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与叙事转型

更新时间:2024-03-1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2212 浏览:104825

引言

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及至1990年代,无论是对“革命历史”的建构,对当代战争的书写,还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军旅文学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包裹之下,借助于政治话语的强势表达,建构起了崇高、壮丽的美学风格和张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然而,当我驻足回望半个多世纪的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线性的历史发展逻辑却不能不让我滋长出一种怀疑与反思的情绪.

我并不认为“十七年”所产生的“红色经典”(主要是军旅长篇小说)中的“红色”是当下学界对其诟病的根本症结,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十七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始终笼罩着一层深重的“现代性焦虑”,围绕着“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而展开现代性的集体想象与认同.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构以及与大众读者“期待视野”的遇合,使得“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广泛阅读,并获得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按照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新启蒙主义” 文学标准判断,这一时期的军旅长篇小说却具有了“反文学”,至少是“非文学”的性质:缺乏活跃的感官世界(“身体”的缺席和情爱叙事的弱化),缺乏超越性的精神维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日常道德宣教),缺乏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缺乏日常生活经验(极端化的生存状态扭曲了基本人性,简化了生命的内在矛盾).除却十年,此后的新时期二十多年间,军旅作家们更多地背负着“文学性焦虑”,所争取的就是如何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世界,从形式崇拜走向个人私语.进入1990年代,失去了“政治”这一宏大主题的荫蔽,军旅文学的文学合法性受到了强烈质疑,不但逐渐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在文学领域也一再被边缘化.政治语境弱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得军旅文学一度陷入整体性的低迷.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以长篇小说的繁荣为标志,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席卷而至,彰显了军旅长篇小说的强势回归.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在坚守主流表达和自身文学传统的同时,更呈现出了开放性、多元化、复杂性的全新面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就是 “双重回归”:一是回归长篇小说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故事性和形式探索;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前者,呼应了建构叙事虚构的本体性以获得存在的文学合法性要求,注重个人化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标示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后者,则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原本被抽离了的“政治性结构” 空洞,得到了叙事性话语的填充,在“人民大叙事”的基础上,“自由的个体叙事”得以伸展,这使得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整体性地成为一种探寻生活质感、生命深度和生存状态的“叙事”.


这一叙事的转向看似简单,甚至水到渠成;其实不然,这一过程异常艰难而缓慢,甚至伴随了整个1990年代的军旅文学,但直到新世纪之后,才真正获得了转身的可能与空间.不过,这一转身意味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彻底摆脱了军旅文学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羁绊,产生了质的飞跃——具有了“现代性”.

一、从“宏大史诗”到“个人私语”的诗学转化

从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实践来看,“历史叙事”已经成为主导性的创作趋向,涌现出大量的历史题材作品(如《我在天堂等你》、《亮剑》、《历史的天空》、《英雄无语》、《音乐会》、《楚河汉界》、《八月桂花遍地开》、《零炮楼》、《城门》、《寂静的鸭绿江》等).这些“新革命历史小说”,鲜明地体现出作家借助于诗学诉求建构“非传统”的历史叙事的主体性.整体来看,这种“非传统”大致可以被理解和表述为“非意识形态性”,它首先意味着作家对于“十七年”文学历史“史诗性”宏大叙事模式的放弃与悖离,其次意味着作家在个人化、边缘性和日常经验性的叙事理念之下建构起消弭历史能指深度和崇高美学风格的“个人化历史”,彰显了迥异于传统的“个人私语”式叙事风格.

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引入和批评方法的兴起,“新历史小说”作为一股文学创作潮流渐趋成熟,反思并重建历史观念,将“个人记忆以碎片形式穿插进抽象历史时空,拆解“宏大历史”的“确定性”叙事,进而建立起“日常经验”和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样态成为众多作家写作的普遍诉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作家们开始以“个人私语”式的诗学策略消解着“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创作主体背弃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视角,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片断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流程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状态,实现了从历史的“判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的转变.

在都梁的《亮剑》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中,作家站在个人化叙事立场上重新展开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前者将个人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探寻个人生命不断成熟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而后者则将艺术视角聚焦于错综复杂的人性与人际纠葛,书写个人在命运失控状态下的茫然与无助,展示了在变幻莫测的历史漩涡中,个体生命的成长轨迹.作家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与细部,把“历史的天空”遮掩下的各色人等驳杂的人性充分挖掘出来,并对历史本体的外在偶然性和内在合理性,进行了“自我型塑”和主观化阐释.这种叙史理念一方面植根于作家“当下”的生存体验,一方面来源于创作主体对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和虚构性的个人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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