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李子云老师有很多朋友,老朋友像王元化先生、钱谷融先生以及王蒙先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她的旧事；大朋友中,吴亮、程德培和陈思和等,一直与她主持的《上海文学》关系密切,也是可以说说她的恩德.我生也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时才知道她的名字,读她的文章和书；九十年始与李老师交往渐渐多起来.常听李老师的老朋友和大朋友对我说：像你们这些搞文学史研究的人,真应该多听听李老师谈当代文学的人和事,她知道的很多.我曾陆陆续续听她说起过五十年代潘汉年、夏衍在上海的故事；也听她介绍过著名导演瞿白音家的艺术沙龙,那是上海的“太太客厅”；还有就是当年作协组织批判钱谷融先生等活动的情况.这些文坛旧事她是断断续续地说,我是零零星星地听,没有想过要立马变成文章.在我的记忆中,有很多人可以写李老师,根本轮不到我这个小朋友.但《南方文坛》编辑部打给我,说明新开了批评家巡礼的栏目,专门用来介绍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批评家；还有就是几位批评家推荐我来写李老师.对李老师的恩德,我一直记在心里；而那些推荐我的批评家,也是我所感念的.既然不能拒绝,我想不妨让大家听听一位小朋友述说李子云老师吧.
已经记不得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李老师,但我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文学》编辑部.那是1985年的冬天,因为什么事,我去《上海文学》.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冬天的太阳照在作协那栋老楼,气象萧肃.但三楼朝北的一间办公室,却很热闹.那里烟雾缭绕,很多人海阔天空.好像有周介人、吴亮等,李老师也在,有人将我介绍给她.她靠着办公桌,手里拿着烟,听大家讲,偶而插几句.她个头不高,人很精神,特别是那口京腔,让人难忘.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没多久就告辞了.八十年代,文学很受重视,《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镇,李老师又是杂志的主持人,地位自然很高,她周围不断有年轻的作家、批评家走动,上上下下的消息也特别多.新时期文学中,很多重要作家作品的发表、很多年轻批评家的出道,都得到她的提携.像阿城的《棋王》就是在她主持《上海文学》时发表的；很多年轻批评家作品的发表,也是在她负责的《上海文学》理论版上.最近这几年有一些文章和书,涉及李老师,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是顾骧的《晚年周扬》.书中披露了周扬与胡乔木为人道主义问题相互争论的会议原始记录.胡乔木将李子云视为周扬等在上海的“干将”.以“干将”二字形容李老师,可以看出一些权贵对她的态度,同时也多少让人感受到她当时主持《上海文学》是顶着很大压力的.她主持《上海文学》时,正是杂志最辉煌的时候.检测如不是她顶住压力,那么包括阿城、马原和别的很多青年批评家的文学命运,大概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了,新时期文学中很多的名作大概也会因此而消失.另外,印象较深的是一些回忆“寻根文学”思潮的文章,都涉及她主持的“杭州会议”.那是1984年12月《上海文学》与《西湖》编辑部在杭州召开的文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许子东、吴亮、程德培、陈思和、黄子平、李陀、季红真、宋耀良、南帆、李庆西等,都是国内活跃的文学批评家,李老师能够将这些人召集起来,多少显示出作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
总之,在与李老师交往之前,已经听闻过很多关于她的很好的评价.1993年我博士毕业留校,恰好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筹划编选大型文学史资料丛书“世纪回眸”丛书,李老师是主编,其他还有作家赵长天老师、批评家陈思和老师任主编工作,我应邀参加编选工作.编一套书,在我看来,也不是难度很大的事,只要书目选定,编选者选定,接下来编就是了.但李老师对这件事非常认真.她一再说编这么一大套书不容易,希望大家好好做.什么叫好好做呢我后来慢慢体会到除了编书之外,自己还要通过这项工作从那些有作为的前辈身上学到一点东西.譬如,丛书怎么编才能较大程度上涵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这第一步就涉及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梳理.为此编委会在上海作协东厅开过几次会议,提出过几套方案,拟定过很多的作家作品名单,邀请了沪上很多专家学者听取意见.