究、道德研究等都不是文学批评,而且,对作品的散文内容进行研究也不是文学批评.于是文学批评的职责就被限定在研究诗歌如何区别于散文.“批评家琢磨的是,诗究竟为什么那样不遗余力地通过它的技巧使自己区别于散文,诗想要表现散文所表现不了的东西是什么.”[5]（P402）这一立场被兰色姆贯穿于后来的所有著作中,直至提出了著名的“结构-肌质”理论,来说明诗歌的特性问题,也就是后来在《新批评》一书中他所强调的诗歌的本体研究.
兰色姆和其他新批评家对诗歌的专注很快便显出了其局限性,但新批评在40年代时达到鼎盛,声势极为浩大.经过兰色姆及其弟子的努力,文学批评在二战以后已经基本被大学所接受.当然,传统学术中的文学史研究也并不是完全处于下风,一种批评与学术的融合已经出现：“批评家们在与学者的论战中所成就的,并不是理论对历史的胜利,或价值对事实的胜利,而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的融合.”[10]（P313）的确,像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这样的著作已经很难被严格地界定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或观念史研究.而且,如果没有兰色姆和新批评派与文学史学者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也就不会有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相辅相成的论断.
四、
进入20世纪50年代,新批评已经取得对传统学者的全面胜利,批评家在大学中的地位很难再被撼动.而且如上所述,批评与学术的对立也不那么明显,融合已经开始出现.但批评家（暂且还称其为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反思与改造并没有停止.
就在这个时候,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用一篇《参与争鸣的导言》将文学批评的地位推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
这篇文章被作为前言收录在了弗莱的名著《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该书于1957年出版,在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弗莱在这篇文章和其他地方一再强调：“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有权利存在,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讨论的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11]（P6）这个调调不免让人想起克莱恩和兰色姆.不过,弗莱比他们两人更强调批评的自给自足,因为他有一个更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不依赖任何外部因素的文学内部的系统结构.
这个体系的构建需要用到科学研究中的归纳法,从文学作品中归纳出文学自身的规律.“批评的基本原理需要从它所研究的文学艺术中逐渐形成.文学批评家应做的第一件事是阅读文学作品,用归纳法对自己的领域有个通盘的了解,并且只有从关于该领域的知识中才能形成他的批评原理.批评原理是无法从神学、哲学、政治学、科学或这些学科的任意结合中现成地照搬过来的.”[11]（P9）但是,弗莱认为当时的文学批评还处于一种朴素归纳的状态,这种朴素归纳只对应于科学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把名著看成是有待按照文学批评独有的观念框架去进行解释的种种现象”[11]（P22）.因此,批评要想成为一门学科,还需要形成一种完整而不遭外来侵犯的观念框架.
在1971年出版的《批评之路》中,弗莱不仅坚持了之前的观点,而且表达得更加清晰.
与之前的批评改革家们一样,文学的外部研究首当其冲被否定掉,因为“首先,它们解释不了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文学形式.其次,它们无法解释文学作品的诗的和隐喻的语言,而认为它的基本意义是一种非诗的意义.第三,它们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诗人的真正品质常常同所选的语境有一种否定关系”[12]（P6）.前面两点比较好理解,第三点弗莱想要表达的是有些诗人对自己的时代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历史研究即便能够完整地理解其时代,也不一定能够了解诗人. 紧接着,弗莱也指出了新批评的不足.在他看来,新批评的缺陷在于“使自己失去了文献批评的巨大力量：语境的意义.它只是一个接一个地解释文学作品,而对文类或对将所分析的不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的任何更大的结构原则却不加注意”[12]（P6）.客观地讲,弗莱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这和克莱恩当年对新批评的指责有相同的地方.不过,弗莱在这里说的语境并不是文学外部的语境,而是他所强调的“在文学自身中寻找它的语境”[12]（P7）.于是,在新批评的基础上,弗莱开始在文学内部构建更大的结构原则,也就是他的原型批评体系.
弗莱也注意到了批评制度化过程中的历史与批评之争,不过这个问题已经不像在克莱恩和兰色姆那里那么重要.弗莱也认同历史的重要性,但与他的一贯立场一样,历史也被限定在了文学内部.“批评必须在文学内部培育一种历史感,以补充那种把文学同其非文学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历史批评.”[12]（P9）在这里可以看出,弗莱并没有完全否认以前的历史方法和文学史研究,但他心目中的历史,显然是另一种“历史”.
归根结底,弗莱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批评是文学的理论,而不是文学实践中的一个次要的和非基本的因素.”[12]（P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弗莱的表述中,从18、19世纪的传统批评一直延续到新批评的价值判断被取消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弗莱所谓的“批评”实际上是在文学内部对文学理论化的尝试,也就是说,弗莱只保留了瑞恰兹的理论与实践两分法中的“理论”,而抛弃了另一个实践层面的“实用批评”.正如韦勒克所言：“（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识,其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13]（P9）弗莱所做的正是这样一项将文学理论化的工作,因此赢得了包括韦勒克在内的大部分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的称赞,但也正是抛弃具体的价值判断这一点是韦勒克等人所不能接受的.
至此,从传统批评以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为核心,到瑞恰兹的理论实践二分法,再到弗莱的“批评即理论”,文学批评完成了从业余到专业、从批评到理论、从报刊杂志到大学课堂的转变,批评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学教授.从此,批评成了大学英语系的特权.
总的来说,20批评的制度化过程就是一场文学批评的独立战争,批评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就是要求文学批评把文学当做文学,并且通过改造文学批评的概念和内容来争取让文学批评进入大学,从而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时至今日,回顾文学批评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如何艰难而又执着地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因为“70年代所谓的理论革命,既不是文学的理论化也不是对文学批评实践的系统反思.从文学学科之外写作突然间似乎变得比文学更重要”[14]（P3） .的确,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在英美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中,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和与此相联系的批评的改造始于瑞恰兹而终于弗莱.之后的所谓理论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理论”.
从瑞恰兹到弗莱,批评家们刚刚建立起的批评理论体系不久就迎来了解构主义思潮的侵袭,几乎功亏一篑.解构批评家哈特曼在《荒野中的批评》中抹煞了文学与批评之间的界限；随后而至的是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对学科界限的打破；而今天,文化研究的蔓延已经深深危及到文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在这样的语境中,回头去考察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历程,应该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参考文献]
[1]（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2]I. A. Richards, Practical Critici[M].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0.
[3]Gerald Graff,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R. S. Crane, The Idea of the Humanities and Other Essay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5]（英）戴维·洛奇.二十评论（上）[M].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W. K. Wimsatt, The Chicago Critics[J].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53.50-74.
[7]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8]Cleanth Brooks, Literary History vs. Critici[J].The Kenyon Review,1940,（4）：403-412.
[9]Garrick Dis, ed, Praising It New： The Best of the New Critici[M].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A. Walton Litz, Louis Menand, and Lawrence Raine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ritici[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12]（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M].王逢振,秦明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3]（美）韦勒克.批评的概念[M].张今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14]Patricia Waugh,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 An Oxford Guid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