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大多数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文学批评都被定义为一种依据某些标准（美学的或历史的）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判断的活动.罗吉福勒（ＲｏｇｅｒＦｏｗｌｅ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关于“批评”的解释认为,“分析”和“评价”是文学批评应严守的两个含义.①根据韦勒克所作的词源学的考察,希腊文中的“ｋｉｔéｓ”一词乃是批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的来源,该词在希腊时代意为“判断者”,而“含有‘文学的判断者’之意的‘ｋｒｉｔｉｃóｓ’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末.”②到１９世纪,法国的圣伯夫和英国的马休阿诺德强化了这种“判断者”的含义,他们通过对文学的审视和评判把文学批评推上了文学世界中的“法官”的地位.
不过在德国“批评”的命运与在英法大有不同.康德所用的“判断力”、“批判”等概念,完全没有“法官”式的含义.据韦勒克的考据,德国人用“文学科学”取代了“批评”这一术语,把对文学的分析评价抽象化为一种纯粹的理论或思想.而文学批评则沦为报刊上的“每日书评”一类的东西.③事实上,莱辛的《汉堡剧评》就很有“每日书评”的意味.在法国,圣伯夫之后的布伦蒂埃（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Ｂｒｕｎｅｔｉ－èｒｅ）把文学批评的原则拟定为判断、分类和解释,其文学审判官的职能更为突出.所以蒂博代说：“布伦蒂埃所倡导的职业批评帝国主义只是想把整个文学变成批评的附庸.”④蒂博代还不无讽刺地写道：“一位这样的批评家首先是一位评判者,他置于高椅之上,发表讲话,宣读声明,做出结论,颁布命令,奖励优异,并自得其乐.”⑤李维斯倒是颇合乎这种批评家的形象.
在法国结构主义者手中,文学批评不承担从高处审视和判断文学文本的职能了,因为对于结构主义来说,文学文本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现象,没有属性和价值的差异.所以弗朗索瓦多斯（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Ｄｏｓｓｅ）说：“在结构主义时期,文学批评家已经不再是替身,而是成了作家等”⑥罗吉福勒认为,这种以文学文本为语言结构之范例的“超批评”不属于文学批评.⑦
在韦勒克的眼中,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仍然是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鉴别和评价的一种活动.⑧虽然阐释学批评和解构批评力图打破意义中心论和意义客观论,但大多数文学批评还是在运用一定的标准对文学文本进行价值和属性的判断.在整个文学学术体系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之间存在着对象、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文学批评指向具体的文学现象,因而它不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指向当代文学现象,因而它不是文学史研究.但这里的差异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作为知识活动具有科学性质,它排斥一切先入之见,而文学批评则需要依据预设的标准进行“检验”活动.所以伏尔泰把职业的批评家视作“为检查送往市场的猪是否有病而设立了专门检查猪舌头的人一样”⑨.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文学理论犹如研究猪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一般特性,文学史研究犹如研究猪的进化史,它们都跟手执标准检查猪舌头的文学批评不同.
手执预设标准审判文学文本的属性和价值也没有什么害处.即使是普通的社会生活,也需要有法官、检察官对人们的行为实施规约性的裁量.鲁迅就把那种没有“圈子”的批评家称作“怪汉子”.无论文学批评家手中的预设标准出于何处（审美的、政治的、的等）,它总是一种权力的资源,显示了批评家所居有的检察官地位.
如果说“”时代文学批评的裁量权被极端化地运用了的话,那么,９０年代以来,在文化工业形成、知识分子转型、文学学术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分析”和“判断”活动的文学批评,其学科身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文学批评学科身份的危机首先表现在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先前曾有过的那种牵引思想论争的力量.在圣伯夫时代的法国、马休阿诺德时代的英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俄国,以及中国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批评都充当过思想论争的主角.清朝还出现过为评价《红楼梦》文人“几挥老拳”的事情.但是当前的思想论坛上,文学批评沦为了“小媳妇”,她无力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争宠,历史的重大责任被那些直接涉及国计民生的学科承担了去,躲在审美塔中的文学批评只有孤芳自赏的份.８０年代的美学热以及形式本体论的兴起带有强烈的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寻求精神解放的社会主题的内涵,而当前的学院派批评对理论原则和审美形式的强调以及对文化研究的抵制,则体现出一种浓浓的保卫体制化职业身份的味道.当一种人文领域中的思想活动失去了参与思想论争的权力而只能用来证明从业人员自身的社会地位的时候,要么是这种思想活动的学科存在方式出了问题,要么是它的存在本身出了问题.而文化批评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批看到了学科身份危机并企望寻求出路的学者们的创新之举.文学批评一旦指向支撑着现代人存在的文化现象,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就可能通过学科范围的扩张而获得提高.这也许比拼死划定文学批评的美学边界以保卫学科独立性要高明得多.
