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早期的革命文学呈现出泛滥的状态,经过延安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的改造,通过用革命/集体话语取代爱情/个体话语,将施虐/受虐模式从性别引到阶级,以及圣洁与二元对立的角色类型,建构出了经典革命文学叙事的基本模式.
【关 键 词 】革命叙事；女性形象；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21-4
从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到共和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叙事及革命人物塑造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早期的革命作家虽然站在历史进步观的立场上,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革命究竟该如何发展从而取得胜利,他们无从知道.像蒋光慈等革命作家,他们基本上是在五四自由主义话语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他们笔下’革命文学带着深刻的五四印迹,即便如茅盾这样对历史和时代极为敏感的作家,他笔下的革命景象也呈现出一派混乱（如《蚀》三部曲）.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者则完全不同,革命的正义、合理和胜利已是确定的事情,他们需要做的是整理这段光荣的历史,“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革命历史小说首要目的是讲述“革命历史”,通过“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从而建构起完整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
考察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叙事模式和女性形象,会发现与之前的话语形态有了很大的区别.
一、“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变异：从爱情/个体话语到革命/集体话语
“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一直流行于左翼文学中.在早期革命文学家如蒋光慈、洪灵菲等笔下,革命与恋爱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革命的激清混合着恋爱的,形成一种狂欢的效果,恋爱的泛滥甚至身体的放纵往往成为革命的一种表征.直到延安文学中,特别到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加恋爱”才开始定型化,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叙事模式开始出现.
要了解建国后的“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我们最好从批评家们对早期革命文学的批评人手.以对左翼作家叶紫《星》的批评为例.《星》是以追求身体和的解放来表征革命,虽然在描写乡村革命的题材中比较少见,却是革命文学中比较常用的、也是沿袭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话语模式.《星》在1950年代受到了严厉批评.批评家首先否定了革命者黄,认为他除了政治上毫无作为外,引诱梅春的行为也“形如禽兽”,是对“革命者的莫大的歪曲,和不能容忍的丑化”.梅春这一形象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实际上完全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塑造的”,矛头直指对她觉醒的描写：
概括地说,在前期她是的傀儡,中间莫名其妙地一变而为抽象的革命干部,而后又再变成母爱的化身；她的特点是多情善感.以前期来说,她开始是独守空房,寂寞难禁,被淫邪的“农人”的情歌挑逗得情怀缭乱,继而象着了魔一般地被黄的神秘的“星”所吸引,不由自主地终于与黄苟合了.那种似乎复杂得很,微妙之至,仿佛连大脑也支配不了的；但它无法抵挡地支配着梅眷姐的行动和命运.梅春姐这个人物的塑造,实质上是借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来制作人性论的标木.
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个“讲述话语的时代”.考察中国革命史,便可知恋爱、革命、性解放在其中所引起的作用.茅盾在小说《幻灭》中,曾生动描述过当时的这种“革命氛围”：
“单身的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一一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激；等在沉静的空气中,烦闷的反映是颓丧消极；在紧张的空气中,是追寻感官的刺激.所谓‘恋爱’,遂成了神圣的解嘲.”（《幻灭》第10节）
恋爱的问题是没办法回避的,而且,对于想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人来讲,婚恋问题是一个最佳的切人口,大众对于革命的理解在很多时候都会落脚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它也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赵树理成功的大众化小说,就多采用婚恋故事来反映革命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歌剧《白毛女》从传说变为文学作品,也加入了喜儿与大春的婚恋内容.如果“革命加恋爱”无法回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对恋爱进行必要的清洁,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话语的恋爱改写成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恋爱.
早在延安时期,一些敏感的文学家们就己开始“清洁”曾盛极一时的“革命加恋爱”,与小资产阶级情调彻底决裂,将其纳入规范的革命叙事里,不让它游离于阶级斗争的主线之外.《新儿女英雄传》这部曾引起轰动的作品,就被郭沫若称赞为“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主人公发出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声音,而是革命集体的声音.
在十七年文学中,这种话语模式已经开始定型化.《苦菜花》中,作者就特别强调了娟子对姜永泉的爱情的阶级性,是革命者之间的爱情而非男女之间的感情,“她不是单纯从一个姑娘来感受他的可爱,他的价值,而她觉得每个人对他都会有这样的感情.真正好的人谁都会喜爱的.他是她的领导,她的同志,她的战友,她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给予她,他是她所熟悉的人中间最好的一个.生死一脉相流的战友的感情,使人类所有的信任和友谊,都无可比拟.”
《红岩》中,当江姐突然看到丈夫彭松涛的头颅挂在城楼上时,她惊痛之下的反应是：
老彭?他不就是我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么!等啊,真的是他!他大睁着一双渴望胜利的眼睛,直视着苦难中的人民!老彭,老彭,你不是率领着队伍,日夜打击匪军?你不是和我相约共同战斗到天明!
在江姐心中,她与彭松涛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战友情、同志情,最后才是夫妻情,最令她痛悔的是再也无法实现“共同战斗到天明”的宏愿.其实,不独夫妻情融入于革命情中,母爱也融入,革命中,江姐在狱中坚持斗争,甚至没有提到她对孩子的思念,只交代后事说孩子被战友抚养.革命者的角色完全主导甚至淹没了女人角色和母亲角色.这种倾向到了样板戏时期,女性革命者几乎与婚姻和爱情无关,《杜鹃山》里的柯湘,《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等基本上都是独身.显然,这种处理方式有效地消除了个人讹的恋爱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