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通过对二十年间重要文本批评实践著作的考察和梳理,总结和论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所呈现的三个总体特点,即阅读的反抗性、批评的建构性和方法的多样性；并试图以此证明,虽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舶来方法,其存在状态和所起作用与西方有很多迥异之处,但批评家们在文本实践过程中对这一批评所做的创造性运用,及其形成的特性和具有的意义都在告诉我们其在中国存在的确凿性和合法性.
关 键 词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合法性 实践 特点
作为外来批评方法,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遭遇的“意义与价值”质疑往往超过了其他批评模式.质疑焦点集中在其存在的合法性上,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要求女性权利、突出女性个体意识的政治意图强烈的批评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否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为本土文学批评发展带来新气象.笔者认为,对这个疑问最关键、最有说服力的回答,要看这一批评在大量的文本实践过程中,是否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和其他批评方法的“独特性”,是否为本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开启了新领域,以获得自己在本土的生存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总体特点的分析、把握,对上述质疑给以适当的回答.
一、阅读的反抗性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秉承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抗性阅读的特点,将性别视角始终贯穿于整个文本阅读中,革命性和反抗性一直作为基调体现于批评实践过程中.
首先,批评者对自身性别身份的体认出现在许多文本批评的论著中.比如李小江在《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中就说：“等在今天,一个女人要想真正做人,首先必须在人的含义中正视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刘思谦也表示：“奇怪自己写了十余年文学评论动不动便是人的发现和觉醒什么的,可是女性的发现、女性的觉醒在我的视区里竟是一个大盲点.”凡此种种,都说明批评者在进入文本之前,不仅意识到自己性别的存在,而且意识到“性别”视角会对文本审读产生不同的结果和影响,同时也意味着她们女性主义立场的确立.
其次,批评者在展开阅读时强调作者的女性身份.在诸多批评文本中批评者对强调作家女性身份的目的和意义做了论述.戴锦华把女性写作看作是对父权秩序的反抗颠覆和对女性自我的一种拯救和确立：“‘女性’
一词等历史地包含了一种对封建父系秩序的反阐释力,她自身就是反阐释的产物.等真正自觉的女作家则将女性性别视为一种精神立场,一种永不承诺秩序强加给个体或群体强制角色的立场,一种反秩序的、反异化的、反神秘的立场.”而李小江则从填补历史空白的角度指出其意义：“之所以打出‘妇女文学’的旗号,并不是要和传统文学传统分庭抗礼,而是试图召唤起一支新的文学队伍――妇女作家群,以女子特殊的生活体验和女性的创作风格,去有意识地丰富以男作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学.”以上论述都在强调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女性性别决定了其创作的独特社会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再次,批评者进入文本后,对其中的性别意识进行了执着的追寻和揭示.一方面是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揭示：在重读古往今来的男性文学经典过程中,以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为出发点,发现其所塑造女性形象的虚检测性和他者化,进而揭示传统文学文化中基于自身需求来形塑女性的男性中心意识.这一类的批评实践在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作品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等众多文本中均有集中体现；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意识的张扬：在阅读女性文学的过程中,将女性意识是否鲜明和突出作为考量女性文学、建构女性文学史的一个核心尺度,尤其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者对“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中那些真正具有女性独立意识和反男权意识的创作现象的甄别和赞扬,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者培养女性话语、创造女性文学史,进而达到颠覆男性权威话语,矫正女性文学边缘化存在的意图和努力.
所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整个阅读实践中所贯穿的女性视角,使其具有区别于其他批评模式的犀利的革新性和反抗性.
