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生态性

对我们而言,山脉和土地是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

――张炜

“乡土”,作为中国文化的渊薮和隐喻性的精神存在,以其纷繁多姿乡气扑鼻的风采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由于“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在“乡土”中的冲突、纠结,再加上创作队伍结构的复杂,呈现出价值取向的“离散”现象,多元化,无主调.可喜的是,在“众声喧哗”之中总伴随着一股“细流”,深情的吟咏着“土气息,泥滋味”,民间立场的底层体验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表现出渐来渐涌的生态情怀.

1．大地生态情怀：“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理论,是对入侵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文化战略应对,从民族文学建设的意义上,周作人很是看重乡土艺术以及乡土文学的“土气息,泥滋味”,将地方风景、地域风俗、地方风情等内容作为乡土文学的基本因素,自觉的倡导乡土与文学的关系,地方色彩之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京派乡土作家自觉的将之视为自己的美学规范,让“土气息泥滋味”跳到地面上,透过他们的脉搏,表现在字里行间,成为乡土文学的内在本质与外在标志,而不是某种点缀品.当时他们并不担负为家乡推销旅游资源的使命,因此,乡土文学的魅力不仅在于所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展示了一个更接近于自然本色的生活风貌,“满熏着中国的土气”,还在于民族特色的风景、风俗、风情等生态资源在他们笔下得以保存,使整个乡土文学成为寄寓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场域和储存生态资源的宝贵仓库.

而工业化进度的加快与城市化程度的加深正在抹煞我国乡村的“乡土味”,知识分子主体更加自觉的融入现代化,乡土越来越远离作家与理论家,成为“我爷爷”“我奶奶”口中的故事或者当代都市人“到此一游”的过地,使得具有“回望”意味的乡土概念出现了“泛化”趋势：“乡土”之“乡”不再仅仅指涉现实的乡村,而与精神境界的“家乡”、“故乡”相联系；“土”也不再限于农村故土,而具有泥土、大地、土地的生态意蕴,这为当下书写乡土文学的生态价值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便捷.像张炜,不再以探寻甚至猎奇的眼光注视古老地域,而是把“大地”当做文明的“根”来理解,他从寄居的都市踏上了“愤怒的归途”,带着“融入野地”的期盼走进了“葡萄园”,冷眼静观这里的“丑行或浪漫”,重新开启“古船”,扬帆起航.这时,文学与自然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恢复了人对大地万物的依恋感情,也就是恢复人与自身生命的协调与和谐,显现出博大的生态情怀.回归自然与心灵的祈望、精神的求索成为两相依存的文化契约和相互敞开的窗口,乡土文学已经完成了由具象的“乡土－家园”向抽象意义上的“土地－家园”的深刻超越,这种文化视野的提升,正顺应了时代和全球的生态感召,将“土地”从经济学领域抢救过来,以便“人诗意地栖居”.

2．民间底层情结：对底层生活中的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乡土作家们更是带着审视与眷念的复杂心理来书写,面对良莠杂陈的良习与陋规,作家们保持着冷静与宁静,实行“净化程序”,“过滤”出主体的现代思考.像沈从文如此有意的给予读者好奇心的满足,悠悠吟唱着远古牧歌,也会在记忆深处与湘西的野蛮、蒙昧、麻木以及“处于自在状态的生命形式”不期相遇,这些东西撕咬着他的心,在中后期也喑哑了烂漫歌喉,表现出了力透纸背的生的挣扎、爱的呼唤,《丈夫》中夫权的丧失,就是“食”与“性”的纠缠所付出的代价,对生存与家庭问题做了沈从文式的探索：贾平凹的《秦腔》生动地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乡村政治与精神,也写出了乡土人物冲出乡土的闭塞性“投奔”现代文明这一“转型”过程中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式微瓦解状态.作家面对乡土这一历史的古井,更需要用一种独立、超越的现代精神来开拓,深究乡土文学中的乡村／城市二元对立结构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中的中／西之间对峙的同构性,在“交叉地带”开掘着人类特有的精神板块,那“乡村蒙太奇”的组接和苦涩的“乡土情感”的袒露,使乡土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母题”,成为知识分子独擅胜场的精神大聚餐.

