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文学中的民俗

摘 要相比于非洲文学创作的繁荣,非洲的文学批评无疑是相当滞后的.非洲的文学批评家们非常重视从文学作品中寻找民俗证据,按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大致可以把批评家分印象派、人类学派和解释学派三大类.批评家们的贡献在于他们不仅激励了非洲新文学的诞生,而且在新文学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注和指引.

关 键 词 ：非洲文学 民俗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相比于非洲文学创作的繁荣,非洲的文学批评无疑是滞后的,造成此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的批评家本身不是非洲人,虽然他们致力于非洲的文化研究,但却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阿切比曾说过：“没人能了解他所不熟悉的语言背后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有其敏感地带,就像是内部圣殿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这里拒绝陌生人,只有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才熟知其进入的门径.

一 非洲文学中的民俗研究方法

非洲的文学批评家们非常重视从文学作品中寻找民俗证据,因此按他们对民俗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可将他们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类：印象派、人类学派和解释派.这三种方法从低到高,同时又各有许多小分支,每种方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批评知识.各分类之间也会有重叠,如印象派人类学家和人类学派解释家,但大多数的批评家都可以明确地划入以上三类.

非洲文学中的印象派民俗研究大多强调批评家的感性直觉,他们重臆想和联想,轻事实和证据.这种批评满足于对现代文学作品的传统因素做一些主观推测,而不是费力地去深入研究以证实他评论的真实性.一般来说,他们只是简单地读一下作品,然后记录下自己的情感体验.如果他们碰巧发现图图奥拉在他的小说中使用了民间故事或索因卡小说中的人物老是满嘴谚语,他们就会认为这些故事或谚语毫无疑问是“约鲁巴的传统因素”,不需要再核实和考证,这种想法一旦在他们脑海里出现就足可以让他们下此论断了,这种批评方法,毫无疑问是肤浅和不可靠的.以安妮蒂波为例,她在《非洲的英语文学》中对图图奥拉小说中口头传统的运用的评论就有欠妥当.按照她的说法,图图奥拉《棕榈酒鬼历险记》中的怪诞想象事实上就是我们孩童时期的白日梦或所读过的传说.这些传说包括圣经故事、英雄故事、希腊故事和北欧故事,这些故事和约鲁巴口头故事混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图图奥拉的丰富想象.如此,蒂波不仅混淆了故事、神话和传说的基本特征,也对图图奥拉的民族遗产和大多数读者的童年作出了大胆的推测.可是人们对蒂波所做出的结论感到疑惑,因为没有哪位读者敢说他曾在白日梦或在阅读《圣经》、《荷马史诗》、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的过程中遇到过类似图图奥拉的离奇想象.

非洲文学中的人类学派民俗批评家则相反,他们往往备受文献的困扰.因为他要证明所遇到的每一个民俗因素的合法性,就不能不追溯它的书面文本、未出版的田野日志或寻找文化传承者.跟印象派批评家相比,人类学批评家可以说是矫正过度,这即是他们的缺点.对某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阐述和一个已知事实进行证明,这对局外人或许有用.一篇论证阿切比运用了传统的伊博族谚语的论文对伊博人来说一无是处,反而让批评家知道了为数据而堆砌数据的危害.南希施米特（Nancy Schmidt）在《尼日利亚小说和非洲的口头传统》中研究倍受民间故事、谚语影响的尼日利亚小说家及其作品风格,她认为,“尽管小说内容只有一点点像口头传统等但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还是可追溯到口头传统,如谚语的描写和民间故事的使用还是为小说人物的刻画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它没有上升到对尼日利亚小说中口头传统的艺术运用进行阐释和评价的高度,但它却开启了印象派批评家们所没有见到的曙光.有人曾认为,现代尼日利亚作家的写作和传统的文学形式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两者本质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有联系的话那也只是批评家的想象或臆测,施米特对这一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作为人类学派批评家中最卓越的代表,奥斯丁谢尔顿（Austin Shelton）总是对作者的文化深入了解,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合理的阐释.他不仅仅只是文化的编撰者、注释者,更是一位人类学的阐释者.他的《伊博族的传统和现代文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施米特,他对阿切比小说中的谚语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认为对非洲文学采用欧洲文化标准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学批评法都是不公平的,在此基础上无法对非洲文学做出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应该尊重非洲的审美标准.你也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却不得不钦佩他的刻苦和勤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把自己修炼成局内人的他者.