二、批评的建构性
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总体上都是以阐释女性文学、梳理女性文学传统为己任,不与传统批评发生正面交锋为特征,呈现出批评的建构性、建设性.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看家法宝和立身之本就是批判男权思想,这也是其批评构成的重要成分.这种批判主要表征为对文化中男权意识的揭露和批判,通过对男权文化正面的交手与斗争达到对社会生活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其政治诉求相当突出.而在中国,尽管早在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1989）一书的“绪论”部分,对男性文本歪曲女性形象及其男性中心主义本质就有相当的精彩分析和批判,但是这种批评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获得广大的市场.一直到1995年才出现以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陈顺馨的《“夏娃”与“圣母”――曹禺》及《“恶婆娘”与“好女儿”――赵树理》为代表的批评男权的文本,但由于没有构成大规模的写作行为,没有出现象《第二性》《性政治》等专司颠覆男性经典的有冲击力的著作,而使得其影响力远不如它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更偏重于对女性作家作品的批评.有数据表明,2000年至2002年上半年现当代文学领域女性主义批评的文章就有一千多篇,其中只有不到十篇的文章是针对男作家的本文,其余的全是对女作家文本与创作的研究.批评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寻找与男性文学有别的女性文学的特殊性来重新赋予其文学史地位,而非通过直接解构颠覆男性文学权威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存在.其目的指向是填补文学史的空白,纠正主流文学史的片面眼光,而非全面否定其存在.这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呈现出以建构性为主的特点,表现出了更多的“中和”色彩,格调也较明亮,而少了许多剑拔弩张的“味”,其政治意味并不如西方女性主义批评那样鲜明和强烈.女性主义在中国只是被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被运用于文本批评中,更注重通过考察女性创作的文学异质性突入文学史,使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较之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它更纯粹,更具有文化审美意味.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政治的消解表明了一种坚定的学术立场. 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女性问题在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独立的女权运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都是被包含在本民族的启蒙和救亡运动中；与之一道实现的,在此过程中男性启蒙者、革命者一直是女性群体砸碎封建礼制枷锁、物质上获得翻身和平等的精神向导和同壕战友.被意识形态灌输了长达四十年之久“平等”观念的女性,对这个曾经将她们解救出来的男性群体始终抱有恋恋不舍的情怀,“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仍然更重视自己与男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同盟关系”,很难从一个坚定的政治角度来提出反叛.这种立场态度强烈地影响和左右着女性主义批评者进入文本实践时对批评类型的倾向和选择,即倾向于阐释女性文学、梳理女性文学传统的“女性批评”类型,而相对避免与男性权威产生直接对抗的“女权批评”实践类型.因此,无形中就形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界通过政治性的淡化,强调学术性而谋求合法性的存在策略.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本土发展的一个基本特色.
三、方法的多样性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批评方法上总体表现出偏爱社会历史批评,而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多样化批评方法的特点.
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多数文本中,批评者往往结合作品来揣测作者的生平或通过作者的生平来考量作品,即偏爱用强调创作主客体价值同构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解读作品.新时期以来几部颇有影响的重要批评著作,如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林丹娅《当代女性文学史论》、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等,基本上仍处于对文本、人物与文化历史、社会现实进行互释的框架内.这一点在分析现代女作家创作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对丁玲创作的“阿毛”“梦坷”“莎菲”的分析,体现了批评者、创作者和女性形象三重声音共同交织成的一个关
于女性的“本文”,她们之间互相指认、互相印证,共同呈现了独特的女性存在.
这一特点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的批评者长期使用“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有关,更主要的是,这种批评方法能出色地体现基于“性别”之上的批评者、作者、形象三者在生命体验上的高度一致,使女性批评者得以穿透作家、作品、自我、世界的多维空间,进入女性文本的内核,阐释女性文本,洞开男性批评者所不能达致的视野盲区,发现一个“新世界”.当然这种批评方法容易将作品看作作家生平和思想意识的写照和演绎,把作家和人物简单等同的固有局限,也极易造成对文学作品本身艺术价值的忽略,不利于女性文学独特性的深入挖掘.
所以一些接受了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熏陶的批评者尝试将其他各种批评方法运用于实践操作之中.例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同时运用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等批评方
法,深刻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男权本质和现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变迁；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采用叙事学方法对男女性在叙事文学方面的差异做出详尽分析.对多样化批评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实践的单一和偏颇,丰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话语形式,为其提供了许多较为扎实而有说服力的论证.
同时,在具体文本实践中,中国的批评者还比较注重对西方理论的整体性把握,且能结合本土实际对其进行一定改造,在理论的运用上总体呈现功利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像“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这样两个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历时性关系的不同概念被共时性地运用于文本解读中.如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就是一个形态复杂的文本,既有从女性理论构建的角度对女性文学与西方文化等关系的探讨,同时也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既可以作为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来看待,同时又是具体的女性文学批评,使之很难用常规的史、论、批评去简单进行划分.这些都体现着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一种从整体上综合把握西方理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功利性和务实性.
此外,在批评实践中批评者们还往往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实际,对其理论和相关概念进行扬弃和改造,使其更适用于中国本土文本的解读.李小江的《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中指出西方“圣母――夏娃”式的女性形象批评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释读中国
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而提出“在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一更具本土特色的观点.戴锦华吸收了“镜像”原有的内涵,还发展出了“镜城”这一比喻,用来指涉具有中国特色的男权传统构建的文化城堡.当一种外来理论的基本概念获得新的解释并用以解释本土问题时,也意味着这一批评进入了本土化建构阶段.
以上不难看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二十年的文本实践中,从批评视角、批评类型、批评策略、批评方法和理论运用上所体现出的种种特点,都在共同表明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批评模式和批评流派在中国的逐渐成形和成熟,标志着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领域和一种具有强烈群体意识的学术思潮的初步形成,由此也证明着它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戴锦华：《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戴锦华：《镜城突围：女性电影文学》,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作 者：尹文涛,文学硕士,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学批评.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