文学批评学科身份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批评的判断者身份的丧失.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的形成是以启蒙意识为前提的.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和知识的等级秩序认定了靠超凡的学识启迪众生的启蒙者的角色,在文学活动中,这个角色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而比他们更高的,即学识更其超凡以至于能对这些启蒙者进行启蒙的,便是批评家.但是在阐释学和解构论占据思想舞台主角的后现代文化中,启蒙褪色了,由启蒙设置的等级秩序也被大众文化摧垮了.在这个时代,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与读者谈话的人；同样批评文本的写作者也不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而是与文学家谈话的人.一个谈话人,凭什么拿自己的标准高高在上地评判谈话对象的高低优劣呢?别林斯基读到了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集》后给果戈理写了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一番“启蒙”式的评价,这导致果戈理后来无法完成《死魂灵》第二部.那时的文学批评有如此功效全赖于启蒙交给批评家的权杖,但这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出现了.非但作家们不把批评当事,甚至公众也不太相信批评家对作品的议论.既然文学批评的学科身分被定义为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判断,那么,在这种分析判断已丧失了被受判断者认可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学科身份也就必然遭人怀疑.
文学批评学科身份危机的第三个表现是文学批评作为知识型的混杂.正如张荣翼、李澜所阐述的那样,当代文艺研究的思想资源已由哲学、学转向了社会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⑩也正是因此,文学批评的知识型问题就冒了出来.其实文学批评隶属于哪种知识系统的问题从来就不曾明确过,只是在古典时代所有的知识都聚合在哲学的名下成其为一个整一性的庞大结构,文学批评从这个结构中分享着知识资源,因而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思想或知识的立足点.近代的美学也许解决了造型艺术理论的知识型问题,但美学至今也未能真正解释文学问题.进入２０世纪以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支点的空白使大批所谓“外在”学科知识侵入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蜂拥而至.于是文学批评变得“毫无自知之明”了.“克罗齐在１８９４年就曾抱怨说,‘文学批评’这一术语已经变得只是为一个共同的题材、即文学作品集合拢来的千差万别的智力活动的集合了.”[11]一种缺乏自有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智力活动,其学科身份的独立性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文化批评比传统的审美批评更具活力的原因,因为文化批评力图为批评提供一个文化学的知识型作为分析判断的支撑点,但文化批评至今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
文学批评学科身份危机的第四个表现是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的社会身份的混杂.蒂博代曾经总结过三种文学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12]在他的眼中,三种批评各有优劣.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种需要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来操作才能彰显其全部功能的知识活动,它自身的独立性又何在呢?如果说没有哪一种人能够完整地进行文学批评,那文学批评就是一桩缺乏职业基础的事情.文学批评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文学批评家,即使是大批评家如圣伯夫,也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谋生.现代西方的那些著名批评家,诸如戴维洛奇、希利斯米勒等,大都是大学教授,其谋生方式是教书.在中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大概以这三种人为主：一是大学或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二是报刊编辑；三是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的官员.就文学批评而言,这三种人都并未以之为职业.靠教学和研究吃饭的教授、研究员们倡导的学院派批评,力图把文学批评变成文学理论的附庸,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捍卫他们自９０年代以来靠学术体制化所获得的高雅身份（诸如《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类的书就十分值得玩味）；报刊编辑们的批评带有太多为写家们“卖书”作广告的痕迹；而政府官员的批评的主旨则在于宣传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三种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又为什么无法与这些异化的批评相抗衡呢?