另一方面,民间立场,也促动作家乐于回到平凡人生中寻找普普通通的乡间温情,这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使命,这份情缘使乡土文学无论是在供方还是求方均充满着无限生机,构成乡土文学精神生态的重要内涵,他们都需要这份生活的真诚与心灵的感动.从“边城”的诗意化生活到受戒小和尚的朦胧爱情,再发展到相对疏离政治的90年代,“温情暖意”更是拂面而来.迟子建的《雾月牛栏》、《亲亲土豆》中乡间人情如北国冰雪,徐坤《乡土中国》更是将佳节中的乡土情结与亲情文化放大,乡间歌手刘玉堂、赵德发陶醉于民间的温情世界和民间文化的魅力之中.近年来受“休闲性”与大众文化的世俗审美情趣的影响,出现了“闲适乡村小说”,像陈忠实《日子》、毕飞宇《蛐蛐蛐蛐》,他们接过沈从文、汪曾祺乡土抒情的流脉,用冲淡、幽默的笔调书写一种宁静与安适,把乡土装扮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命绿岛”.对现代人来讲,经历了太多的游弋、撞击、撕裂、迷惑之后,乡土,不仅仅呈现为一种物质实存,更是一个内化的精神住所,里面陈放着宁静与秩序,摆设着“安息”与平和,也潜伏着生态对底层生命的某种担忧,是作家“操心”的一块领地.

3．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只是当城市的各种污染尤其是精神污染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时,人们才从环保的角度意识到城市化的负面效应,21世纪,是个物化和泛商主义的时代,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汇集与全面袭击：商品经济的无孔不入,贪婪的放任纵容,生态破坏的不断升级,信仰大厦的濒临塌陷,道德水准的颠覆崩溃,一连串生态灾难与危机的警醒,直接催生了人们对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深情呼唤,谁来拯救又如何拯救

由于文学中的“乡土”是人类永远神往的“洞天福地”,乡土的生态性内涵与底层情怀仍然不失为精神的导航,具有常说常新的文化底蕴,当然也就完全有理由和信心把希望寄托在这“田野”上.近些年出现了以徐刚、李青松、唐锡阳、包国晨、饶远等为代表的著名生态文学家,他们立足大地,面对八面来风的冲击,发挥我自紧抓泥土不肯放松的担当精神,前瞻未来企图完成“应该是这样”的宏图设计,使其自身获得了生存、绵延和强劲的理由.他们或预言,或警告,或呼吁,揭露和鞭挞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丑行,讴歌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有识之举,将环保理念作为文学的主题引进文学殿堂,表现出中国乡土文学精神与全球当代意识即生态意识的接轨.资源匮乏、人类中心主义泛滥、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严重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像《泉水的歌唱》、《打猴》、《无鸟之城》、《豹子的最后舞蹈》一类作品的忧患意识超越了作家的个体精神层面,具有了为人类操心的生态意味；而《翻飞的燕子》、《窗上来了一窝蜂》之类作品用浪漫的笔调书写人与自然诗意相处的壮观图景,则高扬着生态的旗帜,在人与自然面前,传达出善待自然的意识、合理利用的意识以及和谐发展的意识,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视为人类无法回避的最基本、最急迫、最普及的基点与热点问题.贾平凹《库麦荣》将西方“环保”理念与东方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融为一体,分别从现实与理念的视角探索人类的理想发展,徐刚《21世纪不是梦》则向世人传递了一份凝缘而又厚重的生态环境变迁的真实信息：土地,发展的基础；森林,发展的福荫；流水,发展的源泉；物种,发展的伙伴；和谐,发展的精髓.

乡土文学书写中表现出的大地情怀、底层关怀与环保担当性,使乡土与生态并肩结缘,也使得乡土的生态性研究在现时代下更加富有意义.在文学和思想的浪涌里,做一个乡土作家就如同做一棵树,把根深扎于泥土,在时尚中也有怀疑、质询、盼顾,但在这风的吹动和梳理下,树依然把根深扎于泥土,惟有如此,才变得更加茂盛.不求“新”,但求“好”,乡土就是这样历经风雨,走过这百年沧桑的.

当我们用乡土的眼光俯视中国,进一步鸟瞰“地球村”时,何尝不是一个扩大的“乡土”!

责任编辑　尔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