听这些专家学者谈以往的文坛掌故,对我而言,就是一次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另外,随李老师征求学术前辈的意见,如听取丛书顾问王元化先生的意见等,也是让人获益匪浅.“世纪回眸”丛书第一辑中收录现代诗人辛劳作品,就是根据王元化先生的建议进行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大概不会注意到辛劳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但王元化先生认为辛劳作为一种现代文学史、文化史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辛劳憎恶旧社会,向往革命.后来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但在根据地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位子,他的很多想法也没有为领导者理解和接受,最后郁郁而死.在我们对革命作家的记忆中,很多的只留取他们意气风发、充满豪情的战斗一面,而很少关注他们被革命洪流吞没的悲剧一面.在这悲剧中,具有思想史价值的问题,实际就是知识分子个性独立与集体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尖锐对立与冲突.这些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事件,是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提前上演的剧目,要了解1949年后中国文学、文化中发生的悲剧,很多的根源要上溯到现代史.王元化先生大概是有感于历史教训的当代意义,提议编选和出版辛劳作品集,他还亲自撰写了前言.我在丛书中负责编选第一辑中的凌叔华作品集以及第二辑中周作人批评文选.这两位作家都是大家熟悉的,但落实到丛书编选上,还是费了一番功夫.李老师要求我们对这一类作家作品,第一,要代表作与新发现的材料兼顾.不能原搬不动将名篇名作一股脑儿放在一起,而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二,就是对旧作也要有一种发现的眼光,将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有价值的作品提取出来.记得凌叔华刊发在二十年代《晨报副镌》上的一些作品,原来没有收录过,我打算收录.但旧期刊不能复印,需要手工抄录,我当时随意找了几位学生帮忙,而没有多考虑.后来发现抄录中有疏漏.还有就是没有很好地核对原刊,以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花之寺》作蓝本,后来发现这个蓝本错讹很多.这些对我都是教训,从此知道现代文学版本问题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自己吃不准的材料,千万不能自作聪明,而必须原版实录.在编选凌叔华作品过程中,李老师告诉我海外最新发现一些凌叔华的资料,并托人从美国复印来了朱里安沃尔夫写给他母亲的信.朱里安与凌叔华在二十年代后期有过一段情爱关系,他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称凌叔华是他第K个爱人(据说当代作家虹影的小说《K》取材于此,不知道是不是真有此事).在九十年代初,国内知道此事的研究者还不多,阅读这些书信,对我把握像有着凌叔华这样经历的现代女作家的创作,无疑有着帮助.我在《新民晚报》上撰文谈自己对凌叔华的看法,凌叔华在海外的家属见文章后托人来询问,我向凌叔华的家属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她家人也感到满意.在编周作人批评文选时,第一步就是需要通览周作人的所有作品,在九十年代初要能够
找到周作人自编的所有文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通过李老师和其他几位先生的帮助,我找到了这些作品.在具体选目上,我感到大家比较关注周作人“五四”时期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而对他“五四”落潮之后对一些激进主义文学观的批评关注不够,或者简单地视为是对鲁迅个人或革命文学的恶毒攻击.还有就是周作人“落水”问题.为了周作人批评文章选篇的事,李老师带着我,与钱谷融先生一起,在王元化先生的住处多次讨论.我陈诉自己的看法,老先生们发表意见.李老师基本上还是同意我的一些想法,但提醒我：第一,不要因为喜欢周作人的文章而在选编尺度上太过；第二,民族情感问题是不能让步的.这种点拨和善意的提醒,给我以帮助.当时因为版权授权的事,周作人家属希望看一下我写的前言,其中对周作人“落水”事件,周家有自己的说法.我当然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但从研究的角度,有机会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自然比没有听到要好得多.