我们再来看看最高层次的解释学派,研究一下他们的代表作品.解释学派首先建立起了一种理论标准,它很少过度评论和做数据的堆砌.解释学派研究当代非洲文学中的传统因素,他们不仅关心它们的存在,更主要的是还研究这些传统因素的艺术功能及美学、哲学意义.他们超越了表面进入到深层,有时甚至探讨人类心灵深处的神秘环节.应该说,他们是所有批评家中最具有冒险精神的.杰拉尔德穆尔就是例子,尽管他以前的分析也可归纳为印象派,但他最近出版的一系列作品反映了他对非洲文学批评的成熟思想.在《非洲诗歌的时间和经历》中,他认为在非洲的传统和现代诗歌中,“时间常常被简单地认为是生活经历的一种体现,不是以自我方式存在的固定单位的一个抽象次序.活动本身是最重要的,时间次序是相对的,是可以改写的.”穆尔的观点建立在大范围的调查基础之上,他不仅从阿乔利、兰戈和约鲁巴的传统诗歌以及科菲阿伍诺、列维彼得斯和的现代诗歌中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也从马赛尔格里奥尔、戈弗雷林哈德等人类学家那里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在《非洲诗歌中的死亡意象》中,穆尔论证了非洲的口头诗歌和当代英法语诗歌中死亡意象的共同主题,他从阿乔利、约鲁巴、伊博和多冈中选取传统例子,现代例子则来自于加百利奥卡拉、沃尔索因卡、阿伍诺、.穆尔的例子很具有说服力,但如果我们选取不同的部落、不同的诗人,或者从同一个部落和诗人那里选择不同的诗歌,那么就时间、经历和死亡,我们是否也会得出和穆尔一样的结论呢?穆尔后来仔细研读反映约鲁巴传统的索因卡的作品以探求这些现代诗人怎样在他们的诗歌中保留民族传统.穆尔无疑是一位敏锐的批评家,但有时他也太过于强求他的读者.

另一位优秀的批评家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他将图图奥拉的小说特征放在约鲁巴叙事传统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认为无论使用哪种语言,一个人讲故事的方法总是一样的；在同样的地方,他都会使用比喻.无论描述事件或表明关系,他都按照自己的母语习惯来调整第二语言,就像他调整另一语言的音调以适应自己母语的音位一样.阿姆斯特朗发现图图奥拉的叙事媒介――语境、语言、关系和经历――都具有所谓的“连续性”,而这种有力的表现模式就是约鲁巴的审美特点,它被广泛地运用于雕刻、油画、音乐、舞蹈、表演艺术以及口头叙事.阿姆斯特朗的说服力来源于他理论结构的精致,他是一个美学家,他对哲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民俗或文学的兴趣.

他们的推断合理吗?他们的观点经得起求真求实的检验吗?对富有想象力的解释派批评家来说,他们要不停地思考这些问题,因为理论对他们而言尤其重要.

二 非洲文学批评家的贡献

接下来我们探讨非洲评论家的贡献.根据自己非洲口头艺术的经验来指出非非洲同行的错误言论,或检验他人的理论,或质疑他们的阐释,批评家们可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只是一个二手的角色,只能够获取别人的成果.他们必须清理田野的荆棘,播种自己的种子,他们要培养自己的想法,以便结出丰硕的果实.要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们还需要接受民俗学、人类学和文学的专业训练.如果他们碰巧对土壤敏感,对新技术的掌握又比较快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不需要长期的实践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巨匠.批评家们应该明白,这个肥沃的新大陆是他们的领地,值得他们努力耕耘直至有所作为.