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危机的最后一个表现是文学批评被用作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孙绍振先生曾对当前文学批评界的不正之风痛加指责,他描述了一种所谓“版面费评论”[13].但比这种“版面费批评”更为深刻地腐蚀着学人的自由意志的是学术体制化带来的“项目型批评”.学术体制化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塑造了一批“学究式人物”.美国学者保罗鲍威写道：“这些学究式的人物不仅不敢大胆批评将严肃知识当作‘理论’的做法,更退缩进他们的‘教学’、‘学者身份’中,退缩进最常见的‘管理’这种半雇佣的活动中,完全避开艰苦的工作,避开面对大众的知识领域以及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政治与文化问题.”[14]实际上这位学究式人物极善于在现行体制内立项、报项、制作和销售自己的批评项目.“这位‘批评家’将知识生活中的批判理性的价值、教育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降格为带个人喜好的消费主义美学：‘忍耐’和为回报而展开的竞争.”[15]那些谨守着高雅的诗性边界和审美塔的学院派批评,其背后动机总是摆脱不了学术体制化为学者们量身订制的社会身份,所以Ｆ杰姆逊说：“知识分子更应该警惕那种祈灵保佑式的如醉如痴的自我陶醉.”[16]在这种“自我陶醉”中,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遭遇了彻底的异化.“版面费批评”只是一种显性的腐败,而体制化下的谋利,却会给文学批评带来灭顶之灾.
当代文学批评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酷评”、“吹捧式评论”以及言不及物的纯学理式的“文论化”批评,其实这都是文学批评学科身份危机的症候.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文学批评学科身份的危机呢?
利奥塔在论述“宏大叙事”解体时曾谈及过“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在利奥塔看来,知识分子赖以作为社会生活的价值审判者的文化资本乃是由一整套普遍观念构成的准则,宏大叙事的解体也意味着这些准则的失效,于是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批判的武器.齐格蒙鲍曼进而用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身份的转型来说明这个问题.鲍曼认为,整一性知识的解体意味着靠掌握普适性知识获得立法者地位的知识分子转而变成各种专门知识的“阐释者”,继而成为技术专家.我们看到,作为文学价值和意义判断者的文学批评家,也正是因为掌握了文化生活中的普遍法则而得以成为文学的“立法者”.在知识分子身份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立法者身份渐趋解体,但文学批评的学科性质又要求批评者对文学的价值、意义作出裁决,这就必然造成文学批评学科身份的尴尬.失去了立法者的权力话语而又要进行审理判断,这样的批评只能是塔化的,它不可能引起普遍的社会反思.
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由立法者转型为技术专家是通过学术体制化来实现的.学术体制化要求学者以“术”代“学”,人文知识分子因此由思想者走向了“经营者”或“操作者”,他们不再在普遍价值的层面上对社会文化进行思索,而成了一些制作学术成果的“作坊主”.９０年代以来,经验学科的成就日渐大于理论学科,这实际上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份转移的表现.尤其是在大学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大幅度提高以后,人文学者们的身份意识急剧强化.文学批评学科性质所要求的那种批判精神逐渐被精细的审美分析所替代,因为精细的审美分析恰恰能够彰显高雅的学术文化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样指望文学批评引领思想论争呢?
审美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对立也加剧了文学批评学科身份的危机.８０年代,美学曾是倡导人道主义的激进型学科,而现在,审美主义日渐成为守望文学学术身份的策略.带有强烈的大众文化意味的文化批评开始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审美批评固然充满塔色调,但它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能较清楚地划定文学的边界.也就是说,审美批评能够以自成一体化的文学观念为文学批评确定对象和判断的准则.而文化批评固然锐意进取,但它却有扰乱文学边界的嫌疑.雷蒙威廉斯说：“我们不能将文学和艺术与其他的社会实践种类分离开来,以致于将文艺划属于十分独特的规律之中.”[17]这就有可能取消文学的独立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文学批评的终结.在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执中,文学批评作为学科的身份越来越摇摆不定了.
导致文学批评学科身份危机的因素还有文化工业的兴起.文化工业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运作文化,文学文本变成消费品,它的生产和销售机制把文学批评当作广告发布的平台,因而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异化成了图书推介.
注释：
①⑦[英]罗吉福勒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９页.第６０页.
②③⑧[11][美]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页,第３９―４３页,第４３页,第４２页.
④⑤⑨[12][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９页,第１０９页,第３３１页,,第３页.
⑥[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２０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编译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５８页.
⑩张荣翼、李澜：《文艺研究的思想转换问题》,《文艺争鸣》２００５年第六期.
[13]孙绍振：《文学评论及其话语的腐败》,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14][15][美]保罗鲍威：《文学批评在后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王逢振编：《２００２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迟庆立译,漓江出版社（桂林）,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４页,第６６页.
[16][美]Ｆ杰姆逊：《论“文化研究”》,载《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３６页.
[17][]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１９７３）,转引自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孟登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５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