编丛书的过程,是我与李老师交往较多的开始,也听到一些老先生和作协工作人员对她的好评.我不止一次听几位老先生评价她,说她有今天这样的文学成就是不容易的.他们是指她长期在机关工作,尤其是宣传部门工作,很容易被事务淹没,沦为工作机器或传达领导旨意的工具.但李老师没有沾染这些恶习,反倒经过努力成为了出色的文学评论家,这的确是不容易的.我想从五十年代上海宣传部门出来的人中,作为优秀的评论家,她大概是仅有的.她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名望和成就,我的感觉,首先得益于她的那个知识分子气氛很浓的家庭.我去过李老师家,那是坐落在淮海路上的一幢旧上海时代的公寓房.三层楼的房子不豪华但很舒适.原本大概住户不多,解放后房主走了,国家接手后就有很多新住家涌进来,显得有些挤.李老师与她弟弟住在三楼,这是原来她父母留下的.李老师朝南的一间工作室兼卧室里,挂着她父母的照片,很平和的老人,他们是早期的留日学生.李老师的两个弟弟都是学有专长的科学家.在这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受家庭文化的熏陶,根底上就带有文化人的偏好.不管后来的政治改造如何,心底里埋藏的是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景仰和热爱.还有就是李老师的幸运.她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几位领导人都是有大家派头的文化人,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对后辈的教育、培养和提携,给她以促进.李老师在一篇怀念夏衍先生的文章中,记录了夏衍先生对她的教诲：不能一辈子做秘书,要学文化,学一点本领.所谓学本领,就是用心做事,不陷于事务,在做人做事上培养自己的胸襟和文化眼光.李老师是有派头的文学批评家,对乱七八糟的小事琐事她不会斤斤计较,她也不畏惧迎面而来的不道义的权贵的压力.与她交往的老辈人物中,像周扬、夏衍、巴金以及王元化、钱谷融等先生,都愿意接纳她,以朋友待她,这是因为李老师本人有骨气,被人看得起.她不会八面玲珑、看风使舵.如果像一些人只为了升官发财,我想她是有很多机会的,但她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也正因为这种做人的本色,很多人都愿意与她交往.李老师喜欢文学艺术,那是真的热爱.作协一些朋友告诉我,上海的不少作家怕见李老师,因为她见面总要问她们写了什么新作,那种催促的劲比她自己的事还着急.还有就是一部作品在她手里不会轻易过关,总要叫你修改几遍.其实,这不仅是对别人,对她自己的作品她也是这样.我想这是她的写作习惯.我不止一次听她说起,文章急不得,好文章要磨.她写过一篇关于钱谷融先生的文章,写完后她给我看过,问我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不妥之处.我的感觉,这是写钱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她写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我也看过,让我深受感动.她的文章有一种游丝一样的细腻和清爽,全没有一般评论文章的评论腔.读她的文章犹如与她交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对像我这样的小朋友,她也是如此.她会坐下来听你谈自己的观点,彼此交流不同看法.对年轻的评论家,她总是心怀善意,希望少受挫折,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和发展前景.我第一次出国时,她告诉我有机会还是应该到美国去看看,大国文化有它的特点,值得学习.后来我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她又提醒我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多看多学习.在美国期间收到她写给我的信,也全是鼓励的话,在给她的中,听说我在美国学习顺利,搜集到不少珍贵的资料,她高兴的笑声从中远隔重洋传来.我想大概有过异国生活经验的人是最能够体会到这种鼓励比什么都重要.当我回国后打没联系上她,后来郜元宝兄告诉我李老师生病住院了.她康复回家,我们见面时,她第一句话就是“有收获吧！”那种喜悦之情比她自己有收获还高兴.我想这就是李老师的胸怀,这就是她对待她周围小朋友的善意.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她的交友之道：一种是气味相投、惺惺相惜的朋友；一种是指正自己、督促自己的诤友.李老师的朋友中,有很多的诤友和气味相投的文友,但就是没有低级趣味吹牛拍马的朋友.这是很能够见出她正大的为人作风,也是她作为批评家的一种人生境地.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