有一些批评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如迈克尔伊切罗、欧因欧干巴、桑迪阿诺斯,他们在非洲文学的民俗研究中已颇有建树.这些本土批评家比起他们的欧美同行颇有优势,如那些对许多外国人来说还需要努力学习的文化知识对他们而言轻车熟路,因而他们的分析和解释也就更容易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同时他们也不会像那些同行那样被新奇、异域的风情所困惑,因为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这块祖先的土地.

那么,这些批评家对非洲的文学研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贡献?以伊切罗为例,他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抒情诗人,同时对尼日利亚现代诗歌中传统和借用因素的分析也很有见地.他分析了技巧、风格、主题和语言源等四个方面的影响,指出那些想把口头诗歌中的传统因素转变为自己诗歌的当代尼日利亚诗人必须注意到与英语语言的调和.

最有趣的是,伊切罗选取了奥克伯赞美叶芝的诗,它可以说是奥克伯读过的英语翻译诗的变体.伊切罗认为作为一个伊博族诗人,奥克伯用英文写诗,却依然采用口头结构和传统的意象,似为不妥.伊切罗接着分析又瓦罗蒂的诗歌,他认为尽管它也受到传统赞美诗的影响,却能不受其羁绊.伊切罗总结到：“辨别影响的过程――不管是来自于传统,还是来自于国外――都要求诗人对诗有精确而敏锐的欣赏力和丰富的想象力.除此外,别无它法.”伊切罗的分析也证明了一个见多识广的尼日利亚批评家,如果他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使他对西方文学传统和非洲口头传统都熟悉的话,那么他就最有可能识别尼日利亚诗人英语诗中的丰富想象力.

伊切罗为尼日利亚的诗歌欣赏指点迷津,而批论家欧因欧干巴则忙着分析约鲁巴著名戏剧家索因卡的英语戏剧.在《索因卡戏剧中的传统因素》一文中,欧干巴指出在索因卡的戏剧中,最有意义的传统因素是“对节日的总体描述”.《孔其的收获》是以约鲁巴王的节日为原型,《强种》以洁净礼,《森林之舞》则以宗教节日为基础.索因卡抓住了这些节日特征给予详细的描写,并在传统的结构、时序和象征意义自由发挥的基础上,描写人类活动.如果不是一个沉浸于约鲁巴文化中的批评家,欧干巴又怎么会做出这么精准的评论?这样的评论不仅阐明了戏剧的艺术和剧作家的技巧,也阐明了这两者所包含的文化因子.

伊切罗和欧干巴是非洲杰出的人类学解释派的批评家,他们给予读者对习俗、仪式和歌谣最好的指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所研究文化的参与者.作为参与者,他们更能辨别局外人所难以察觉的细微区别和歧义,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习俗的主人,而不仅仅只是研究者.

但也不是每个文学批评家都倾向于人类学批评,也有单匹马对文学批评另辟新径的,如桑迪阿诺斯.他在卢西恩戈德曼和乔治卢科斯社会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术语――“遗传结构”,此理论重在研究文学中主题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即“遗传关系”,它从社会和文化现实中产生,又反映社会和文化现实,以此形成的就是文学作品.阿诺斯用此批评方法研究西非小说、克里斯多夫奥克伯的诗歌、非洲的方言土语和口头文学.他于1969年在巴黎成立了《贝壳》这个非洲文化和文学的社会学半年刊杂志,旨在鼓励其他批评家研究非洲文学的结构特点.他将非洲文学中的民俗研究由表面的文化研究上升到了潜意识心理和社会文化意识研究的新高度,他可以说是非洲文学中最早、最优秀的解释派批评家之一.

有伊切罗、欧干巴和阿诺斯这样一些国内外优秀的批评家,人们无需担心非洲文学研究的未来.事实上,如果这些批评家继续他们的研究,并不断发掘旁人所难以发掘的领域,那么他们无疑将是非洲文学之旅的最可靠、最让人期待的向导.

参考文献：

[1]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Bernth Lindfors.Folklore in Nigerian Literature,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